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當代公安小說的文學特征——讀呂錚《名提》(王美雨)

　　公安小說屬于公安文學，因題材的獨特性、話語的向政治性成為中國現當代小說領域中的獨特文學范疇。就其發展歷史而言，“當代公安題材小說發軔于二十世紀五十年代，蕭條于‘文革’時期，復蘇發展于改革開放的新時期”[1]。從不同的角度出發，公安小說大致呈現為以下的發展趨勢：由題材單一化到多樣化，由警察人物形象的高大上到平民化、世俗化，由話語的傾向政治模式到多樣話語模式，由結構的直線化到多線索化，由作者的職業化到多職業化。從這個趨勢中，我們可以看出公安小說的文學性、藝術性逐漸得到提升，話語構建逐漸傾向于審美范疇。最近出版的由北京市公安局呂錚創作的《名提》可謂是當代公安小說的代表，極好地體現了公安小說在當下的文學特征，即題材的新穎性、話語的俚俗性、人物形象的“接地氣”及對現實的強烈關注等。

　　一、題材的新穎性

　　以往的公安小說大多以刑事案件、法醫解剖推理案件等為題材，注重描寫犯罪嫌疑人單方面的陰暗性，不乏血腥味、兇暴性的案件；強調情節的緊湊懸疑化、忽略對人性的關注及對人物心理的細微刻畫，致使公安小說往恐怖小說、單純的推理小說及案件偵破的單一性文學創作方向前進。由此使公安小說進入數量越來越多但既沒有給讀者留下深刻印象也沒有引起學界廣泛關注的尷尬境地。

　　敬文東認為我們的小說之所以不受歡迎，“就是因為我們的作家關于荒誕的想象力遠遠低于我們的現實生活，他們與自己的時代媾和，卻看不出現實生活的不合邏輯與違背理性。我們的現實遠比我們的小說更能給我們提供超現實主義的一切元素”[2]。公安小說一直不能被評論界重視的原因恰恰在于缺乏超出現實性的想象力，眾多公安小說中的故事提頭知尾，人物形象模式化、話語程式化，滿足不了讀者的期待視野，如若其超越現實，將現實與看似荒謬的想象力結合，脫離曾盛極一時的“文學為政治服務”的觀點，必定能給受眾帶來陌生化的感受，使公安小說大放異彩。就這一點而言，《名提》做的恰到好處，如果不是作者最后主動揭曉有腐敗分子的存在且其為何人，讀者無從確知書中是否講述了腐敗現象。體現了呂錚在依據現實創作《名提》時，其高于現實又不著痕跡的高超想象力。從犯罪團伙特征看，《名提》中的犯罪團隊心思縝密、分工明確，以潛伏進目標公司最終摧垮目標公司、以實現所謂的財富平衡為其犯罪目的。其身份似迷霧，層層迷霧下是同伙都不知道的真實身份；其成員熟知法律法規，心理素質超強。面對這伙高智商犯罪分子，預審員與其進行的話語戰爭、心理戰爭極其緊張，這種由話語戰爭、心理戰爭所造成的緊張氛圍，遠勝于其他公安小說中對兇惡案件的描寫。

　　在描述預審這場無硝煙的戰爭時，作者對預審員的生活、心理關注甚至是嫌疑人的心理關注都讓我們看到了故事本身之后的價值。即文學是人學，脫離了人性，文學將成為無源之水。

　　正如上文所言，《名提》中沒有規避腐敗問題，其所呈現的正是2013年我國反腐的現狀“老虎蒼蠅一起打”。故事最初表面上的腐敗分子是預審員出身的龔培德，但最后證明他是“投名狀”失敗的犧牲品，是為了維護警察形象而犧牲的正義衛士。書中的“老虎”是新時代公司董事長卓越，劉松林犯罪團伙的猖獗正是他為了填補自己買官行賄的窟窿引狼入室的結果；預審員老郭則是“蒼蠅”，他為了妻子的生意私自將重要的警務信息出賣給犯罪嫌疑人。將這類腐敗分子和犯罪團伙通過八竿子打不著的關系連在一起，既做到了公安小說的文學性特征，又符合了公安小說不可否認的政治性特征。這兩者的完美融合，呈現了當代公安小說的發展趨勢。

　　二、人物形象的“接地氣”

　　在提及公安文學的意義時，杜元明指出公安文學“著重表現公安保衛戰線的斗爭生活，是以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公安干警、武警官兵、治保人員的職業生活、情感生活、心靈世界及其命運際遇為主要表現對象，以塑造公安干警、武警官兵、治保人員的藝術形象為重要使命的文學”[3]。即是說，公安文學承擔著傳遞社會正能量、塑造公安干警等相關人員正面形象的作用�！睹�提》在沒有背離這一文學責任的前提下，一反以刑警、法醫等為文學對象的做法，選擇不為世人所熟悉的預審員為文學對象。書中以即將退休的預審員、預審員的中堅力量、新預審員為文學對象，向受眾展示了預審員個人生活的寒酸、工作中的困惑、理想的堅持等看似世俗化實則符合人性本質的真實化體現。

