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有一代之學問(于殿利)

　　這些曾經對于過往學術傳統的創新與突破，要以另一種“經典”的方式被甄選被整理被繼承，這是學術與思想的進步，也是一種傳承 　　　 　　蔡華偉制圖

　　近一個世紀以來，商務印書館孜孜不倦地出版的“漢譯世界學術名著叢書”，為中國現代化思想的推進提供了寶貴的思想資源，尤其為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社會發展提供了難得的精神食糧。然而，僅有“漢譯世界學術名著叢書”是不夠的，我們一直致力于出版一套能夠體現中國本土百多年來學術積累、文明思想的叢書。從2010年起陸續推出的“中華現代學術名著叢書”，計劃完成300余種學術名著經典的編校出版，推動中國現代學術進一步“經典化”的進程。

　　今年，商務印書館完成了“中華現代學術名著叢書”(第四輯)的出版工作，30種名著涵蓋了文學、歷史、哲學、宗教學、經濟學、法學、政治學、教育學等多個領域。精心校訂了陳登原的《中國文化史》、梁啟超的《佛學研究十八篇》、雷海宗的《中國文化與中國的兵》等；重新整合了胡適的《中國舊小說考證》、晏陽初的《平民教育與鄉村建設運動》等。在每一本書的書后，我們也延續了此前的一貫做法，附加了作者的學術年表和當代名家的導讀文章，保留下許多極為珍貴的史料，也對經典著作做了最符合當下眼光的專業解讀。希望新一輯的叢書能夠將更多前輩的研究和智慧，帶到讀者面前，成為學問與思考的基石。

　　這些名著顯示出學術創新、思想創新、文化創新的強大力量

　　在中國的傳統里，學問之道常被寄以宏愿深望，甚至擔負著興亡的重任。張之洞曾經說過：“世運之明晦，人才之盛衰，其表在政，其里在學�！倍�在學脈的延續中，“經典”對于學術的推進，意義非凡。它們是學問的沉淀，也是未來的肇端，這也是幾千年來無論是學問家還是出版者都投入大量精力、物力，投身于經典整理工作中的用意所在。

　　中華現代學術之所以成為學界、出版界關注的焦點，在于那是一段在“千年未有之大變局”的背景下展開的學術歷程。晚清以來，伴隨著國勢的衰敗，傳統的學問也受到了極大的沖擊，成為當時學人反思的對象。西方學術思想被系統地引入，傳統經史子集的知識體系被打破，文學、歷史、哲學、政治學、經濟學、法學等現代學科體系得以建立，考古學、社會學、教育學、心理學等新興學科也被不斷引入，中國學術經歷了從傳統到現代的嬗變。在各種學術思想、學術流派的交鋒中，中華現代學術得以不斷前行，以章太炎、梁啟超、王國維、蔡元培、胡適、魯迅等人為先聲，涌現了一代代引領風騷的學界泰斗，留下了舉世矚目的學術研究成果。

　　在中西文化的相互激蕩之下，中華大地集中爆發出學術創新、思想創新、文化創新的強大力量。比如馬建忠的《馬氏文通》，第一次使用了現代語言學理論來研究中國語法，在我國語言學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又如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被視為中國哲學史學科創立的標志；再如吳文藻的“社會學中國化”系列文章，為社會學在中國扎根奠定了堅實的基礎。這些經典著作，充分體現了現代學術精神，不僅與中國古代學術成就先后輝映，更指向了未來中華學術發展的趨勢與途徑。

　　如今，這些曾經對于過往學術傳統的創新與突破，要以另一種“經典”的方式被甄選、被整理、被繼承，這是學術與思想的進步，也是一種傳承。而在這種傳遞中，我們又必須意識到，所謂“一代有一代之學問”，那些代表了嶄新的眼光、理論、框架、體系的學問，是我們今天重新梳理百年學術時尤其需要留意，需要充分展示的。在叢書中，我們列入了大量的開山之作、扛鼎之著，如《國故論衡》(章太炎)、《王國維文學論著三種》、《談藝錄》(錢鍾書)、《國史大綱》(錢穆)、《中國哲學史大綱》(胡適)等等。這些具有“現代”因子的學術經典，更能讓我們意識到時代思想的“新意”之處，也更激勵我們今天治學應以更新的思考貢獻于世人。

