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弘揚柳青精神研討會發言摘登

http://www.rjjlock.com 2015年05月27日08:40 來源：中國作家網

　　紀念柳青，深入生活，提高原創力

　　雷 達

　　今天，我們的文學創作總體上是繁榮興盛的，但與數量的浩繁相比，精品力作顯然相對稀少。在我看來，實力派作家們寫作近30年，勞碌辛苦，奉獻了許多佳作，但原先的積累掏得差不多了，庫存亟需補充、擴大；新生代作家確實存在一個生活圈子、生活方式同質化的問題，也迫切需要擴大視野。文學需要創新，而其重要前提是，善于在廣大豐富的時代生活中不斷汲取資源，充實庫存，激發靈感。所以，深入生活，提高原創力，在今天就顯得非常突出，成為繁榮創作之路上的重中之重。也因此，今天召開學習柳青的會，從歷史中汲取智慧，就有了不尋常的意義。

　　在深入生活的問題上，我們有過成功經驗，也走過彎路，比如，只承認工農兵的生活才叫生活，把深入大時代的生活與到處有生活對立起來，看不到生活積累的廣闊性、豐富性、日常性，把作家個人的經歷這筆財富與某種十分重要卻并不熟悉的生活對立起來，以及在深入生活的方式上搞一刀切，都是不明智的。

　　然而，無論時代生活如何變遷，對深入生活的概念有怎樣多樣的理解，札根人民，深入生活，擁抱時代，研究一切人，研究一切生活形態，這一創作的根本規律是永遠不會變的，也是不可動搖的。這已經為中外文學史證明了，是顛撲不破的真理。

　　柳青正是一個偉大的踐履者，身體力行者，他的精神至今感人至深。他起先是做縣委副書記，后辭去，全家搬到長安縣皇甫村，一住就是14年，完全過著普通農民的生活，村子里甚至不知道他是個大作家。這樣對功名利祿的放棄和對文學的全生命的投入，從古及今，幾人能夠做到，真是了不起。他在這里寫出了巨著《創業史》，還有《狠透鐵》等力作。他深入生活的特點在于，不但是身入，而且是心入，是情感的深度投入。柳青真是活在他的人物和身邊群眾之中。至今在皇甫村流傳著柳青的故事，比如“打醋”的故事，“找罵”的故事，都極感人。他腳踏實地融入農村生活：白天與鄉親一道下地耕鋤，一個鍋里吃飯；晚上叼著農民的旱煙鍋，與農民一起開會聊天，困了就和農民睡在一條炕上。

　　于是，他筆下的梁三老漢，梁生寶，徐改霞，郭振山，姚士杰，王二直杠，素芳，沒有一個不是栩栩如生的，充滿了生活的真實的強大邏輯。小說中確也有些當時的政策性內容，政治化評價，包括對互助組，合作化運動的看法，時移事遷，今天的認識已有很大變化了，但人們發現，這并沒有影響他筆下人物生命的鮮活和永久。這是生活戰勝了觀念，人物超越了政策，藝術贏得了時間。我想，今天是否仍然采取柳青式的方式，安家落戶，一下去就是十多年，倒也不必要求一律，可視具體情況采取多種方式。重在學習他的精神。在對人民群眾的尊重，學習，與人民的同甘共苦上，他做到一呼一吸皆關情。從柳青身上可以見出，人民不是抽象的，而是一個個活生生的，有血有肉有情，愛憎分明的人，只有真正熟悉他們，體貼入微，才能化為作品中那些有生命的人物。

　　文藝創作的方法有一百條、一千條，但最根本、最關鍵、最牢靠的方法是扎根人民、深入生活，從人民群眾的偉大實踐中去汲取營養。創作主體必須心中有人民、腳下有生活，才能充滿真情實感、才能表現時代精神。學習和紀念柳青，就應該從這個根本意義出發。

　　柳青文學遺產的繼承弘揚者

　　李 星

　　哲人說過，為什么我們能夠站得高些，僅僅是因為站在了巨人的肩膀上。路遙與柳青的關系也正是這樣的。重溫路遙與柳青的關系，及路遙對柳青的評價，對他的文學精神和遺產的繼承和發揚，無疑具有著重要的現實意義。

