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與史之間的傳記文學(馬李文博)

——以《馮白駒和他的戰友們》為例

　　文與史的結合，傳記文學的合理性

　　傳記文學能不能虛構，這是一個爭論已久的問題。司馬遷寫《史記》的體例是中國史書紀傳體的濫觴， 《史記》以人物為主，不乏虛構與心理的描寫。以《項羽本紀》為例，“赤泉侯為騎將，追項王，項王瞋目而叱之，赤泉侯人馬俱驚，辟易數里。 ”赤泉侯受到驚嚇，而退避幾里之遠，顯然是一句夸張的描寫，可是讀者讀來卻覺得合情合理。文學描寫的往往是一次不可返回到現實去審視的“巧合” ，而對話是最難復制事實的，因為可能只有兩三人在場。不止項羽在烏江邊說的話，《項羽本紀》的故事中，所有的對話都像是司馬遷在談話者身旁傾聽到的，又或是當時有人原原本本將話傳了出來，并傳到了司馬遷那里。事實上，司馬遷并沒有聽見所有談話，可如果沒有這些虛構的對話，讀者就不能如現在這樣身臨其境、像走在一條條花園的歧路一般，一路風景煞是好看。讀者之所以感到《項羽本紀》故事精彩，主要是由于個性化的對話，并且司馬遷還用對話刻畫了項羽、劉邦、項梁、項籍、樊噲等人決定歷史走向的最關鍵時刻的性格，所謂史家之絕唱，即司馬遷對人物的高超想象和個人理解與史的完美結合。前蘇聯新聞記者、作家波列伏依的觀點代表了報告文學禁止任何虛構的一派，但他曾這樣說：“如果你要描寫女主人公的眼睛了，可惜當你收集材料的時候，忘記了留心她的眼睛是怎樣的顏色，這也是個問題，因為，雖然不寫眼睛的顏色也過得去，但是對于人物形象的鮮明，有時候卻是有妨礙的。 ”這說明，選擇是否描寫眼睛的顏色才是一個作家最重要的工作，如果認為此時此刻描寫眼睛的顏色是不可或缺的，并且寫出來感覺是合情合理的，那么就寫。所以，傳記文學的夸張、虛構和真實均為作者合理的選擇所統領。在這種要求下，雖然作者對于日后供選擇的參考資料的觀察和掌握應該是全面的并且是如實的，但在行文中作者往往以藝術的真實、心理的真實超越客觀的真實來進行創作。

　　《馮白駒和他的戰友們》的作者李福順和楚軍紅用四年的時間完成寫作，其間走訪了健在的革命老人、英烈后代，深入海南島追尋馮白駒和他戰友們的足跡。2015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暨中國抗日戰爭勝利70周年，用傳記文學的形式揭秘海南島抗日和解放的這段歷史，展示海南人民對于信仰之美和崇高之美的追求，有相當的教育意義。馮白駒是瓊崖(海南)革命武裝和根據地的創建人，馮白駒領導的瓊崖武裝斗爭在極艱難的條件下“23年紅旗不倒” ，評論家李準評價道，這本書是第一次真實、完整、系統、藝術地呈現以馮白駒為代表的瓊崖革命先驅領導海南人民革命斗爭的23年的歷史。這說明兩位作者對于史料下得功夫很足，才使得這部傳記從實際出發，使得龐大的故事擁有清晰的結構。李準認為，書中所描寫的“紅色娘子軍”的故事，是文藝作品中少見的能把這段歷史還原得如此準確而且生動。作者致力于把歷史事實以及人物的革命情感和生命體驗講清楚，這種以史為主的寫法在當前不少傳記作品胡編亂造、水分多的情況下顯得尤為可貴。李準對于傳記文學的文學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指出《馮》一書的動作性強，但在善于合理想象、刻畫人物形象和描寫細節等方面還有提升的空間。也就是說作者在史實的基礎上還應注入個人的判斷進行創作，虛構對話、夸張細節和運用真實的素材都應是傳記文學作者兵器庫里的兵器�；蛟S是因為前所未見的史料僅是寫出來對作者和讀者來說已經足夠有吸引力，面對豐富的材料也增加了作者進行摘選和文學化加工的難度。