　　在“中華現代學術名著叢書”第四輯中，我們特意納入了中國學者的英文著作，以中文版與英文版同時推出的方式，展示百年來中國學人在面向西方學界時的著述面貌。比如冀朝鼎的《中國歷史上的基本經濟區》、郭秉文的《中國教育制度沿革史》以及方顯廷的《中國之棉紡織業》。

　　在這三位中，特別介紹一下郭秉文。他曾是商務印書館的同仁，他的《中國教育制度沿革史》是第一本以非中國傳統視角，用英文介紹中國教育體制沿革的著作，以中國人的立場向英語世界的讀者系統清晰地梳理了中國教育的歷史變遷。這三部“中國”著作在當時的西方學界深有影響，是在一片“西學”的潮流中，發出了屬于中國的聲音，因此值得特別的記錄，也會在我們的“中華現代學術名著叢書”的書目中為他們留下特別的位置。

　　中國現代學術在很大程度上滋養了中國模式與中國道路

　　中國模式和中國道路已經被西方社會和學界認可，但其具體的思想和文化根源有待進一步梳理和挖掘。中國政治社會百年的現代化進程，與中國現代學術百年探索相同步，可以說，中國現代學術在很大程度上滋養了中國模式與中國道路。

　　故而，我們談“中華現代學術”，不僅要講其“現代”的一面，更要談談“中華”的一面。過去曾以“轉向西方”來概述這一百年的學術嬗變，以“西方”等同于“現代”來為學術演進樹立標準，在今天看來，這樣的說法是不夠準確甚至是偏頗的。在梳理整個百年學脈的過程中，我們深切感受到，隨著門戶乍開的沖擊過去之后，中華學術在全面接觸西方學術，并與之強烈碰撞之后，更多更優秀的學者開始日益關注中國自身的傳統，并開始嘗試解釋、挖掘甚至是利用中國本土的社會形態和思想資源。

　　過去的百年是中國轉型的關鍵時期，學術轉型體現出的是社會的大轉型�！爸腥A現代學術名著叢書”中不少著作都在討論這樣一個問題：如何認識傳統中國，如何建構現代社會。在這種討論中，“傳統中國”有時候是對象，有時候是經驗，有時候甚至成為借鑒。如經濟學家王亞南在《中國官僚政治研究》一書中，便以現代知識眼光對中國的“官僚政治”進行了系統梳理分析。社會學家吳景超在《第四種國家的出路》一書中，提出了適宜于中國的發展道路。社會學家瞿同祖的《中國法律與中國社會》則是一部真正立足于中國社會的法學著作。這些著作都是學術本土化之后的經典，在今天具有更為深遠的傳播價值。

　　更值得注意的是，在這百年的學術轉型期，許多受過系統、完整的西方學科訓練，接受過西方名師指點，并且在西方社會生活多年的學者，卻往往更愿意回過頭來，從我們自己的文化脈絡中尋找獨特的思想資源。那些最頂尖、最具有影響力、最能持久傳播的學術經典，往往蘊含著更多“本土”的色彩。這一點，在陳寅恪、錢鍾書、費孝通、潘光旦等學者身上都有極為鮮明的體現。

　　以上種種，都使得我們更進一步去重新審視近現代以來的“西方與中國”“傳統與現代”的關系，而這也是我們重新整理、出版這套叢書的根本宗旨。我們所希望的，是通過全面梳理百年來中國學術的演進，來審視這段中西、古今文化轉型的“歷史三峽”，以便于我們更準確地看待外部的沖擊與影響，更充分地挖掘我們自身的學術源流與底蘊。

　　通過出版百年積累的學術經典，我們希望能夠重新返回到那個中西文化碰撞的現場，去探究數代學人在潮流激蕩中的所思所想，其中必然閃耀著屬于中華文化的獨特光芒。

　　商務印書館致力于把“中華現代學術名著叢書”打造為中國學術出版的一大經典，與“漢譯世界學術名著叢書”相輝映，并希望能借由這些作品，向海外學界介紹中華現代學術的優秀成果，為中國乃至東方的學術、文化和思想在世界范圍內贏得其應有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