　　第一，柳青是路遙所始終熱愛并崇敬的陜北同鄉前輩和文學導師。早在中學時代，這位陜北籍的作家就引起了路遙的熱切關注。1991年，在寫完《平凡的世界》，留給我們的他的人生和文學總結，甚至遺言的《早晨從中午開始》的長篇散文中，提到柳青的就有十多次，稱他為“前輩和導師”，稱贊他給自己的人生教育和文學啟示，是柳青的遺憾和與疾病作斗爭的精神，激勵他在已經知道自己身患重病的條件下，與疾病競爭，完成了百萬字的《平凡的世界》。

　　第二，柳青以《創業史》為代表的小說創作，是我國現實主義文學的重要收獲。路遙正是柳青所堅持并實踐的現實主義文學原則和方法、精神的捍衛者，實踐者和弘揚者。

　　“作為一個藝術家，他(柳青)有理由為自己已經創造出的東西驕傲的：在我們已有的文學基礎上，他自己新建筑起來的藝術之塔似乎要比他同時代任何人的建筑要宏大和獨特一些。是的，在我國當代文學中，還沒有一部書能像《創業史》那樣提供了十幾乃至幾十個真實的、不和歷史上和現實中已有的藝術典型相雷同的典型�？梢灾肛熯@部書中的這一點不足和那一點錯誤，但從總體上看，它是能夠傳世的�！�…在沒有更輝煌的巨著出現以前，眼下這部作品是應該占有那個位置的(指“首席地位”)�！�(《病危中的柳青》)“他(指柳青)的作品不僅顯示了生活細部逼真精細，同時在總體上又體現出了史詩式的宏大雄偉。只有少數天才才能把兩個方面統一起來�！薄斑@位作家(指柳青)用他的全部創作活動說明，他并不僅僅滿足于對周圍生活的稔熟和透徹的了解；他同時還把自己的眼光投向更廣闊的世界和整個人類發展歷史中去，以便將自己所獲得的那些生活的細碎的切片，投放到一個廣闊的社會和深遠的歷史的大幕上去檢驗其真正的價值和意義。他絕不是一個僅僅迷戀生活小故事的人。如果是這樣，他也許只能給我們留下一些勾勒得出色的素描，而不會把《創業史》那樣一幅巨大的油畫掛在我國當代文學的畫廊里�！�(《柳青的遺產》)

　　這些話和評價是在1980年、1982年開始文學創作和1991年逝世前一年分別說出來的，它們都說明路遙是真正理解和認同這個比它早出生40年的前輩老作家的；在短暫的人生和文學道路上，柳青始終是路遙的人生導師和文學教父，路遙也始終公開承認他的文學創作與柳青及柳青的文學創作的關系，即使在柳青和他所堅持的現實主義文學創作被一個時期的文壇輿論所徹底否定的時候，他也從未否認，從未放棄過。路遙是柳青文學道路、文學精神、創作原則的真正繼承者，他的代表作品《平凡的世界》正是繼《創業史》之后我國現實主義文學的杰作和典范。路遙以自己的全部人生和文學成就說明和告訴我們，柳青的文學精神和文學道路并沒有過時，仍然有著強大的文學生命力！這正是我們今天紀念這位偉大的我國社會主義文學的先行者、實踐者的意義。

　　人之楷模 文之典范

　　白 燁

　　自1948年雪葦發表評論《種谷記》的文章，到1978年柳青因病逝世，作為作家的柳青，被人們評說了30年；自1978年逝世到21世紀的現在，作為故人的柳青，被人們懷念了37年。一個人無論是在世還是離世，都被人們不斷地評說著，持續地紀念著，這種情形在當代時期的文壇并不多見。

　　柳青從事文學寫作之后，經歷了不同階段的鍛磨與歷練，其中最為重要的是1938年到延安和1943年從文藝機關下到鄉下擔任鄉文書時期的鍛煉與“轉變”。這種直接地置身基層，深入地接觸實際，讓柳青完成了長篇小說《種谷記》的寫作，更讓柳青深刻認識到“一個修養完備的作家，是在實際生活、馬列主義和文學修養各方面都很成熟的。這樣的作家可以寫出光芒四射的作品”。