　　在初期的公安文學中，文學形象是政治化、理想化的，極少牽扯到其日常生活以及情感生活，正如王曉云所言“在早期作品中，公安文學中干警形象是簡單化城市化而非人性化的”[4]。作為最新的公安小說，《名提》展現的則是公安系統底層預審員的真實生活，這種文學形象的真實不但沒有破壞警察在受眾心中的形象，反而拔高了其在受眾心中的形象。于丹在2012年公安文化研討會上談到當前公安小說的內容時，指出：“現在也是因為價值的多元化，很多作品傳遞出警察也有難處啊，警察錢也不夠花啊，警察的孩子上學也難，警察回家也和老婆打架，警察一個人抽煙喝悶酒，警察那當然也得罵人，這一切血肉是豐滿的，但是這個行業的神圣感其實也削減了”。她的這段話與其說是對當前公安小說中警察形象的否定，不如說是對現實中警察的生活、工作的否定。文學為人學，脫離真實性的文學形象塑造注定走不長遠，很多學者也看到了這一點，如張策在談及公安影視創作中塑造警察形象的方法時就與于丹的觀點相反，他指出“作為警察個體來說，警察也是有性格的，警察也是有缺點的，甚至也有警察會在繁復紛雜的社會里迷失。但是，警察的責任感已是一個整體的核心思維，一支隊伍的凝聚力量，一種職業的高尚操守”[5]。眾所周知，警察工作的特殊之處僅在于他擔負著維護公共安全的責任，但不能因為這個特殊性就否定或者剝奪了警察的人性。呂錚在塑造《名提》中的人物形象時，張弛有度，既讓讀者感受到預審員的生活艱難、心理困惑，又讓讀者理解了預審員為信念堅持的行為。這種方法，是對現實生活中警察的尊重，也是對文學作品中的警察藝術形象的尊重。脫離現實，對他們進行不合常理的拔高或是貶低，都不是公安小說中應該具有的現象。

　　在塑造預審員正面形象的同時，呂錚在書中并沒有“以冷漠的態度，關注人性的陰暗與殘忍，無休止地炫耀丑、品味丑、欣賞丑”[6]，而是將犯罪嫌疑人常人化、普通化，讓受眾體驗到了文學欣賞中的陌生化感覺，如：

　　沙偉第一次坐在審訊室冰冷的訊問椅上，他仔細地回答著小呂提出的每一個問題，小心翼翼戰戰兢兢，像小學生回答老師的提問，而眼神卻始終離不開面前的《犯罪嫌疑人權利義務告知書》�！�…沙偉腦子里嗡嗡發響，不由得想起自己來B市這些年的付出與努力，這個城市太大了，繁華得幾乎看不到整片的天空，而自己又太渺小，怎么奮斗也沖不出卑微的境地。[7]

　　沙偉的真實身份是故去的名提“老鬼”的后代，智商極高，為給母親治病，不得已進入劉松林的團伙。作者對他在預審室形象的描寫，一是說明了犯罪嫌疑人的狡猾、二是指出任何犯罪嫌疑人的犯罪都是有著動機。而這種動機大多在面對生活的困境時，沒有找到良好的解決方式，從而做出的錯誤決定。所以，作者最后對這個團伙中只要還有一絲良知存在的成員都選擇了讓其回歸本真的形式，如胡志強盡管癡傻，但還保留著初衷就是無論如何都要保護自己的弟弟，沙偉也是如此。這種回歸看似不合情理，實則是對人性本善觀點的肯定。人性善惡的問題盡管從古到今爭論不休，但是人性本善的觀點是主流觀點。從這一點而言，《名提》對人物形象的人性關懷做到了極致。

　　三、話語的俚俗范式

　　公安文學的話語范式經歷了從“政治話語范式到先鋒話語范式”的變化，這種變化“暗合了中國文化由主導文化向世俗化發展，直至進入物質主義的消費文化時代的軌跡”[8]。就目前公安文學的實際情況看，盡管在力圖避免政治話范式的出現，但是或多或少都會有所呈現，而縱觀《名提》的話語，除主人公回憶起入行之前的誓言之外，基本不見政治性話語。

　　《名提》的話語方式以俚俗性見長，這一點與預審員的工作有關。預審員所要面對的是形形色色的犯罪嫌疑人，如果以一口純正的普通話去審問嫌疑人，由于普通話本身詞匯的規范性特征，很顯然預審員無法做到與嫌疑人處在同一語境下，由此就使審問效果大打折扣。反之，如果使用俚俗性的話語范式，和嫌疑人處在同一語境下，則能取得意想不到的審問效果。如二姐審訊高學歷犯罪嫌疑人胡志強時的一段話：

