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革命”到“反革命”——讀《荒漠的旅程》(李潔非)

　　《荒漠的旅程》，彭小蓮、劉輝著，人民文學出版社2015年4月第一版，3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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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荒漠的旅程》乃家世非虛構作品。作者有二，曰彭小蓮，曰劉輝，而所敘之事僅涉劉家，大抵事出劉輝之口，文賴彭氏。然若以為二位作者于本書 關系止此，則不然。讀而后知：彭劉為小班至大班整個幼兒園時期同窗；進而再讀又知：瑞華公寓三號門二樓16室那間宿舍，原系彭家居住，后被勒令騰遷，而遷 入者恰恰便是劉家！以上交集，雖謂巧之又巧，但若以為二位作者命運勾連僅限這些表層巧合，則又不免為歷史所竊笑——彭小蓮之父是前上海市委宣傳部部長、著 名“胡風分子”彭柏山，他于1955年被捕入獄，“文革”間迫害致死；劉輝之父劉溪，上海市委宣傳部文藝處副處長，作家，1968年6月批斗后死于腦溢血 突發。由是觀之，書中事雖出劉輝之口，彭小蓮卻并非僅為聽取者、記錄者、潤色者，而是另一位在場者和當事人，她們共歷了一個時代，并以這共歷者的身份攜手 完成此書，來向今日讀者指認和鑒證那時代。

　　故事主要發生地瑞華公寓，坐落于上海常熟路，二十世紀初建造，凡四棟，配電梯、鋼窗蠟地、煤衛獨用，1949年后為上海市委科處級別干部居 處，皆為時代新貴。易言之，凡得入往者，乃清一色具相當資歷的革命者家庭。彼時申城普通居民，路經此處，惟持仰望之情。這種仰望，固因瑞華設備之完善與高 等遠超上海一般生活水準之上，但更因里面住戶個個身披紅霞，比如兩位作者的父輩，彭柏山1933年參加革命(入左聯)，劉溪1942年參加革命，而左鄰右 舍皆相仿佛，故瑞華公寓真可謂紅色公寓，進出之人都頂著革命光環，與大院外蕓蕓眾生有別，連同其子女亦自成一統，就讀于單獨、不對外的幼兒園或學校，瑞華 四棟樓的底層，便是上海市委機關幼兒園，彭小蓮述之：“有上百人的隊伍”，“我們每個孩子的‘階級覺悟’都是很強的”，這個“階級覺悟”表現在兩面——對 “非我族類”的排異和拒斥，對“我所屬類”的認同和抱團。

　　故事最富戲劇性的地方在于，瑞華這“紅色大樓”，這聚居著清一色革命者的“革命大家庭”，有朝一日竟發生“雷峰塔的倒掉”。此即“文革”那 一刻�！澳菚r候，院子的大樓里，幾乎每家都有人出事�！睅缀趺考�，就是說，整個瑞華差不多無一例外，差不多無人幸免。而所謂“出事”，劉輝說：“我和瑞華 大院里太多的孩子一樣，‘文革’開始不久，父親就去世了�！彼�還聽到了一個“笑話”：“有一個人跳樓自殺，他跳下去后，沒有死掉；造反派立刻沖上來問：是 誰跳樓自殺了？跳樓的人說：我也是剛到，沒看清楚�！彼�形容“文革”時瑞華人的表情：“大家的神情是一樣的——眉毛緊鎖著，眼神里面流露出一份猜疑、一份 怨恨、一份不安，更多的是一份恐懼�！睂Υ�，她有一句提綱挈領的總結：“我們都被‘革命’嚇壞了�！�

　　革命公寓的人，終為革命所不堪，實在是讓人嘩然的情節。劉輝回憶：“到了1968年的年初，瑞華大樓里的一百多戶人家幾乎家家都出了‘反革 命’。原先這里是上海市委的機關宿舍大樓，現在成了‘反革命’的大本營�！逼鋵�，這樣的峰回路轉在瑞華公寓早有先兆，而非陡然至此。1955年，當彭柏山 以堂堂上海市委宣傳部長作為“反革命分子”鋃鐺入獄，實已預演了“文革”之一幕。然而無人將此情此景與己之未來相聯系，相反視胡風及其朋友們為“一小 撮”，劃為異類，甚至幼兒園里懵懂稚子，亦戟指彭小蓮直呼：“她的爸爸是反革命！”春江水暖鴨先知。1955年的時候，彭家在瑞華公寓乃是所謂“極少 數”，作為這“極少數”，他們對如何從“革命”到“反革命”先嘗其味。彭小蓮說：“童年的記憶早就模糊了，可大院里的陰影，我還是能感覺到的。人只分成兩 種：革命的或反革命的！”以世界之大、生靈之眾，人竟“只分為兩種”，如此極端的邏輯有多可哀，大家卻都渾然不覺，而必待厄運施諸己身始能意知，豈不正合 了杜牧之所言：“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鑒之，亦使后人而復哀后人也�！逼渲�，彭小蓮記得，當年劉輝也曾對她一位好友妹妹有蔑侮之舉， “對著她朋友的妹妹怪叫，罵她妹妹，嚇得她妹妹不敢出門”，劉輝則全無記憶：“不記得了，真的不記得了。我們那時候都給逼瘋了，我怎么只記得自己被傷害， 不記得自己也這樣傷害過別人？”可知人一旦自居“革命”、視他人為“反革命”而濫施欺凌，則根本處在一種不自知的狀態。

2

　　書中人物眾多，兩個比較有典型意味的人物，是劉輝的母親和大姨。她們出身昔之所謂“剝削階級”家庭，乃父吳序新原籍江西，家中是個土財主， 留日學醫歸來在滬開業，醫名頗著，后曾做過上海淞滬警備司令部衛生處處長，少將軍銜。吳序新有錢不假，但說到“剝削”，從書中所敘之事來看分毫無有，他實 際上是個靠技術吃飯的高級人才，但在從前，只要有錢則一律列為“剝削階級”，不另講其他道理。吳序新其人，有污點，有丑行，但只在其家庭內部，施予對象僅 系他后兩位夫人。具體講，他在性方面有些淪喪，三次婚姻，除頭一次外都可以說不光彩：靠手腕強娶自己學生，繼之將其妹先奸再娶。其間，其他當事人的行止也 很有怪異離奇之處�？傊�，家庭籠罩著一種人倫顛悖的悲劇氣息。吳序新發生以上劣行時，劉輝大姨已曉人事，加上幼年因是女孩被祖母寄在別人家為童養媳，有過 一段悲慘時光，故其向往革命猶或可解。但劉輝之母追求革命，在個人命運方面卻毫無根芽，她“含著金鑰匙來到人間”，“不愁吃不愁穿”，家中不倫之事“是瞞 著她的”，無論對生活、對家庭、對社會，她應無任何怨懟。盡管如此，一俟進入大學，在校園里接受激進的老師同學的熏染，她立刻變成一個熱烈的革命者。過去 作品表現較多的是大姨一類人，她們走上革命道路，有家庭或自身遭際為背景，從吳清華、喜兒到林道靜、覺慧，雖形形色色，大致皆可歸于此。這是一種典型，一 種我們熟悉的典型。眼下，劉輝母親卻構成另一種典型，亦即沒有什么合理解釋卻義無反顧投入了革命懷抱。她自幼嬌生慣養，無憂無慮，在最好的學校受最好的教 育，倘依一般革命者成長道路掘其原由，簡直沒有說得過去的線索。但她說變就變，入了大學與校內暗涌的革命風潮相靡觸，一夜之間跨上革命道路。這是一個真實 的典型，雖然過去作品絕不描寫她們(因為不符合革命原理)，但她真實存在著。最發人深省的是，她從所受教育中其實經歷過兩種截然不同的氛圍，其中一種她無 動于衷，另一種卻使她一點即燃。她中學就讀省立上海中學，是當時上海最難考的公立學校，“校長是留美回國的教育家，他不喜歡政治，所以提倡上中的精神是樂 觀、進取、犧牲、合作；要求學生也是：只讀圣賢書，不問天下事”。這看上去堂堂正正的教育理念、辦學理念，顯然不能吸引劉輝母親；相反，進入大學——同濟 大學醫學院——她才如魚得水，那里有“比較成熟的共產黨地下支部”，有“很多地下黨組織的活動”，人們“偷偷地唱革命歌曲，批判國民黨的腐敗，還傳閱艾思 奇寫的《大眾哲學》《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黨》”……短短二三年，吳家千金便對革命以心相許，最終棄家私逃。