　　作家如何做人，柳青給人們上了極為生動的一課，也為同行樹立了光輝的典范。其基本的要義就是：不要做社會的旁觀者，要做現實的介入者；不要做生活的客居者，而要做生活的主人公，讓自己成為所描寫的農民群眾中的一員，徹底打通寫他人與寫自己的固有界線，把生活的感受與激情，欣忭與困惑，煩惱與歡樂等等，內在地化合為感覺的放達、情感的宣泄，安全摒棄閉門造車、盲目想象的寫作�？梢院敛豢鋸埖卣f，柳青扎根鄉間14年的個人實踐，為“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樹立了一個作家所能達到的標高的極限，這是今天的文學人所難以企及的，因而也是我們應該奉為楷模而心慕手追的。

　　扎根皇甫村的14年，柳青除去創作《創業史》第一卷和第二卷之外，還寫作了一些關于耕蓄飼養的經驗總結與發展農業生產的建議文章，如《耕蓄飼養管理三字經》《建議改變陜北的土地經營方針》等。這些實用性文字向人們表明，柳青是始終站在農民的立場上，替他們著想，為他們代言的，把這些實用性文章和《創業史》放在一起來閱讀和考量，我們更可以見出柳青作為一個現實介入者、生活實踐者的殷殷之懷、拳拳之心。饒有意味的是，柳青寫于1972年的充滿鄉土情懷與新異見解的《建議改變陜北的土地經營方針》的文章，主要的意見是：陜北要改變“以糧為綱”的經營結構與傳統模式，要根據具體的土壤、水文、氣候等特殊條件，改為“蘋果產區”，建成“我國先進的經濟區”、“世界著名的蘋果園之一”。這個在當年極具超前性乃至預言性的建議，在經歷了43年的翻覆與折騰之后，終于形成了上下的共識，成為了生動的現實�，F在的陜北，蘋果已成為基本的經濟作物，并作為馳名品牌暢銷全國，走向世界。今天的現實，被柳青在43年前以吁請的方式而言中，這是柳青深入生活，研究生活的結果，也是柳青急人民所急，想人民所想的一個典型例證。

　　置身人民，屬于人民，為人民造影，為人民代言，這是柳青在為人和為文的人生歷程中一直踐行并始終不渝的，這也是柳青提供給我們最為重要的經驗，最可寶貴的財富。因而，他當之無愧地是人民的作家。

　　作品的久遠藝術生命力

　　暢廣元

　　創作實踐經驗豐富的現實主義杰出作家柳青，在其《藝術論》中把馬克思主義文學理論和自己的藝術實踐相結合，相當系統地論述了他所理解的藝術規律和作家應該具有的才能、氣質、風格。今天人們讀來依然感到深刻，而且其論頗能針砭文學社會的時弊。

　　“《藝術論》要告訴人們的基本旨意，是作家的生命價值在于其作品具有久遠的藝術生命力�！�

　　生活真實和藝術真實在作家創造的文學文本中共在，從藝術價值的角度來看，它們有高低之別，藝術真實高于生活真實；從構成作品整體的藝術性來說，它們又是相輔相成、缺一不可的。柳青之所以從這個話題展開其《藝術論》的寫作，是由于這個話題蘊含著關于藝術規律系列命題的思考：文學的生命之根是深扎在現實和歷史生活的沃土之中的；作家作為創作主體，而對紛繁復雜的生活不能沒有敏銳的藝術感覺與在此基礎上的藝術發現和藝術構建能力，這是作家之為作家的關鍵性本質力量；對現實主義作家來說，深刻、清醒地把握的或現實的生活之典型沖突，并據此來觀照筆下人物的心靈和命運，是創造藝術真實的必由之路；生活真實和藝術真實的共在不是靜止的，它總是在召喚作家要以持之以恒的藝術探索、藝術創新來滋養其藝術生命，為此，作家必須對其藝術個性的實際狀態和怎樣才能進一步優化，保持高度的自覺。

　　其次，柳青彼時文學的革命功利主義的價值取向化解為追求作品久遠的藝術生命力，文學作品是作家作為特定的社會存在的標志。社會是會遺忘那些創作不出優秀文學作品的作家，即使再千方百計地動用媒體炒作，被社會遺忘的厄運最終還是會降臨到自己頭上的。在其未刊稿《走哪條路》中，柳青懇切地提醒作家：作品要“經得起歷史和群眾的檢驗”。

