一部“關于行走的書”(張建華)

《回到潘日魯德》，【俄羅斯】安德烈·沃洛斯著，人民文學出版社2015年3月第一版，46.00元

　　命途多舛的老人在一路的行走中懷著極大的耐心，向少年向導舍拉夫坎講述他充滿磨難的人生故事和對人類信仰的認知，并由此衍生出他的家族和中亞王朝更迭、民族興衰的歷史變遷，呈現了歷史的政治力量與族群的血緣力量交融的民間情景，這是一個文化人物的一次悲劇性的歷史行走。

　　距今1156年前，在中亞的沙漠與草原上誕生了一個偉大的波斯和塔吉克詩人與智者，他的名字叫扎法爾·魯達基(858－941)，對于塔吉克人和波斯人來說他毋庸置疑的文化地位相當于荷馬之于古希臘。久遠的歷史雖然已漸漸地將他的生命真實模糊、斑駁、失落了，但他的文化影響力卻依然強勁。如今，他的頭像印刻在了塔吉克的硬幣和郵票上，他的名字成了杜尚別中心大街、撒馬爾罕廣場和街道的名字。去年獲俄語布克文學獎的長篇小說《回到潘日魯德》讓我們結識了這位中亞歷史上的文化巨人。被歷史裹挾的這位文化名人的命運遭際在給讀者生成獨特的人生感悟、歷史感受和敘事感受的同時，還提供了對族群文明演進和對俄羅斯人當代生存的深刻思考。

　　小說是一部“關于行走的書”，一是說，小說的情節主線是年事已高、雙目失明的扎法爾被從布哈拉的牢獄中提出，發配到故鄉潘日魯德的行走記述，二是說，作家把主人公的人生經歷當作了一次離開家鄉，歷經磨難，最終回歸故土的生命旅行，三是說，扎法爾以研究伊斯蘭教義開始他的人生，卻在人類一切宗教的真諦中尋找著生命的歸宿，小說是尋找信仰的“真經”之行。命途多舛的老人在一路的行走中懷著極大的耐心，向少年向導舍拉夫坎講述他充滿磨難的人生故事和對人類信仰的認知，并由此衍生出他的家族和中亞王朝更迭、民族興衰的歷史變遷，呈現了歷史的政治力量與族群的血緣力量交融的民間情景，這是一個文化人物的一次悲劇性的歷史行走。俄羅斯文學中從來不缺少悲劇人物，但慘烈如扎法爾的還不多見。他從顯赫的貴族弟子淪為身無分文的乞丐，從宮廷寵幸的詩王變成被關進地牢的囚犯，直到被剜去雙眼，最后被逐出首府布哈拉，發配原籍�！痘氐脚巳蒸數隆肥且磺�悲歌，為讀者呈現出一幕幕中世紀觸目驚心的人的生存景觀和一個時代的歷史印象。作者通過對主人公堅守正義、抗拒封建統治者的邪惡殘暴而必然被裹卷和淹沒的命運的書寫，傳遞出充滿動蕩與憂憤，催人淚下的人生悲情。在這個耐人尋味的傳奇故事中，沃洛斯與其說營構了一個時代的對抗主題，莫如說展示了歷史進程中消逝的個體命運，人的一種偉大靈魂的被扼殺，表達了作家個人詩意的憂傷，他所熱愛的和虛構的大地——自然生存理想——在嘆息和痛楚中的斷裂。

　　在人的思想世界里，啟示的窗口從來都不會對凝望者關閉。在短短四周艱難的徒步旅程中，十七歲的舍拉夫坎對堅守真、善、愛、美的信仰的長老扎法爾經歷了由怨恨而同情，由尊敬而崇拜的過程，他的人生感悟與認知也由稚嫩而變得成熟�？瓷先�，是明眼的少年引領失明的老者扎法爾·魯達基前行，然而在人生、世相、歷史、宇宙的面前，少年卻顯得眼拙、混沌、無知、茫然，正是清澈、睿智、堅定、心亮的老者引領他在人生途中前行。眼明心不亮的少年懷著朝圣者的心理注視著失明的長老，為身后站著一個偉大的哲人哈吉而激動、慶幸。從任何一種意義上說，是老人的存在才使少年獲得了一個充滿靈性的生命背景。等他陪著扎法爾艱難地走進潘日魯德的時候，他才發現，陪伴的路成了一堂珍貴的人生之課，原來人生真實、完整的形態是那么坎坷、曲折，那中間雖然點綴著喜悅、快樂、成功、幸福，但更充滿了傷痛、失敗、迷途、苦難。多少年后，長大成人的舍拉夫坎重返潘日魯德，此時扎法爾已經故去，但引領的手臂仍存在，引領的果實已生成——“詩王墳頭上的蘋果樹已經開花”，人類偉大思想的翅羽永遠不會受時間和自然的阻隔，而會高高地翱翔。

