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六十年代《青春之歌》接受狀況小覽(倫杰)

　　提倡“文學生活”研究，就是提倡文學研究關注“民生”——普通民眾生活中的文學消費情況。為此，山東大學文學院聯手校內外專家，于2012年成立了“當代中國文學生活研究中心”，并承擔了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當前社會“文學生活”調查研究》(課題批準號128ZD169)，溫儒敏教授擔任首席專家。這里發布的是該項目研究成果的一部分。

　　1958年初，《青春之歌》出版。僅僅就在一年半之后，這部長篇小說便以130萬冊的銷量成為名副其實的“暢銷書”。然而，從某種意義上說，這樣一部影響一代人精神的重要作品，其解讀的話語權卻始終掌握在專業的文學研究者手中。而普通讀者作為閱讀的主力軍，曾經何為？對于《青春之歌》等一批紅色經典而言，或許唯有在這些不可復制的時代場景與社會氛圍的重溫中，才會再次展現其文學生命的質感。

　　接受方式與文學生活風貌

　　五六十年代是信息化手段尚不發達的年代，人們接觸到《青春之歌》的方式當然要首推傳統化的書籍閱讀。在《母親楊沫》一書中，憶及當年時老鬼寫道：“那時候，沒有電視，沒有互聯網，沒有酒吧、歌舞廳、游藝場，書也出得少，讀書是人們最主要的業余精神生活，大家都很關注最近出了什么新書�！肚啻褐�歌》問世后立刻引起了人們廣泛的注意�！辈贿^，即便是只有這樣單一的休閑方式，人們也表現出了最大程度的熱情。1958年《中國青年報》曾刊登出一封青年建設者飽含真情的來信：

　　在書刊極度難得的情況下，遠方朋友為我捎來了你的著作——《青春之歌》。在“搶晴天，趕陰天，大風大雨當好天”的躍進口號鼓舞下，我們的工作是緊張而又愉快的。我們住的杉皮工棚時常有被大風刮破的風險。就這樣，你的著作在我的行囊里，在枕頭邊，在勉強能看清字跡的燈光下，同我度過了十多個寂靜的夜晚。

　　不唯獨《青春之歌》具有如此大的吸引力。很多時候，翻看那個年代的相關材料，不同回憶者筆端流淌出的文字傳遞給我們的卻是一種相同的感受，洪子誠在《我的閱讀史》中寫道：“50年代上中學以后，讀書的條件有了改善……盡管如此，對于書籍仍產生近于‘神圣’的感覺，這種感覺保留了很長的時間。當我從語文老師那里借到幾本20年代的《小說月報》時，當我終于有零花錢可以訂閱《文藝報》、《文藝學習》雜志時，我清楚地記得那種不夸張的‘幸福感’”；莫言則在《閑書》一文中回憶說：“我偷看的第一本‘閑書’，是繪有許多精美插圖的神魔小說《封神演義》，那是班里一個同學的傳家寶，輕易不借給別人……我從一個很賞識我的老師那里借到了一本《鋼鐵是怎樣煉成的》……我個頭矮，只能站在門檻上就著如豆的燈光看書。我沉浸在書里，頭發被燈火燒焦也不知道�！蔽镔|的極其匱乏卻抹殺不了這種最本真的幸福，這種幸福來自書籍，源于閱讀，在幾十年歲月的淘洗中依舊散發出熠熠生輝的動人光芒。

　　正是伴隨著這樣的讀書熱情，與五六十年代風起云涌的政治運動一道，各種有計劃、有組織的讀書運動以及與之相關的報告會、座談會也轟轟烈烈地開展。自然，《青春之歌》的閱讀與接受很大程度上也正依賴于這樣的方式進行。以當時文化生活較為豐富的上海為例，就發起了兩次極具廣泛影響力的讀書運動：分別是1958年起開展的“魯迅獎章讀書運動”，以及1959年開始至“文革”開始后結束的“紅旗讀書運動”。

　　在兩次讀書運動開具的書目中，《青春之歌》均赫然在列。而五六十年代大眾接受《青春之歌》的方式，并非僅僅依靠單一的個人化的小說閱讀完成，各種不同的方式為我們呈現出那個年代所能達到的豐富性：在北京，《鐵道游擊隊》、《林海雪原》、《紅旗譜》、《呂梁英雄傳》、《保衛延安》、《青春之歌》等十八部新書被改編為評鼓書；在上海，《林海雪原》《青春之歌》則被改編為評彈；杭州大學文工團則在元旦期間將小說改編四幕十場話劇，面向市民進行演出。

　　1959年，即小說出版后的第二年，恰逢建國十周年。作為將在“國產新片展覽月”獻禮的影片，《青春之歌》拍攝工作被提上日程。從3月15日開拍到8月31日停機，影片前后僅僅用了170天的時間，便以驚人的效率拍攝完成并如期上映，成為躍進片的代表之作。

　　而展覽月剛剛結束之后，北京日報和北京晚報、北京人民廣播電臺、北京電視臺便聯合舉辦了推選1959年最受歡迎國產影片的活動，共有32526人參加投票。1960年1月24日的《北京日報》刊登了投票結果，《青春之歌》再次奪得頭名。