　　哎喲，我說你這么大人了，爹媽叫什么不敢說，生了你這樣的王八犢子可是倒了八輩子霉了，從小到大辛辛苦苦地拉扯，這長大了吧，一翻臉，讓老家兒成了絕戶了……[7]

　　口語化的表述形式，外加尖酸刻薄式俚俗語的使用，將胡志強怒火激起、思維斷層，逐漸被二姐掌控了其真實的信息，這個效力是普通話所不具備的。拉爾夫·科恩提及“文學是講述人，講述人的生活，人的感情和選擇，講述人在社會中的存在以及一切有關人的整體性的”[9]。既然文學就是一種講述性的創作，那么其語言的審美架構就是一項幾乎比塑造人物形象更重要的工作。因為讀者先是接觸到文學的話語，然后才由話語逐漸接觸到文學形象。話語架構的不成功，就會導致人物形象的不成功。所以《名提》選擇了用俚俗性在某些場合甚至使用粗鄙語的話語形式來講述故事、塑造人物形象，由此形成了自己獨特的話語模式。

　　四、對現實的強烈關注

　　在《北京文藝座談會》上，習近平強調“人民是文藝創作的源頭活水，一旦離開人民，文藝就會變成無根的浮萍、無病的呻吟、無魂的軀殼。能不能搞出優秀作品，最根本的決定于是否能為人民抒寫、為人民抒情、為人民抒懷”�！睹�提》在講述預審員工作、生活的同時，也將視角放到了當下困擾國人的舞霾問題上。并成功地將舞霾和書中人物形象的情感、生活經歷結合在一起。

　　午后，整個城市仍然被舞霾包圍，天空灰蒙蒙的，空氣中彌散著焦炭的味道。人們在奴役了千百年環境之后，終于開始被環境所奴役，空氣中PM2.5的濃度早已爆表。電視中的天氣預報發布預警，在未來的幾日里，B市將迎來藍色寒潮，氣溫驟降。而人們卻欣喜若狂，盼望著在寒潮襲來后，舞霾能被驅散，迎來一個新的春天。[7]

　　《名提》幾乎從始至終都是以舞霾的天氣出現，這種天氣暗含了本書故事的錯綜性、難解性，也彰顯了作者對環境的關注性。霧霾天氣是一種生態危機，是對人類破壞環境的一種懲罰，與犯罪分子破壞社會安全環境受到懲罰一樣，人類無休止的欲望最終只會毀滅自我。

　　公安小說的創作模式不會終結于當代，在注重文學性、人文性的基礎上，必定能夠與時俱進，迎接自己春天的到來。

　　作者簡介：

　　王美雨，生于70年代末，女，臨沂人，中國共產黨員，畢業于山東大學，文學博士，臨沂大學文學院副教授、臨沂大學秘書資格培訓班主講教師、業余書評人。

　　研究方向為漢語史、漢語詞匯學、民俗文化。教授課程主要有古典文獻學、古代漢語、現代漢語、修辭學、文化詞匯學、訓詁學、秘書學等。發表《論子弟書中男子服飾的文化意蘊及其民族特征》、《子弟書中的飲食文化特征與審美建構》、《車王府藏子弟書滿語詞研究》等近30篇學術論文，并出版專著《車王府藏子弟書疊詞研究》、《車王府藏子弟書方言詞語及滿語詞研究》。曾獲臨沂市社科獎等獎、二等獎。主持并參與多項科研項目、參編多本教材。

　　【參考文獻】

　　[1]張勇。當代公安文學主題多樣性的生成及其原因[J]。湖北警官學院學報，2006(3)：72.

　　[2]敬文東。小說、理性、邏輯及其他[J]。世界文學，2012(1)：305.

　　[3]杜元明.中國公安文學作品選講[Z]。北京：警官教育出版社，1996:6.

　　[4]王曉云。再論公安文學與人性之光——兼評魏人警察系列小說之《公安局長》[J]。四川警官高等�？茖W校學報，2006(6)：86.

　　[5]張策。公安影視創作：60載耕耘60載收獲——創作回顧[N]。人民公安報，　2009-09-26　(05)。

　　[6]董小玉。先鋒文學創作中的審丑現象[J]。文藝研究，2000(6)：28.

　　[7] 呂錚。名提[M]。南京：江蘇鳳凰文藝出版社，2014:76,211,1.

　　[8]丁燦。論警察的文學形象——公安文學敘事話語范式分析[J]。湖南工程學院學報，2012(1)：52.

　　[9]董學文·文藝學當代形態論[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