　　再次，為了使作品具有久遠的藝術生命力，柳青把彼時的文學工具論化解為作家必須保持住的獨特性。在敘事文學中最具有魅力的還不是作家的文學語言，而是人物的對話和內心獨白的生活語言。這是生活的感覺和藝術的感覺結合的焦點。作家的文學性氣質只能在其文學性的社會實踐中養成；具有了文學性氣質的作家才有可能把自己生活的感覺轉化為真正的藝術的感覺；因此文學性的氣質是作家的作品能夠獲得藝術魅力的主體條件。正是立足于對作家文學性氣質的深刻理解，柳青特意強調作家務必在其社會實踐中“保持住自己的獨特性”。

　　深刻理解藝術規律，執著追求作品久遠的藝術生命力，保持住自己的獨特性，力爭成為人民需要的杰出作家或詩人，是貫穿《藝術論》的基本理論。

　　柳青不曾遠逝的啟示

　　張志忠

　　紀念柳青，我覺得最重要的，就是作為一個作家，作為一個現代知識分子，柳青身上表現出來的對中國農民命運的傾情關注和忘我投入，他對現實生活的沉潛其中，他為改變鄉村命運而作出的無私貢獻，以及他對中國農民的命運和中國歷史走向的嚴肅思考；他不僅是用筆去寫作，更是把自己的后半生，都投入了改造鄉村、改變中國農民命運的社會實踐中去。

　　忠實于生活，體察于農民，柳青才能夠在《創業史》的寫作中，沒有展開你死我活劍拔弩張的階級斗爭的場面，而是緊緊抓住發展生產才是硬道理的鄉村生活的主脈，通過互助組進山砍竹子的生產自救和種植良種水稻等情節，表現了貧苦農民在團結互助共渡難關中展現出的高風亮節。按照柳青的思路，鄉村集體互助的意義在于發展生產共同富裕，《創業史》這樣勾勒出時代的壯闊波瀾、也融入作家的生命歷程的作品，仍然對當下產生著豐富的啟示性。

　　在以描繪農業集體化進程而著稱的重要作家中，趙樹理以質樸幽默的鄉土氣息和表達“問題意識”見長，他創作《三里灣》，是要回答農業合作社要不要擴大的現實之問。而作品中最富有說服力的則是，為了增加糧食生產，三里灣要修一條水渠，只有通過盡快擴社，將土地歸合作社統一使用，才能夠統籌規劃。而從三代同堂的家長制色彩濃厚的傳統式大家庭化解為以夫妻兩人組成的現代核心家庭，不但使得鄉村青年男女可以獲得社會生活中的獨立自主，可以自由支配歸己所有的土地，更表現出趙樹理多年間的關于舊式的大家庭在新時代亟需解體以解放青年一代人的嚴肅思考(他曾經預想要寫一部名之為《戶》的長篇小說)。周立波的小說，基于湖南洞庭湖區丘陵地帶的山光水色，和作家自身的抒情氣質，他的《山鄉巨變》和《山那面人家》，雖然都是以山為題，卻不同于趙樹理筆下渾樸厚重的太行山脈，而是富有南方青山秀水神韻和茶子花芬芳的濃郁詩情，盛叔君這樣的敢愛敢恨、活潑開朗的鄉村姑娘，比趙樹理所寫的小芹(《小二黑結婚》)、艾艾(《登記》)形象要豐滿許多，鄧秀梅這樣心思縝密、工作耐心的女工作組長，也和《李有才板話》中的工作組長老楊同志大異其趣�；蛟S可以說，田園詩意，抒情色彩，在小說人物中多表現在青年女性身上。三位作家中，柳青則凸顯其思想家的氣質，他寫作《創業史》，不但是在描繪蛤蟆灘上一群窮苦農民在農業生產上多打糧食富裕起來的翻身故事，更有一種追根尋源，高屋建瓴地拓展出中國農民和中國社會的歷史走向的宏偉畫卷，追求一種深刻揭示歷史演進的脈絡紋理的史詩氣派，正是這樣的廓大的追思，決定了《創業史》的獨特性和不可替代，以及它寫作上的高難度。

