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圣陶全傳》 商金林著 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商金林最近在他龐大的“葉圣陶系列寫作”中,又推出了堪稱作家和文化名人傳記巨制的《葉圣陶全傳》。
對于葉圣陶,凡讀過他的小說、童話,所編的文學和教育雜志,學過他編輯的語文教科書《開明國語課本》,及他與夏丏尊合編合寫的《國文百八課》《文心》等語文讀寫書籍的,都不會陌生,F在,作者是要詳盡地敘述、評論其一生的事跡。這本“全傳”的基本寫法很樸素,便是一絲不茍地由“全史”到“全人”。不是誰都可以這樣寫的,但是如葉圣陶這般,將個人社會實踐與歷史密切接軌的人物,是可以對他近一個世紀在文學、出版、教育、學術、社會活動、思想文化建設等諸方面的業績,一一生動記錄,作全息攝影的。而這種“全史”,便是從個人史的角度,找到各個關節點,向中國近現代史的全過程進行輻射:生于清末的葉圣陶讀新式草橋中學和初為人師在言子廟小學任教的時候,正逢大清帝國和中國封建制度的雙重終結及民國的起始,新舊思想的糾葛充滿他的青年時代;待等新文化運動突起,他經歷了從鴛鴦蝴蝶派至新文學陣營的劇烈蛻變;“商務”、“開明”事業的開拓又是與“國共”歷史上第一次合作和分裂相糾纏;抗戰烽火燃起,他攜家帶口輾轉于大后方,飽嘗苦難;共和國建立之后各項政治運動的沖擊和他專事出版、語文教育工作的執著,直至經歷了“文革”始終,更顯出他正直為人的品格。這些歷史關鍵時刻的人生跌宕起伏,是一百年中國歷史,也是葉圣陶九十多歲一生的高度縮影,以此結構全書,歷史脈絡異常清晰。
而梳理歷史人生軌跡的方法可以多種多樣,寫傳記大體有創作型和學術型兩大分類,本書恰是后者。所謂學術性傳記,特點在于突出真實史料。本傳在大量細密地運用引文方面,可稱獨步。比如僅寫文學研究會成立時期的傳主,便引用了許多當事人的回憶日記資料、文學研究會的宣言、《文學旬刊》上的“記事”,甚至抄錄了其與沈雁冰、鄭振鐸、沈澤民共同擬定的《文學研究會叢書緣起》《文學研究會叢書編例》《文學研究會叢書目錄》,多種文獻的記載之詳,幾乎到可查閱的程度。再就新發現的葉圣陶史料、軼文一項看,加入無政府主義性質社會黨的材料是一大發現;初步的現實主義文藝觀的形成因為有了1921年“晨報副刊”上四十則《文藝談》的新挖掘“出土”就更探到了源頭;而茅盾1946年作為第一位中國作家訪問蘇聯一事,取葉的記載和茅盾、戈寶權的回憶,特別是發掘出在蘇聯總領事設宴餞行時七人唱和的送別詩,互相參證等,都顯示了傳記敘事的嚴謹。全書無一人一事無出處,使得許多個人歷史的敘述轉為信史。一般傳記每逢場景必據材料加以想象的寫法,在這里也遭摒棄,如抗戰中樂山遭二十七架日機轟炸,葉圣陶寓所被毀,衣物書籍付之一炬,全家險些罹難的過程,本是最可依回憶加以描摹的,但此書均引用葉圣陶的日記書信文章,還有長詩《樂山寓廬被炸移居城外野屋》,葉至善當年的散文《化為劫灰的字畫》等,無一字虛構。此類學術型傳記,本傳可謂是一極致,它很難使全書的敘述感情保持住前后一貫的元氣十足,但一個可靠敘述者的旁觀引證,卻能使傳記敘述客觀,可信度提高。
從了解一個時代到了解一個人,本傳堅守了“全史”“全人”的標準。這或許是中國式的老傳統。魯迅談評價歷史人物時,也曾強調要顧及“全人”的原則。王瑤在與學生談如何學習現代文學史時,曾提到可以“抱住一棵大樹”的方法。他的意思是,與其瑣屑地掌握一部零碎的文學史,不如先找一位創作宏富、文學史地位較高、人生軌跡較長、與各派人物關系較廣的作家,在短時間內(比如幾個月到半年)將它讀全讀通。因為是大樹,必然主干粗壯,枝葉茂盛,枝杈繁雜,“抱住”它就等于把握住一段有血有肉有實感的歷史,然后像枝葉伸展似地旁及其他。這實在是一條把握時代風云,進而掌握中國現代知識者一個世紀不斷進取、追索的路徑。本傳解讀葉圣陶,正是如此。
首先是經過各個歷史的面相,來折射一個人物的各個側面,這樣來接近于表達“全人”。本傳所寫葉圣陶是作家、是出版家、是語文教育家等等,即他的多面。當然,“全傳”既能抓住葉圣陶多側面的史相與人相的關聯,也重視他一以貫之的精神線索。作為中國現代知識分子,他更是一個永不停止腳步的追索者、思想者。在若干歷史的關節點上,傳記細致地刻畫了他的思想轉折過程。比如“辛亥”到“五四”的新舊轉變,“大革命失敗”和“解放戰爭勝利”的兩次擇路等。葉圣陶的道路還是很有代表性的:如1912年初葉圣陶加入過“社會黨”和“三二學社”,至“討袁”失望才毅然拋棄。這種由反抗黑暗而信仰無政府主義,最終卻走向民主科學新文化的人,在當年絕不是個別的。巴金、胡也頻的小說里都描寫過此類情形,很多人最終走向了社會主義。普遍的思想“左傾”,是中國知識者的實際。葉圣陶當年的思想已經信奉社會主義,但最后沒有應楊賢江邀請去參加共產黨的入黨儀式。之后“左聯”成立,又沒有加入,卻一直得到左翼信任(此類例子在傳記中很多,如瞿秋白把自己掌握的材料交葉寫小說,丁玲在被押往南京的火車上拋下救急信簡,寫明拾者可交開明書店的葉)。這樣的一群在“激進的‘左傾’思想”面前止步,卻先后成為左翼“友軍”的知識分子,我們可以數出鄭振鐸、朱自清、冰心、老舍、巴金等,他們構成了中國現代思想史的一道奇觀。這本傳記,雖然對此沒有結論,卻擺出了引人思考的材料。葉圣陶的思想道路與老舍可有一比:因為都出身于市民下層,一北一南,習慣于從平民利益出發觀察問題、決定政見;憎恨貧富不均,信仰公平正義;對社會主義有某種緊張感同時也被吸引;但追求社會進步、光明始終如一,不投機,不看風向,正派做人如一。傳中記載葉圣陶編《蘇州評論》時說過,“我們的立腳點是一個市民,一個蘇州的市民”。這是其根。
我在此重申,不是任何人都適合于寫成“全傳”的。而且在當今世風下,寫一奇異人、聰明人易,找一全德之人如葉圣陶先生來立傳就難了,F在這本大型傳記已經可以讓一位人們熟知的歷史人物得到重生,這就足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