　　比起小說，電影的直觀性、故事性更加強化，對于一般受眾具有更大的吸引力。在最大程度上將群眾納入到政治動員體系中的年代，電影理所應當地被賦予“文藝武器”的重要性地位，由此，我們也能夠看到，為何在面對“政治性太強、藝術性太差”的指責批評時，夏衍直截了當地以“前者正是我們的電影的優點”作為回應。他宣稱：“我們的電影是無產階級的戰斗武器，是黨的忠實助手，為無產階級的政治服務，是我們的電影的光榮職責，在這方面，我們不是做得太多，而是還做得不夠。

　　普通讀者的閱讀特點

　　憑借扎實的文學理論背景與素養，作家及文學研究者對于作品的解讀具有不可否認的權威性、學理性以及專業化特點。無論是從思想性角度還是藝術性方面進行闡發，他們對于文學作品的評論往往緊緊圍繞作品本身展開，并且有著比較嚴謹的邏輯理路。這些特點在《青春之歌》的接受中同樣不例外，茅盾、何其芳、馬鐵丁等人的文章無一不具有這樣的特點。

　　與之截然不同的，是未經過任何科班訓練的“業余”讀者在這一方面的反應。在專業的文學研究領域，這些聲音固然顯得業余甚至膚淺。但是當它們真正進入我們的探究范圍，卻又是那樣陌生而新鮮。具體來講，普通讀者閱讀特點突出地體現為兩點：在文學觀方面，以真實性作為文學評判主要標準，甚至將文學等同于現實；在閱讀感受表達方面，傾向于聯系個人經歷以零散化的感性方式進行抒發。

　　文學的“真實性”問題，是五六十年代文學批評領域關注的重要問題。在作品是否反映了某種真實這一問題上，無論爭論者們持有何種態度，有一點是值得明確的：這里的“真實性”往往指涉的是某種歷史規律性。這種規律性落實到文學層面，便是通過各色描寫，最終要達到的是對于歷史本質的一種“真實”揭示。這種真實無疑關乎無產階級的歷史地位以及革命前景性。而普通讀者所關注的“真實”與之呈現出不同的內涵。普通讀者并不著意于本質化、規律性的探尋，他們更為關心的往往是小說中所描寫的人物、情節與現實生活相比較，是否具有“實在性”。

　　將小說中的人物、情節對應到現實生活中，這一做法在很大范圍的讀者群中并不鮮見。老鬼回憶起讀者寄給楊沫的信時這樣寫道：“來信最多的是詢問林道靜、盧嘉川等書中人物是否還活著……有一個戰士來信表示，一口氣讀了兩遍，迫切想知道林道靜現在什么地方工作，叫什么名字，她的身體怎么樣……武漢軍區空軍司令部某部甚至開來公函，請求作家楊沫提供林道靜的具體地址，以便直接與她聯系，更好的向她學習……有幾個南京的女學生來信說，她們曾幾次到雨花臺尋找盧嘉川的墳墓，非常遺憾沒有找到�！鄙踔劣谟械淖x者將書中主人公直接對應為作者，在對楊沫的采訪中提出“您就是林道靜嗎？”這類“使作者為難的問題”。

　　“文學來源于生活”，《青春之歌》與作者楊沫本人的人生經歷有著密切的聯系，為此，楊沫也在《青春之歌》的《初版后記》中宣稱“書中的許多人和事基本上都是真實的”。不過，在承認這種關聯性的基礎上，現實生活與文學描寫之間關系究竟怎樣？對于這樣一個牽涉到作家心理結構、創作機制等等一系列領域的復雜問題，終究不是通過一一機械化地對應與考證可以解決的。這對于專業的文學研究者來說，應該不難理解；而對那些“業余”讀者，要厘清二者的關系終究是要頗費一番周折。

　　對于多數普通讀者的閱讀而言，問題也有另外一面。正是普通讀者這種對于文學與生活界限的混淆，對文學閱讀“常識”的缺乏，他們在文學虛構與生活真實之間建構起某種必然性聯系。從此種角度來看，我們不僅可以理解一些讀者對于小說的批判，更重要的是，在一定意義上可以充分體會到《青春之歌》對于讀者們的現實意義。正如洪子誠所回憶的那樣：“在那些年里，文學作品被看成生活教科書，文學世界與現實世界之間，也被看成具有絕對關聯，甚至是可以等同的關系。我們熱衷于以尋找生活箴言的方式進入書本，而且，一旦進入就不愿走出�！庇纱丝梢�，讀書于他們而言絕非一種消遣的娛樂方式，而是帶有探尋人生意義性質的精神之旅，是尋求時代信仰標桿的重要方式。

　　概言之，在接受者的評價姿態中，有理性評判，也有情緒化抨擊。雖然這些意見在時代環境的規約下無法為我們呈現出“眾聲喧嘩”的場面，卻依然有值得我們留意之處。普通讀者較專家，更傾向從個人經歷出發，以一種更為個人感悟化地方式進行評價，其閱讀固然有不夠專業、不夠深刻的一面，然而讀者群體本身并無高低優劣之分。甚至從某種意義上而言，作為一種審美現象而存在的閱讀活動自有其包容性與自在性，并非今日勝于過去，專業比普通高貴。關鍵在于，我們怎樣超越簡單的是非評判，透過審美現象觸摸時代審美風尚脈搏，并對其背后的心理文化機制進行合理探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