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讀《新青年》:陳獨秀曾提推倒“陳腐的古典文學”(孫郁)

　　編者按

　　1915年9月15日《青年雜志》(1916年更名為《新青年》)在上海創刊，陳獨秀任主編﹐由上海群益書社印行(月刊)。當時人們沒有料到，這份雜志的問世竟改寫了文化的地圖，成為新文化運動興起的標志。恰逢《新青年》創刊100周年之際，本報特推出《重讀》欄目，陸續刊登系列文章。今天的開篇之作是文學評論家、散文家孫郁老師的文章，從文章學的角度回顧了《新青年》上當年那場著名的論爭。

　　100年前，陳獨秀在上海創辦了《青年雜志》，后易名《新青年》。當時的人沒有料到，這份雜志的問世竟改寫了文化的地圖。如今翻看其間的文字，依然能夠感到內發的熱度。

　　第一期陣容可觀，陳獨秀翻譯了法國作家馬克斯·歐瑞的隨筆，討論女性的問題。中國傳統文化里邊，是缺乏個人的，對女性并不尊重，兒童的教育也一片空白。陳獨秀借此文想引起國人內省。他還翻譯了美國的國歌，很古樸：“愛吾土兮自由鄉，祖宗之所埋骨，先民之所夸張，頌聲作兮邦家光。群山之隈相低昂，自由之歌聲抑揚�！弊g作騷體意味頗濃，留下的是舊式文人的積習。以舊文法表達新思想，也是順理成章的事。雜志不久就顯示出自己特別的文風，所推介的文章很有世界的眼光，薛琪瑛女士翻譯的劇本，劉叔雅翻譯的哲學、科學的文章，胡適所介紹的歐洲的短篇小說，周作人介紹的日本文化，劉半農對洋人詩歌的轉述，馬君武的西洋思想的推介等等，都有春風撲面的新鮮感。

　　胡適是《新青年》的主力作者之一。他的文字單純，多見新思。那時候他和朋友們在討論文學現象，發現中國人的表達出現了問題。青年胡適是實驗主義信徒，主張懷疑，慎談信仰。這樣的理念，與形而上學不同，乃中國文人最缺失的所在。但陳獨秀與之正好相反，所奉的是法國大革命以來的激進思想，先驗的東西是凝重的。胡適思考文學規律，不是從義理入手，而是著眼于文章學的經脈。他留學時候之所以考慮白話文的問題，與翻譯有關。英語譯成漢語的時候，是文言文好呢，還是白話文更佳？西洋辭章里的概念，古語里沒有，如何放置？西洋人寫文章，很少用典，附會先人的詞語亦稀，我們何以不如此？他與友人通信討論白話文與新文者的寫作，恰是實用精神的體現。

　　胡適*《文學改良芻議》*八不主義

　　1917年，陳獨秀推出了胡適的《文學改良芻議》，新文章的理念便有了標志性的表達。這文章的出現，主要是不滿于流行的觀念。因為舊式的表達多有偽飾地方，還不能算是現代意義上的文學。胡適的《文學改良芻議》，是文章學層面的東西，不涉及意識形態的問題，但背后有一種哲學的影子。民初的南社、鴛鴦蝴蝶派、留學生寫作，在文章學方面已經為胡適提供了許多資源。他覺得主要問題是，話語邏輯不屬于現代人的，應從文言進入到白話，順暢地表達現代人的感覺。古文的問題，主要是把自由感放棄了。

　　他談到八不主義，都是文章學方面的話題。首先是須言之有物；第二，不模仿古人；第三是須講求文法；第四，不作無病之呻吟；第五，務去濫調套語；第六，不用典；第七，不講對仗；第八，不避俗字俗語。我覺得這個分類有些問題�！绊氀灾�有物和不作無病之呻吟”，這是可以合并的。這些看法是針對酸腐的古文而來的，當時八股化很嚴重的應用文，已經把文人的思想污染了。胡適要拯救漢語的書寫，看得出有很大的雄心。