　　歷史小說給予了作家獨特的創作資源和精神高度�？肆_齊說過，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由此，一切歷史小說自然也都是當代小說。固然，我無法將傳說化的歷史小說與俄國20－21世紀之交時代的變化相提并論，但作家的寫作動機、主題立場、敘事感受仍然不能不讓讀者將故事與當下的時代相連。作者以一種進入歷史的方式同時在進入現實，特別是當代人的情感現實，這是作家由當代社會情狀所引發的以歷史故事切入的思考。作者對歷史人物以及歷史事件的關注，更多并非出于重建歷史確鑿性的考量，而是運用歷史人物的資料進入他寫作所需的歷史情境，在充滿了個人化的歷史想象力中實現歷史與現實間的整體把握。沃洛斯將歷史生活拉進了今天的生活，也將今天的生活融進了以往的生活。他說，“我認為這部小說就是一部當代小說，我們的生活與發生在十世紀的生活沒有任何的不同”。他還在后記中說，“作者在對早就成為過去的往事進行重構時，竭力做到讓現代讀者信服，其遵循的第一原則便是現實性原則——一種最為寬泛意義上的現實性，即我以為，人類主要的情感、愿望、風尚在多少個世紀的歷史長河中是始終不變的”。恰是在人類的基本情感——親情、友情、恩情、家情、國情等，在人類應具有的基本品格——忠誠、誠信、自律、信仰等方面小說做出了傳統的，又是新世紀的藝術詮釋，表達了在各種力量角逐中錯綜復雜的生命經驗和情感經驗：無奈的，喜劇的，悲劇的；親情的，友誼的，代際的等等。這是在當代社會、當代人類中這些情感和品格似有淡漠、弱化的語境中作家情理糾結纏綿的結果。從這個意義上說，作家選擇了一個關乎人類性的命題，寄寓著他對人生苦難和人生命運的終極關懷。小說再一次告訴讀者，歷史小說并非是單純作為時代路口的歷史回顧而進入文學的，而是作為當代生活的一種象征的歷史情境來認知的。不同時期的歷史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與這些歷史時期相連的生活意識、生活風格及其所體現的人類情感。

　　沃洛斯以一種回歸傳統的民間化的敘事姿態，接續了新世紀俄羅斯小說的敘事世界。一方面，作家的小說追求一種回歸民間敘事的樸素無華。書寫沒有雕飾之痕，樸實、純真、高潔，一切都那么真實，如可觸摸。平鋪、流轉的文字把親情、友誼、人生、民族風情等寫得氣韻生動、意趣盎然，一草一木都是鄉土精神和民族文化的承載者和化身。而且小說采取的是一種正面的、積極的、溫暖的姿態，用建設性的眼光和一顆灼熱的心來呼喚真誠、善良、美麗。另一方面，他又十分追求小說敘事的本源動力——傳說。作家說，“我對他(扎法爾——筆者注)的命運的詮釋不是歷史的，而是傳說的”。作家在史料和傳說的基礎上，將民間紀實與小說虛構相結合，注重敘事的民間原生狀態，以深刻的生命體驗和巨大的想象力，再現了扎法爾孤獨、寂寞、痛苦的生命和人生歷程，揭示了他所忠誠的包括多神教、伊斯蘭教、基督教、佛教在內的人類共同信仰——真善美愛，以生動具體的生命細節的展示，讓魯達基這一中亞民族的詩人和哲人形象，偉岸而又世俗，精神而又肉體地矗立在21世紀的俄羅斯人和世界面前。

　　近幾年，俄羅斯文學少卻了喧囂、鬧猛，顯得更加沉靜了。沃洛斯在《回到潘日魯德》中不僅表現出了俄羅斯作家對小說文學性和思想性的新的追求，而且他的寫作中有了與這個年代的特殊關系：經典文學與時尚寫作的關系。小說對人物命運、情感、內心世界的描寫顯然遠離時尚趣味，對歷史的藝術詮釋也延續了經典的現實主義精神：家國情懷，身世之嘆。但是，小說的敘事明顯給了我“新時尚”的感覺。其一，與不少獲俄語布克獎的作品不同，作家沒有走“宏大題材”“宏大主題”的路數，卻選擇了日常性、民間性、故事性的敘事策略。他正是在這三性中發掘生活與歷史的本義和本質。其二，作家沒有在文學的隱喻意象上迂腐地用力，沒有臉譜化，沒有蓄意做“陌生化”“奇幻化”的表達。在已經習慣于隱喻思維和意象思維的當代文學的讀者面前，小說的閱讀顯得格外輕松、順暢、舒服、愉悅，更能與讀者的情感同律。其三，小說的敘事框架十分考究。小說的情節延展與民族的歷史文化敘事采取了獨特的處理方式。前者是主干，后者是枝杈。從篇幅而言，后者的空間甚至比前者更為宏闊、茂密，如同一棵大樹一樣，而從思想意蘊上來看，歷史文化的茂密枝杈顯然是為人的命運、人性、靈魂的主干滋養的。閱讀會帶給讀者一種深切、綿遠而又厚重的愉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