　　結構群像與刻畫人物

　　傳記的內容無論是真實的還是想象的，作者都要進行謀篇布局，也就是講故事的方式，而不能事無巨細。馮白駒和他的戰友、人物性格和事件、漢族和以黎苗人民為代表的少數民族、歷史和邏輯，怎樣對四組關系分別予以呈現以及結構， 《馮白駒和他的戰友們》作出了有力的探索。 《馮》在開頭講述馮白駒的出身和成長、結尾的解放海南島以及抗日最艱苦也是最關鍵的時期，都是以馮白駒為主。當寫其他人物時，兼顧馮白駒，故事相互間在時間點上有交叉，但故事內部的時間進程在不斷往前推進。 《馮》隨著歷史的前進穿插疊加人物，以人帶事，以人帶史，并且把歷史事件放在歷史觀和作者的邏輯中，這樣才能把主次人物涉及的事件揉碎再捏合起來，共同指向23年革命真實的歷史進程。

　　揚州大學的孫德喜教授從傳記文學敘事學的視角觀察《馮》一書，認為其結構主次人物的方法深受《水滸傳》影響。 《水滸傳》以宋江為中心點寫出了梁山泊108將，既突出刻畫領導層人物，同時用大量篇幅分別描寫許多將領從社會底層被逼上梁山的過程，敘述脈絡分中有合、合中有分。 《馮》以隱喻手法肯定主要人物在歷史中的意義，并不時突出了群眾對核心的信任。在展示馮白駒的人生奮斗歷程之外，群體如華僑回鄉服務團、底層的士兵、娘子軍、黎苗人民，個體如王文明、馬白山、李振亞、劉秋菊，不同層次的人物均各自成章、叢生枝蔓。孫德喜說：“十七年革命英雄傳奇敘事的傳統是將人物置于尖銳復雜的矛盾和絕境當中，在風口浪尖之上、在險惡嚴峻的環境當中，它所形成的敘事美學即只有在此等環境情形中才能夠顯出人物的性格和突出的才干。 ”這種吃苦忍痛才得以堅持革命的審美邏輯，在女戰士由于條件艱苦身體就像老年人、陣亡時衣衫破碎仍保持與敵人搏斗的姿勢等等描寫中有著具體的體現。

　　現實的目光，傳記文學的歷史觀

　　歷史不能虛無化，革命傳記文學無疑貫穿著歷史觀問題�！恶T》的邏輯是以政治斗爭為核心，敘人以政治為出發點、為旨歸，從人物的政治啟蒙和政治覺悟，到政治言行和政治理想，包含著土地革命、農民武裝起義的歷史邏輯。這些歷史邏輯說明了農民革命成功的必然性，從一定層面上也是在展示革命人才的素質。根據海南省黨史專家邢詒孔的研究，瓊崖抗戰呈現出與其他地區不同的四大特點，特點之一是在遠離中央、遠離主力的情況下堅持孤島長期抗戰。特點之二，是在國共合作下成立共產黨領導的獨立武裝。特點之三是以敵后游擊戰場為主戰場，這一個特點與全國其他地方的情況不同。特點之四是以馮白駒為核心的瓊崖黨組織的堅強領導。描寫地方革命活動的傳記最好是將革命根據地的內部斗爭、根據地斗爭所受大歷史局面的牽制以及它們之間的互動交待清楚。例如，瓊崖革命根據地的行動與中央蘇區擴大至全國革命根據地的打“AB團” 、打“社會民主黨”的決策的關系，這涉及從中央的“左”到廣東省委下達到瓊崖的命令等等問題。再比如海南的戰役與全國抗日的聯系是什么，它與共產黨的后方戰場、國民黨的正面戰場的關系是什么，如果不就這些黨史問題繼續研究，就會將政治斗爭中正確路線戰勝形形色色錯誤路線的情況簡單化。簡單化往往是作者用一種理念、任一時私意造成的，與之相反， 《史記·項羽本紀》中在項羽死后繼續敘述了爭奪項羽尸體的五人得到的封賞，這不僅僅是為了烘托項羽之死的悲壯意味，更是用真實的人事展示歷史、點睛人世，這是司馬遷真正的哀嘆所在，由此可知，“無韻之離騷”即抒情不是以聲韻唱出而是憑借安排敘述人事。所以傳記文學在審視歷史時應有現實的目光。

　　著名時事評論員阮次山的祖籍就是海南，他從小就常聽父親講瓊崖縱隊和馮白駒，“這支軍隊顯然是沖著國民黨來的” 。阮次山提供了另一種角度，他認為，從文化從社會學的角度來說，社會的變動是人類文化的DNA的重新組合。從另創一格的過程來看，馮白駒在海南島扮演的角色是一個傳承跟創新之間的關鍵人物。沒有他，海南島就不會是今天的地位，就不會有這么多外來人口，而這些鑄造了海南新的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