　　八不主義的背后，其實是歷史的觀念的外化。他在《歷史的文學觀念論》里說：“一時代有一時代之文學。此時代與彼時代之間，雖皆有承前啟后之關系，而決不容完全抄襲；其完全抄襲者，決不成為真文學”。這樣的話，王國維也說過，都是史家的感覺。胡適覺得古文濫調不行，文章是應當心口一致。白話從談話開始，強調談話風的重要。引進聊天語言，因為這個語言里邊有生命的溫度在里，它是從血液里流淌出來的，而不是因文造情，假的東西。

　　《文學改良芻議》其實是一種把文學作為工具來看，后來有不少人批評他。錢鍾書就諷刺他的功底還不及林紓，汪曾祺的微詞就更多了。汪先生專門批評過《文學改良芻議》，他在耶魯大學演講里說，所謂八不主義是把文學當成工具，文言文有缺點是毫無疑問的，可是文言文的美，胡適不幸的遺漏掉了。汪先生的演講，很有分量。當時八十年代的中國文學，正處在一個要起飛轉型的時期，可是作家都沒有能力在自己的作品里用母語來表達豐富的生活，他們的語言過于干枯，單調得很。白話文被單純化時，漢語內在審美的機制被抑制了，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胡適在提倡白話文的時候，還沒有意識到白話文自身的限度。

　　當胡適把語言簡單理解為工具的時候，就不能夠發現我們漢語言里邊內在的潛質，這是他的問題。這個思路延伸下來，會誤入歧途，被形式主義所囿。語言也是內容，完全把形式和內容區別開來，可能存在盲區，就把其復雜性簡化了。王國維比他高明的地方在于，從境界說來談文學的好壞，文學的高低取決于人格與審美的境界。詞語都是隨著人的精神而流動的，胡適的審美意識，被進化論的意圖倫理所左右，自然不能搔到問題的癢處。

　　陳獨秀*《文學革命論》*三大主義

　　與胡適不同的陳獨秀，走的路更為極端。他覺得還不能停留于此，胡適的根底還是改良主義，不如革命為好。于是拋出《文學革命論》。文章有一種狂士之風，那種洞世的目光在筆端閃閃發光。這樣的文字今人也不易寫出來，大有舍我其誰也的氣象。文章對中國文學史微縮的一個判斷，把它微縮到一個畫面里面，很有沖擊力。

　　他不滿于魏晉以來雕琢阿諛的鋪張文學，提出了三大主義：第一，推倒雕琢的阿諛的貴族文學，建立平易的抒情的國民文學；第二是推倒陳腐的鋪張的古典文學，建設新鮮的立誠的寫實文學；第三是要推倒迂晦的艱澀的山林文學，建立明了的通俗的社會文學。

　　三大主義自有其道理，文學社會化，文學承載著一種社會的責任，這是毫無疑問的。我覺得直到今天我們也需要這樣的文學。但文學有時候就是個人的，越是個人的可能越是社會的，文學的形態頗為復雜，它具有無限種可能。鴛鴦蝴蝶派是一種可能，南社文人的寫作也是一種可能，陳獨秀、胡適也是一種可能。陳獨秀以自己的價值強加到別人的頭上，似乎就有一點霸道的意味。他的獨斷主義的口氣，在后來的文化里被放大，負面的效應也不可小視。

　　錢玄同*朱希祖*劉半農*傅斯年

　　呼應陳氏文章的多是北京大學的教授，許多章太炎的弟子都參與其間。錢玄同、朱希祖等都為之擊掌。劉半農、沈尹默、李大釗等人也加入進來。這里，錢玄同最為熱情，對舊文學大罵不已，頗為沖動，有些甚至過于偏頗。他在《贊文藝改良附論中國文學之分期》《反對用典及其他》《論白話小說》等文中，不斷抨擊舊的文學。在《反對用典及其他》中說：

　　弟以為古代文學，最為樸實真摯。始壞于東漢，以其浮詞多而真意少。弊盛于齊梁，以其漸多用典也。唐宋四六，除用典外，別無他事，實為文學“燕山外史”中最為下劣者。至于近世《聊齋志異》《淞隱慢錄》諸書，直可為全篇不通。