　　真正偉大的作家，一定具有大思想家的氣質，有把握歷史走向乃至人類命脈的宏大視野。登高而能望遠，居高而能臨下。能夠達到什么樣的高度，在于時代和個人的遇合，有沒有這種自覺，卻決定了一個作家的境界之高低。貼近生活與居高望遠，兩者不可或缺。

　　再看柳青

　　胡 平

　　從文化學角度看，小說中許多真正生動的因素，是“人們”而不是“個人”創造出來的，不是憑借作家的想象，而出自作家的摹仿。柳青本是不善于寫潑婦的，為了寫好，有一天故意往村里一個出名的潑婦身上倒了一盆水，惹得潑婦把柳青罵了個狗血噴頭，于是柳青才知道如何去寫了�，F在，能這樣處心積慮深入生活的作家已很少了，大家都過于相信自己的才華。在一定范圍，創作也是一種信息積累和信息交換的活動，柳青說，“在生活里，學徒可能變成大師，離開了生活，大師也可能變成匠人”，這是道出真相的。我們看到，有些作家好像總有寫不完的作品，總有新作問世，其實值得寫的早寫完了，成為了匠人卻不自知。

　　當然，柳青作品的內容，不全部來自生活，也有來自上面“政策”的成分，是受到那個時代的局限的。假若沒有這些局限，《創業史》會寫得更好。難得的是，在《創業史》整個創作過程中，柳青始終忠實于現實主義，艱苦卓絕地堅持呈現生活的本來面目，這種精神也是值得學習的。作品中最豐滿的人物是梁三老漢，這個人物徹底來自農村現實，他發家的夢想，百折不撓的努力，以及對土地的深深眷戀，處處折射著千百萬農民的身影，完全是一個真實、飽滿的藝術形象。寫梁生寶，則耗費了柳青的大量心血，按當時要求，這個人物需要高大全一些，對柳青的創作形成最大挑戰。而柳青不是一個可以將就的作家，在藝術上他有自己既定的標準，絕不以寫出一個過得去的正面人物為滿足。所以他很苦惱。他說過，有些作品，經不起問上幾個“為什么”，一問就倒了。比如某某人物，他的覺悟、他的仇恨從哪里來的？他把生命拿出來，但他的犧牲精神哪里來？從教育來？生活中來？先天的血統？光說不行，要問形象達到了沒有。我在寫作中，所謂的創作苦悶，大多來自這些方面。 他所說的“要問形象達到了沒有”這句話，是非常中肯而重要的，他盡量賦予梁生寶生命的血肉，使他親切可感，也就在最大限度上使主人公立起來了。如人們熟悉的梁生寶買稻種一節，今天看來也堪稱經典的寫作。讀者很難忘記，那個雨夜的城里，一個鄉下來的年輕莊稼人停留在街頭，頭上頂著一條麻袋，背上披著一條麻袋，一只胳膊抱著用麻袋包著的被窩卷兒，黑幢幢地站在街邊靠墻搭的一個破席棚底下，為了省兩角錢不肯住旅館。此時的梁生寶不僅是樸實的、真切的，活生生的，也是令人牽腸掛肚的。這些描寫都來自作者14年里對普通農民的入微觀察。所以，梁生寶塑造的成功是相當不容易的，比之寫梁三老漢、郭世富、姚士杰這些人難得多，但柳青寫成了。今天，在我們的主旋律創作中，也依然存在如何寫好正面人物的問題，依然是關鍵性的問題，也就依然有老老實實向柳青請教的問題。必須像柳青一樣問自己：“形象達到了沒有？”實際上就在于兩點：形象真實不真實，感人不感人。

　　柳青的精神對陜西文學的影響是巨大的，陳忠實、賈平凹、路遙都由衷敬重他，陳忠實親自為他立碑。他們在深入生活上，深受柳青的影響，取得的成就也可以說和柳青密切相關�？梢�，柳青是開創一代風氣的作家，是先驅者。繼承柳青的風范，扎扎實實地對待創作，也應成為全國作家的追求。

