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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學筆法 學者精神(疏延祥 )

    http://www.rjjlock.com 2015年05月25日09:28 來源:中國作家網 疏延祥

      《淮軍四十年》是我期待已久的文學作品,因為此前我對季宇的《段祺瑞傳》《燃燒的鐵血旗》一直關注。季宇寫淮軍的準備是非常充分的。前面所講的那兩本著作都多多少少地和李鴻章及淮軍有關聯,而且此前他還寫過電視紀錄片《淮軍》的文字稿,對李鴻章和淮軍很熟悉,即使這樣,他還是不輕易動筆,用了5年多時間,慢慢打磨,把那些枯燥的史料化成血肉豐滿的形象描寫和敘述,使得歷史著作的對象變成文學作品,好看,耐看。

      淮軍的統領是李鴻章,因此一部《淮軍四十年》,也就是李鴻章的40年或者說后半生!痘窜娝氖辍窂1861年寫起,這一年淮軍還未創立,李鴻章39歲。其時,太平天國的安慶失守,為解天京之圍,太平天國軍隊圍攻上海,上海告急。此時的李鴻章是曾國藩的幕僚,在曾的手下總理文案,深得曾的信任。湘軍是所大學校,他們多年和太平軍廝殺,積累了豐富的軍事斗爭和思想斗爭的經驗。對于部隊紀律,李鴻章特別看重,他認為軍事以得人心為本,這頗有點今天的以人為本的意思,而淮軍的《營規》《軍規》“行軍先要愛百姓”,扎營不要取百姓門板,行軍不要踩壞百姓田產,甚至挑水不挑有魚的水塘等等強調軍民一家的紀律,令讀者耳目一新。

      這種議論使我們感到歷史往往在重復,一種在很多人認定是現代軍隊制勝法寶的東西也不是憑空而來,它同樣有著歷史繼承的關系。軍事紀律保證了淮軍在相當長的時間內區別于綠營,也和已染暮氣、因南京破城大肆搶劫而壞了規矩的湘軍有別。而李鴻章從曾國藩那里學到的就是“和為貴”、“退一步海闊天空”,而“站墻子”就是兩軍相遇前要修筑營壘。因為前者,就是遇到“磨難星”戈登,李鴻章也能避其鋒芒,使其為我所用;因為后者,他在對太平軍和捻軍的作戰中,始終穩扎穩打,一一將其擊潰。

      同時,淮軍在軍事裝備上,也走在綠營和湘軍前面;窜姵醯缴虾,人們還把它當成叫花子兵,被人瞧不起,對此,李鴻章不以為意,化裝成隨從,到洋人的艦船上參觀,回來后就開始“講求洋器”,幾個月后淮軍就擁有洋槍隊,不再是一個以冷兵器為主的落后軍隊,而開始向近代化軍隊邁進,這一點對中國有極大意義。

      而對于甲午海戰的失敗,《淮軍四十年》總結出很多原因,既有海軍軍費被挪用這一眾所周知的因素,也有此時淮軍軍紀敗壞、北洋海軍落后于日本海軍等因素。當然,最重要的是滿清政權無能,已走到末日了,李鴻章在戰前就十分清楚,因此他并不主張與日決戰,可是狂熱的決戰輿論使他的想法不被理解。我覺得,在當時的情形,求戰和求和的結局是一樣的,弱國無外交,弱國無論怎樣努力,主動權都在人家手上。對于這一點,《淮軍四十年》也有揭示,用季宇的話說:“近代海戰是一場科技和綜合素質的較量,光靠勇氣無法取勝!

      淮軍在中法事件、甲午戰爭、庚子事變中的表現有可圈可點之處。潘鼎新有觀音橋一役戰勝法軍的戰績,而劉銘傳作為淮軍將領,屢勝洋人,做臺灣巡撫期間,他努力把近代工藝移植于島上。聶士成在牙山重創日軍,從朝鮮退回鴨綠江后,頑強抗擊日軍的優勢兵力,并擊斃敵將富岡山造。庚子事變中,他指揮自己的武毅軍,與八國聯軍作戰,負傷殉國,這些淮軍將領在外寇當前都有一段可歌可泣的歷史,淮軍的光榮是他們創造的。我們通過季宇的筆,重溫這段歷史,是有意義的。

      《淮軍四十年》成功之處,是將歷史著作轉化成文學作品。比如寫淮軍將領,都是一篇篇人物傳記。如寫劉銘傳,季宇就從他小時出天花,臉上留下麻點,故有“劉麻子”綽號寫起,把18歲的劉銘傳就敢殺死到他家索款、凌辱他母親的土豪的故事托出,并寫李鴻章做壽,劉麻子只按合肥鄉俗送兩斤掛面,李鴻章看后不以為忤,反倒多方呵護和提攜他。這一個個小故事,就把大膽豪俠,粗中有細,不乏幽默的劉銘傳的生動形象送到讀者面前,也從側面反映出李鴻章的性格!痘窜娝氖辍分兴婕暗幕窜妼㈩I、統帥和與淮軍相關的歷史人物,皆以這種史傳的筆法出之,使得這部作品充滿著故事性和傳奇色彩。讀者在欣賞故事的同時,淮軍中一個又一個人物和晚清歷史中的人物帶著他們的聲音笑貌和喜怒哀樂仿佛如在目前,這是該書一大亮點。

      淮軍、李鴻章和晚清歷史已經過去100多年了,對于他們的真相或者在歷史中的作用,眾說紛紜,季宇對此往往將其不同的看法都呈現給讀者。不同于小說的是,在比較不同觀點的同時,季宇還提出自己的觀點,這使得這部著作在有文學性的同時,還有一種學術性。如僧格林沁之死,第一種觀點認為他是在激戰中,馬被捻軍的長矛刺中,墜馬而死;第二種觀點是僧格林沁躲在麥隴深處,為拾糞的少年殺死。第三種觀點認為,僧格林沁是因為部下不滿其統治,從背后偷襲,殺死了他。季宇指出,第三種說法是為尊者諱。如果讓僧格林沁死于小孩之手,王爺就沒有尊嚴,讓他死于叛將之手,多少還有幾分尊嚴。季宇列出僧格林沁之死的三個版本,都有根據,第一種見于《近代史資料》的《國瑞奏檔》,第二種見于羅爾綱的《太平天國史》,第三種見于歐陽昱的《見聞瑣錄》。季宇評論起淮軍發展過程中哪怕是細小的歷史事件的作用,也是一種學術眼光,是站在歷史的高度,不是就一事論一事。

      《淮軍四十年》寫的時代不算遙遠,但一個多世紀過去了,淮軍和晚清發生的一切無疑已是歷史的陳跡,季宇調動了多種文學手法,使那段歷史讀來不覺枯燥。他還別出心裁地在書中淮軍主要將官出場時,都用表格的形式列出其姓名、性別、民族、學歷、家庭出身、本人成分、參加淮軍時間、祖籍等,這種表格鑲嵌在這里,可能是兩個不同時代錯位和銜接,令讀者會心一笑,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效果。

      我過去表述過季宇的寫作為歷史和現實兩大類,這是就題材分的,要是從體裁來說,一是小說,一是史傳文學,就目前為止,《新安家族》是他小說創作的高峰,《淮軍四十年》則是其史傳文學的高峰。在《淮軍四十年》中,季宇實現了學術和文學的融合,或者說文學和史學的完美結合,他這種創作風格值得稱道。

      (《淮軍四十年》,季宇著,人民文學出版社2015年1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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