　　這樣的話，顯然過激。倒是朱希祖這樣的人說話平和。他寫過一篇文章，認為白話文就像我們穿的普通的大褂，文言文是綾羅綢緞。朱先生很有意思的一個人，他慨嘆做文言文字句只能含蓄，難于直說。古字造句等都非常的簡短，句語也有神秘的色彩，也有燈謎式的，也有像歇后語似的，嬌柔做作，一副假腔，如同游戲，戴了假面具一樣。他說白話文就是把真的面目完全暴露出來，一覽無余了。

　　胡適談論此類問題，還比較含蓄，鋒芒是內斂，他許多沒有說出的話，倒是被劉半農所言及了：

　　現在已成假詩世界。其專講聲調格律，拘執著幾平幾仄方可成句，或引古證今，以為必如何如何始能對得工巧的，這種人我實在沒有功夫同他說話。其能脫卻這窠臼，而專在性情上用功夫的，也大多走錯了路頭。如明明是貪名受利的荒傖，卻偏喜做山林村野的詩。明明是自己沒甚本領，卻偏喜大發牢騷，似乎這世界害了他什么。明明是處于青年有為的地位，卻偏喜寫些頹唐老境。明明是感情淡薄，卻偏喜作出許多極懇摯的“懷舊”或“送別”詩來……康有為作《開歲忽六十》一詩，長至二百五十韻，自以為前無古人，報紙雜志，傳載極廣。據我看來，即置字句不通，押韻之牽強于不問，單就全詩命意而論，亦恍如此老已經死了，兒女們替他發了通哀啟。又如鄉下大姑娘進了城，回家向大伯小叔擺闊。胡適之先生說，仿古文章，便做到極好，亦不過在古物院中添上幾件“逼真贗鼎”。我說此等沒有價值詩，尚無進古院資格，只合拋在垃圾桶里。(《詩與小說精神上之革新》，載《新青年》三卷五號)

　　類似的觀點，在青年學子那里也被普遍所認可。傅斯年在《新青年》第四卷第四號著文《中國學術思想界之基本誤謬》中說：

　　中國文人，每置文章根本之義于不論，但求之于語言文字之末。又不肯以切合人情之法求之，但出之以吊詭，駢文之澀晦者，聲韻神情，更與和尚所誦偈辭咒語，全無分別。為碑志者，末綴四言韻語。為贊頌者亦然。其四言之作法，直可謂偈辭咒語，異曲同工。又如當今某大名士之文，好為駢體，四字成言，字艱意晦，生趣消乏，真偈咒語之上選也。

　　談話風*新民體*五四風

　　如何建立新文章的理路，人們進行了有趣的探索。其中胡適的功莫大焉。五四以來的文學注入了新風，那是敘述主體的位移所致，有學者將此定位于“談話風”的建立。從《新青年》諸人那里看到美文內在的玄機，認為眾人的筆觸是心口如一的外現。胡適的筆意里有“一清如水”的味道，散文里的“即興”與“賦得”的差異，都與心口是否一致有關�！罢勗掞L”并非一般口語的流瀉，而是內在修養的自然表達。用張中行的話說，好的文章均非用力可為，聊天式的表達親切而有內力。這樣的文風，現在得之者真的不多。它其實也是“心之文”的一種體現。

　　遙想孔老夫子當年留下的文字，也是談話的片斷。那些精彩的詞句，都非正襟危坐的產物，而是心性自然的流露。儒家本來有敬的精神，那是心理神圣的存在。只言片語即可達成。但后來的儒生不是這樣，把思想搞得一本正經，灑脫不見了。幾千年來的文人在一個套子里模仿孔子，卻沒有孔子周旋于塵世的自如無偽的樣子。尋道而失道，思想自然也就不會表達了。

　　在中國這樣一個載道傳統很盛的國度，文章裝模作樣者多多，獨與性靈與生命的本真無關。魯迅《阿Q正傳》開篇就是聊天，似乎漫無所致，但機智幽默，其智性豈是常人可以得之？胡適的《白話文學史》，用的也是談話體，本真，自然，深入淺出，閱之頗有意思。周作人則是另一個樣子，其筆調散漫、平實，如淡淡的茶，背后有久久的余味。這時候你會感到文如其人，連作者的聲音、表情似乎都可看到。