　　來自柳青的三點啟示

　　王春林

　　在已有將近70年歷史的中國當代文學史上，憑借旨在反映表現農業合作化運動的史詩性長篇小說《創業史》，柳青不管怎么說都應該被看作是一位杰出的現實主義作家。雖然已經過去了這么多年，而且時代環境也發生了可謂是天翻地覆的變化，但認真回顧柳青的小說創作，卻依然能夠給我們以足夠深刻的啟示。最起碼，以下三點啟示是不容忽視的。

　　其一，杜絕浮躁功利心態，真正潛心文學創作。柳青當年為了完成《創業史》，居然會舉家遷居到長安縣皇甫村，而且一扎根就是14年，自然就構成了極好的啟示。歸根到底，我們必須如同柳青那樣切實做到“板凳能坐十年冷”，做到“十年磨一劍”。既不輕言“創新”，也不輕言“偉大”。一言以蔽之，只有徹底告別文學創作的功利主義心態，我們的文壇才可能切實去除浮躁氣氛的困擾，腳踏實地，一步一個腳印地往前走，才有望創作出真正優秀的文學作品來。

　　其二，關于文學創作與現實生活之間關系問題的辯證理解�；蛟S與西方現代主義文學的影響有關，中國的一部分具有先鋒寫作傾向的年輕作家們，曾經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形成過一種漠視現實生活的創作觀念。在他們看來，所謂的文學創作只與作家的藝術感覺，與作家的想象虛構能力密切相關。只要擁有了很好的藝術天賦，擁有了超乎于一般的想象虛構能力，就能夠飛翔在藝術的天空，就足以保證他寫出足夠優秀的文學作品來。其實，這種漠視現實生活的觀念，絕對是有問題的。我們這個時代已經不是柳青的時代，在經過了現代主義思想藝術觀念的洗禮之后，自然不應該再如同柳青當年那樣簡單地理解文學創作與現實生活之間的關系，但這卻絕不意味著就可以漠視現實生活。究其根本，文學創作、現實生活與想象虛構是三位一體的東西，只有依憑著現實生活翅膀強有力的支撐，文學創作才可能真正地飛翔起來。

　　其三，現實主義的深刻性與豐富性。任何一個作家，都不能夠“拔著自己的頭發離開地球”，都不可避免地要受到時代環境的制約與局限。柳青的情況也同樣如此。雖然說《創業史》是一部優秀的現實主義長篇小說，但那個不合理時代極“左”錯誤觀念對他小說創作負面影響的存在，卻也是一種無法被否認的客觀事實。這種負面影響的直接體現，就是對于梁生寶這一被視為“時代英雄”形象的刻畫與塑造。在農業合作化運動已然被歷史否定的前提下，梁生寶對于集體化道路的一力堅持，他身上的那種理想主義，自然也就不合時宜了。這里，有一個應該提出進行討論的問題是，雖然如同農業合作化運動那樣一種強制性的農村土地集約化方式需要加以檢討，但農村土地的集約化方向卻不能夠被簡單否定。但在強調梁生寶形象不合時宜的同時，我們卻也得注意到柳青對梁三老漢以及徐改霞等人物形象的成功塑造。無論是梁三老漢對于土地，對于個人發家方式的瘋狂迷戀，抑或還是徐改霞之告別農村走向城市的這樣一種人生選擇(請一定注意這一選擇與1980年代初期路遙《人生》中高加林千方百計要進入城市的人生選擇之間的一種內在相似性)，在時過境遷之后的現在看來，所充分反映出的正是柳青那樣一種現實主義的深刻性與豐富性。從這個方面來看，柳青給現時代中國作家的一種有益啟示就是，一定要設法穿透時代意識形態的各種制約和局限，力爭在一個堪稱高屋建瓴的思想制高點上來理解把握現實生活。惟其如此，方才有可能對于中國當代文學的發展真正有所助益。