　　如果說吳清華、喜兒等老典型教導我們：哪里有壓迫哪里就有反抗，那么，從劉輝母親那里我們讀出的卻是另一句話：革命，可以沒有理由；革命， 其實可以是一種單獨的情懷。這告訴我們，充塞著中國二十世紀歷史的“革命”二字，有時源于吳清華、喜兒那樣的現實，有時卻未必，而只是一種有傳染力的人不 能拒的意緒。什么時候我們對“革命時代”的解讀，所見能夠不但及于吳清華、喜兒，還進而抵于劉輝母親這群人，大概才稱得上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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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性看二十世紀中國史，不宜簡單否定“革命”。革命發生，有其種種道理。問題不在要不要革命，而在革命本身多大程度上依據現實抑或背離于 此。當中國革命一面作為陋劣現實的反抗，一面又悄然滋生“為革命而革命”的情懷時，我們需要有能力及時將它們區分開來�？上Р⒎侨绱�。從同濟醫學院的吳進 們到清華附中第一個紅衛兵組織，我們看到一種軌跡，“革命”已然形而上學或曰宗教化，升為“信仰”被無目的、無條件、無止境地追逐。著名的“無產階級專政 下繼續革命”理論，可謂“為革命而革命”情懷之集中體現。當其如此，我們轉顧現實，從中看不到理由；猶如吳進這一具體的個人從她的生活縱身投入革命時一 樣。那些揮舞鐵拳砸向現實的紅衛兵們，我們又何嘗自其身上看見吳清華、喜兒奮起的理由？蓋在此時，革命已經非理性，除了“為革命而革命”的心理情緒，別無 可解。書中曾引一段徐景賢回憶，述姚文元電話傳達毛澤東指示：

　　姚文元接著說：主席很欣賞你們的口號“火燒陳丕顯！揪出曹荻秋！打倒楊西光！砸爛常溪平！”他說“火燒”“揪出”“打倒”“砸爛”這幾個口號提法有區別，好！

　　姚文元最后說道：主席在和我們碰杯的時候說“祝全國全面內戰開始！”這一期《紅旗》雜志將要根據主席的指示發表元旦社論，你們要好好思考一下這個問題。

　　這是筆者第二次讀到同樣記載。事在1966年12月26日，即毛生日當天，他設家宴與中央文革小組諸人共賀，席間講了這句話。江青前秘書閻長貴于其《毛澤東號召“開展全國全面的階級斗爭”》一文中注曰：

　　關鋒生前，有一次跟我說：“毛主席當時講的是：‘為開展全國全面的內戰干杯！’我聽到后都怔住了，覺得不好理解，在起草《紅旗》雜志元旦社論時把‘全面內戰’改成了‘全面階級斗爭’�！�(閻長貴、王長宇《問史求信集》第113頁)

　　初睹以為孤證，未敢遽信；現經徐景賢錄述另一在場人姚文元所講，字面微差，而“全國全面內戰”的關鍵意思相同，終于可以坐實。細細想來，朗朗乾坤乃共產黨自家天下，如是之“繼續革命”，焉有理性可尋？

　　因了盲目的拜物式情結，對“革命”便不知饜足；對“革命”永不知饜足，則導致不斷循環著從“革命”到“反革命”的故事�！昂�風分子”們獲罪 之時，劉輝父母、大姨還是“革命”的，然僅十年也蹈了彭柏山覆轍，跌落“反革命”行列。劉輝在瑞華公寓的那個著名鄰居、她兒時呼為“小徐叔叔”的徐景賢， 何嘗不這樣？當劉溪批斗致死、吳進關進牛棚、瑞華公寓幾乎家家出“反革命”的時候，他卻作為“文革”革命先鋒高升喬遷，搬出了瑞華，然而又過十年，自己卻 也作為“四人幫”集團在上海的骨干鋃鐺入獄。從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這座上海市委機關干部宿舍大院顯然一直發生著同一件事，即幾乎所有人都嘗到過從“革 命”到“反革命”的滋味——沒有例外，只有先后。

　　不必說，誰都知道這不僅僅是瑞華的故事，而屬于中國整整一個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