　　劉緒源先生說：

　　“談話風”不僅是最為透明的，同時也是最為綜合的，它不讓你只專注于某一項，而要讓小說的、詩的，理論的種種要素全部融入“自己的性情里”，也就是一種全人格的表達，亦即前人談到“文人傳統”時所說“以完整的個人，對應較為完整的文化”，達到了這一步者，才能寫出上好的“談話風”。同理，也只有達到這一步，創作生命才有可能綿延不絕。

　　這個看法，周作人在文章里也表達過，可說是“言志”觀念的體現。周作人曾有感于文風的沉沒與墮落，自感載道文學的悖謬。在他看來，那些夸張的言理的文字，多有問題。韓愈式的布道，裝出的樣子是滑稽可笑的。儒家好的文章不多，倒是那些不得志者的游戲文字說出世間的道理來。周作人談散文傳統，對明末頗有興趣，而晚清可心者卻數目寥寥。

　　劉緒源注意到，周氏兄弟在文章中不太談梁啟超的文章，其間大有深意。晚清的文章最漂亮者，屬梁啟超無疑。周氏兄弟自然也受到一些輻射。但是他們對梁氏“新民體”的拒絕，大概與基本審美理念有別而言�；蛘哒f，新的白話文學的魅力在于，它在根本的層面，脫離了梁啟超的“道之文”的窠臼。這個看法，是啟人心智的。新舊之變的真意或許是在這里。

　　晚清是眾聲喧嘩的時代。自從“新民體”出現，中國文壇文風大變，但那些轟動一時的文章不過還是韓愈體的再版。一些學者注意到后來的白話文在根底上與其不同所在，說的是確切之論。發表宏論，氣勢如虹，其佳處是有偉岸的力度在，但易流入浮華是自然的了。劉緒源《今文淵源》說“新民體”是五四新文學的對立面，也并非沒有道理。這是白話文流變的隱秘，過去很少有人提及，它的內在性因素，真的可以深究。

　　“新民體”后來被五四風代替，仿佛沒有多少過渡，一晃就過去了。我猜想這原因一是其銜接的是韓愈式的邏輯，還是道統里的血液，泛著歷史的舊魂，與今人的生命感覺相去甚遠。二是五四有六朝以來的溪流在的，加之英法日諸國的文章的輻射，遂有知識而含性靈，本我的意識緩緩地流溢。這是更個人化的美文，士大夫之流畢竟與之頗有距離。周氏兄弟的筆下，野史的力量和西學的力量都有，天然地混雜于生命之中。至于胡適的文章，乃明儒與近代實驗主義信仰者的匯聚，系平和的文化的遺風，正與今人的好惡接近。大凡遠離道統的文章，都可見出深切的隱喻。白話文的勝利，其實就是自由意志的勝利。古老的幽魂是不及現代性的潮流那么激越人的內心，新式的表達很快被世人接受，是自然的。

　　今天看五四前后的白話文，像剛脫了長袍的人的漫步，隨和自然多了，行走間已沒了框子，松弛有度、急緩相間，歌之舞之而無禁區。那些文人自由地談吐，任意東西，語體散著古老的幽思和山林的氣息。日常性與神秘性都有，文章的格局大不同于過去了。老式的白話文都是市井里的風景，而新文化運動帶來西洋的流彩，也喚回了遠古的美的靈思。文人介入到大眾的表達里，又糅合著現代性的情懷，便有了新文學的誕生。這在中國，實在是一種表達的勝利。那個時代的人與文，今天回味起來，頗多趣處，其自由無偽的神態，我們審之、思之，不能不深感懷念的。

　　孫郁：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院長。20世紀70年代開始文學創作，80年代起轉入文學批評和研究，長期從事魯迅和現當代文學研究�！遏斞秆芯吭驴�》主編，《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副主編。主要著作有《革命時代的士大夫——汪曾祺閑錄》、《魯迅憂思錄》、《魯迅與周作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