　　永遠的柳青

　　董穎夫

　　我是來自陜西長安的一位農民，也是陜西省柳青文學研究會的常務副會長，更是柳青精神的崇拜者。

　　站在我們農民和老百姓角度談柳青，我們說柳青是最早關注、研究和表現我國農村、農業、農民問題，現在也叫三農問題的著名作家之一，從《種谷記》到《創業史》，他最關心農民，最了解農民，可以說他是我國三農問題的代言人之一。所以，2006年在紀念柳青誕辰90周年的時候，我們提出了一個理念，用柳青精神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柳青生前落戶長安，死后又要埋在長安，和長安人民生死相依，柳青生前對長安人民最親，長安人民對柳青最愛。柳青對長安的老百姓有恩，長安老百姓世世代代都懷念他，紀念他，這也是我們為柳青做點事，至今仍覺得做得很不夠的理由吧。

　　在陜西首屆柳青文學獎頒獎會上我們唱響了一句口號，這就是：人民的作家，大寫的人生，神圣的事業，永遠的柳青。在群眾路線教育活動中，廣大黨員干部認為柳青是和群眾打成一片的楷模，是一座豐碑。他們在柳青墓前宣誓，身旁有柳青，高懸一盞燈，走好人生路，為官一身清。柳青不死，柳青長青，柳青永存。

　　生活讓評論之樹常青

　　梁鴻鷹

　　在領悟柳青精神風范的時候，我一次次思考“生活”對評論工作者意味著什么。每個人都在生活中，但個人生活遠不是別人的生活、大家的生活。人作為所有社會關系的總和，與社會聯系越緊密，與現實世界、與大自然越貼近，感知力理解力便越強，越能成為內心豐富的觀察者、鑒賞者和表達者，作家如此，評論家亦如是。

　　出色的評論家大多投入地奮斗掙扎悲傷喜悅過，熱情的踏入過時代思潮的河流，與社會進步緊密互動過。今天的評論家同樣要閱事、詢時務、求理道，為時而著、為事而作。在時代之風云激蕩中站得更高一些，看得更遠一些，進而把握住思潮脈搏，變得更深刻深邃。

　　好的作品是現實生活藝術化的自白，是大地的代言，如何站立在土地上，呼吸著什么樣的空氣，都起決定作用。張煒說過，如果不能與風云、河流、樹木、太陽等等同脈動，作家就會變得可有可無。實際上，偉大的藝術不為確證一個我們感到舒適如歸的世界而存在，相反，它要求我們將自身交給另一個世界一次。作品或作家藝術家都是獨特的世界，需要評論者有前往深入勘探的足夠經驗和見識，底氣和后盾就是實踐。進入作家所創造的藝術世界，探明作家的內心世界，靠閱讀不夠，輔之以想象力往往也解決不了問題。無論是想成為藝術作品自信的確證者，還是要從作品的審美世界中提取有益營養，必須擁有與創作者相稱的強大實踐生活底蘊。

　　評論的關鍵詞是探索發現、頓悟或萃取升華，搞評論的人大多離開學校就進入教研室、辦公室，出入講堂、會議室、圖書館，在與報紙、刊物和出版社與學界同人打交道，局限性生活與作家藝術家開闊的生活對比強烈。應重新確認評論作為實踐性社會活動的本質，把深入生活，向現實求證求教，把問計于民、問計于普通讀者作為重要工作和學術支點。

　　別林斯基說過，“一個詩人越是崇高，他就越是屬于他所出生的社會，他的才能的發展、傾向、甚至特點，也就越是和社會的歷史發展密切地聯系在一起”。評論家搞清楚國家政策與現實的聯系，自覺地去了解工業、農業、科教、國防現狀，想想自己的文字與當今社會的聯系，是大有好處的。如果不屑于了解這些，接不上社會生活、時代思潮與普通人生活的地氣，不僅理論的底氣、評論的銳氣難以持久，而且思想枯竭、語言陳腐是遲早的。搞好評論要自覺踏入生活河流，豐富社會實踐，觸摸社會變革，拓展學術追求、活躍理性思維，增強批評力量。

　　文學照亮人生，激發人們對真理的企求。批評要助益于人生，必須增進對人生、對社會的體貼，敢揭示當代物質生產和精神生活領域存在的問題，盡顯人生之況味，為造就更多“完整的人”、“豐富的人”盡力。批評存在的理由是張揚有益于人生的價值，提高全民文化素質。要把讀萬卷書與行萬里路結合起來，熱情深入生活、貼近大眾、聯系實際，接地氣、聚人氣、脫俗氣，提高理性精神對生活的干預和校正能力，集聚與輻射生活常道與常理。歌德說，誰不指望有成百萬的讀者，他就不應該寫出一行文字來評論工作者不單要苦練內功，而且要在更多地沐浴現實風雨、傾聽生活足音中，讓自己的情緒、精神、意趣與時代脈搏相通，從而增強評論的現實感染力，讓評論的實踐風范影響人們。

