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楊的另一張名片——讀《都是馬大哈惹的禍》(王瑋)

《都是馬大哈惹的禍》 柏楊著 萬卷出版公司出版

　　人們熟悉柏楊，多半緣于他的那部雜文集《丑陋的中國人》。而今捧讀他的短篇小說集《都是馬大哈惹的禍》，猶如獲贈柏楊的另一張名片，讓讀者有可能換一個視角加深對柏楊其人其文的理解與認識。

　　《都是馬大哈惹的禍》把讀者帶到了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臺灣地區的社會生活場景，如作者所言，這本小說集里表現的“都是小市民當時的現場實況”，喜怒哀樂自在其間。于今半個多世紀的時過境遷，小說中的場景和人物仍見鮮活，確實值得玩味。

　　柏楊的小說是有思想溫度的。著眼于社會批判、劍指“國民劣根性”是柏楊小說“永恒的主題”，這其中相當一部分表現在對人性扭曲的剖析與批判上。在表現手法上，柏楊樂于使用第一人稱娓娓道來，仿佛是故事的講述者敞開心扉，把自己的一段親身經歷及其感受未經剪輯地向你和盤端出，把臧否的權利完全交給了讀者。比如《神經病》寫了“倒霉蛋”王太華的一小段經歷，不動聲色地道出了“神經病”的意有所指，缺乏公平正義的病態社會才是人性之惡滋生的溫床和泛濫的根源。

　　讀柏楊小說，有的時候更像是在欣賞由文字勾勒而成的一幅幅漫畫，極其任性的夸張給人的感覺真的很爽。如果以為“無厘頭”始于周星馳，那可真是大錯特錯了。最起碼，在“無厘頭”一詞誕生之前，柏楊便已經在小說中做著無厘頭的實驗了，有《魔諜》為證。小說中的“我”，經常陶醉在自己的英雄體驗之中，一個“不像人樣”的“鬧劇英雄”活靈活現、呼之欲出。

　　《打翻鉛字架》是柏楊的一篇“文人相殘”之作。柏楊極盡荒誕之能事，把流行的詩壇風尚之一種拎出來惡搞了一把，讓讀者在聽到“李白和杜甫在九泉下的嘆息”的同時，不能不重新審視生活中的我們是否需要那么多無病呻吟、語義癲狂的歪詩，這些無視眾生疾苦、陶醉于小我意淫的天才詩人們又能為社會的進步做些什么。與作者一貫的創作思想相通，這篇逾現實主義之矩的佳作，仍然劍指現實之弊。

　　柏楊小說的手法并非千篇一律，而是靈活多變。同樣是寫世態炎涼，《廣告戰役》《寒暑表》為日記體，后者且帶有某種“玄幻”色彩；《一條腿》則通篇由無聊會上無聊之人的對話組成，卻也道出諸多社會弊端�？梢�，作者行文，不是為出奇制勝而刻意選擇文體，而是讓內容決定形式，為描寫對象尋求別具一格的結構和最為恰當的敘述方式。為此，作者甚至不惜將雜文筆法、雜文語言大膽引入小說創作，如《捉賊記》等。寫小說的柏楊，從本質上說還是那個雜文大家柏楊：目光敏銳，疾惡如仇，以批判現實、療救社會為己任。然而寫小說的柏楊，又不完全是那個作為思想者的柏楊。小說家柏楊在編織故事的時候，操形象思維之刀雕眾生百態之形，少了幾分激越、多了幾許從容，所塑造的一系列人物形象也多因“哀其不幸，怒其不爭”而帶有某種悲劇定位——盡管這種定位被涂抹上了一層調侃與幽默的色彩。從這個意義上說，柏楊小說體現的主題與塑造的形象與雜文家柏楊犀利、尖刻的社會批判文字可謂異曲同工，相反相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