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繼承，是再發現——談談我們與傳統的關系(羅小鳳)

　　在中華美學精神翻起理論熱潮的當下， “傳統”成為炙手可熱的關鍵詞，我們與傳統的關系則成為重點討論與思考的話題。那么，我們與傳統的關系實質到底如何？

　　一直以來，我們與傳統的關系被闡釋為繼承與被繼承的線性延續關系，或如“五四”時期陳獨秀、胡適等新文化運動先驅高聲吶喊摒棄傳統、與傳統決裂，或如當下許多學者呼吁繼承傳統、回歸傳統。但事實上，二者的關系實質并非如此，而是一種“再認識”與“再發現”的關系，即言之，是我們對傳統進行重新認識、重新闡釋而產生新的認識與發現，從而形成傳統的新面貌與新秩序，形成對傳統的“再發現” 。

　　傳統并非一筆錢或一所宅子，可以讓我們繼承，所謂繼承傳統、回歸傳統，實際上是一個偽命題。傳統不是一個固定不變的實體，而是變動不居的，是一直處于動態變化中，隨著我們的認識、闡釋而不斷豐富的。對此，艾略特早在1917年的《傳統與個人才能》一文中便以現代詩與傳統的關系對“傳統”進行了詳細闡述，他指出：“如果傳統的方式僅限于追隨前一代，或僅限于盲目或膽怯墨守前一代成功的方法， ‘傳統’自然是不足稱道了……傳統是具有廣泛得多的意義的東西。它不是繼承得到的。 ”可見，艾略特明確認為傳統是無法繼承得到的，更無法追隨、回歸或墨守，只能在面對傳統時“不但要理解過去的過去性，而且還要理解過去的現存性” ，在艾略特看來，傳統不僅擁有“過去的過去性” ，即“過去”之人對于“過去”傳統的秩序、面貌的認識，也擁有“過去的現存性” ，即現世之人對于過去傳統的秩序、面貌的新認識。而且，艾略特還更明確地指出：“現存的藝術經典本身就構成一個理想的秩序，這個秩序由于新的(真正新的)作品被介紹進來而發生變化。這個已成的秩序在新作品出現以前本是完整的，加入新花樣以后要繼續保持完整，整個的秩序就必須改變一下，即使改變得很��；因此每件藝術作品對于整體的關系、比例和價值就重新調整了；這就是新與舊的適應。 ”艾略特敏銳地洞悉了我們與傳統的關系實質。中國當代詩人、學者臧棣也曾從新詩與舊詩的關系角度指出：“對傳統的‘承繼’和對傳統的‘重新發現’是不同的。前者盡管在新詩史上呼吁不斷，卻是一個偽問題。從現代性角度看，人們所設想的舊詩和新詩之間的繼承關系是不存在的。舊詩對新詩的影響，以及新詩借鏡于舊詩，其間所體現出的文學關聯不是一種繼承關系，而是一種重新解釋的關系。 ”詩人王家新則認為我們與傳統并不是一種“繼承”關系，更不是一種“回歸”關系，而應是一種修正和改寫的關系，一種互文與對話的關系，甚至是一種“相互發明”的關系。

　　確實，傳統并非孤立地被懸置于以往歷史空間中的固定實體，而是動態地活動于歷史時序之中的具體存在物。傳統并非屬于已經造就的過去，而永遠處于被正在造就與發明的狀態中，后世之人就是制造者與發明者。當傳統置于新的歷史時代，其原本的傳統秩序便會發生改變，這種改變不僅僅是由于新增了上代人的作品而使傳統秩序增加了新成分，更由于后人對傳統中的已有作品做出了不同的理解與闡釋，獲得了新的認識與發現，新一歷史時代所想象與認識的傳統與其上一代的傳統顯然不同，其既有秩序與面貌會在“新與舊的適應”中發生調整與改變。

　　因而，我們與傳統之間并不存在一種絕對化的連續性，所謂繼承與被繼承關系，或許只是一種理論預設和心理幻覺。傳統是一個動態系統，是在一代又一代后人的詮釋中建立起來的一個未完成式概念，當有著一定“時間間距”的后人對它追尋時都攜帶著自己文化時空的濃厚色彩，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詮釋，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發現。正如艾略特重新審視17世紀英國玄學派詩歌，并非要按照玄學派的玄學風格模式進行創作，而是對之進行重新闡釋時重新發現了英國玄學派詩人強調“機智”和注重“感受性”的詩歌特點，從而形成對英國玄學派詩人的“再發現” 。因此，我們與傳統的關系決不是靜止的，并非單線的繼承關系，而是多元互動的關系；傳統是動態存在的，一代一代人只能對之作出闡釋，在一代又一代人的闡釋中不斷豐富與發展，不斷形成新的面貌，發生不同的現實作用。

　　可見，我們無法繼承傳統，只能對傳統進行重新認識、闡釋，重新發現傳統，形成對傳統的再發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