　　柳青的“于心不安”

　　何向陽

　　柳青以小說傳世，散文不多。最近得到一本《柳青小說散文集》，其中一篇，教人耳目一新。

　　《建議改變陜北的土地經營方針》寫于1972年。雖以散文入輯，不如說是一封“信”，這封“信”曾寫于1955年，給了當時的中共陜西省委第一書記，第一書記未見，被轉給當時的中共陜西省委農村工作部。1957年，作者問及第一書記本人查尋，原件已找不到。此后，柳青忙于寫作，沒有再寫。直到他受審病重，“呻吟床笫之余，又想起這件事情”。而真正的引子是，“陜北老家來此探親的家屬和親友，談起那些連年干旱所造成的集體經濟困難和人民生活艱苦狀況，我聽了于心不安，促使我重新認真考慮這個建議”。

　　文章開宗明義，氣候干旱，水利受限，地形零碎，機械受限，在“命脈”、“出路”均呈劣勢、不宜農業生產背景下，柳青提出了一個大膽的蘋果產區計劃，從土壤潮濕度、蟲卵不能過冬、坡地通風透光三方面論述，并搬出中國農業科學院院長金善寶的日照長溫差大糖分積累說支持，談陜北作為蘋果產區優于渤海膠東半島、遼東半島和遼西蘋果產區的地方，并由此聯系到產業移民、作業分配，在“直風梁”上植樹養蠶，在溝谷種糧種菜植草，“坡地——梁地——谷地，果樹——桑樹——糧食，這就是陜北經營土地最理想的經濟地理面貌”。其實直到現在，我都很難設想寫出《創業史》的作家會這樣事無俱細：“桑樹更新下來的老枝，桑皮造紙制箱，裝出口蘋果，桑枝編筐，裝內銷蘋果。在經濟地理上兩種經營這樣和諧地全面銜接，也是世界上少有的”，這時的他，已是站在與法國南部地中海沿岸和加龍河下游的葡萄產區與美國西海岸加利福尼亞的蘋果產區對比角度說著陜北。還不算，他進一步言說經濟結構，從18世紀英國說起，他令人感動地構畫農業結構變化之后的延安、綏德、榆林三城市的工業前景，他說水電站——修三至五個，他說鐵路——除運蠶絲產品到天津外，“先修最重要的一兩條線與華北和關中相通，再修次重要的兩條，還需修境內支線”，他說，“使得這個富饒地區的經濟得以盡可能充分的發展和這個地區光榮的革命歷史相輝映”。正是這最后一句，有一種教人動容的風骨。

　　又三四十年過去，陜北蘋果基地遠無紙上規模，西安往延安的鐵路修通也在最近10年。這篇文字當然也遠夠不上名篇，作為柳青創作，更無法與《種谷記》《銅墻鐵壁》《創業史》比肩，就是放在柳青散文里講，也沒有《一九五五年秋天在皇甫村》影響廣泛，甚至從文辭角度要求，它可能在有些人眼里根本算不上散文，但是，它確實為我們打開了一個通向他創作的甬道。柳青之所以能寫出《創業史》，不僅在于他切實地參與了農村發展的歷史，不僅在于他在村子里一住就是許多年，還在于他的對于農民福祉的憧憬里真切的出發點，那個對貧窮與疾苦的鄉村人的一個作家的“于心不安”。

　　了解了這個“于心不安”，也才能記住為給集體買稻種從渭河下游坐幾百里火車卻舍不得花兩角錢住店的蛤蟆灘的小伙子，才會知道這個原型“王家斌”的梁生寶內心的熱火里燃著柳青的那一份。

　　在生活中創新

　　關仁山

　　通過學習柳青，我深深感覺到，文學的力量，在于創造新的藝術形象。新農民的形象，寄托著我們的熱情和理想。理想和力量，是偉大文學的條件。但是，我們急于呼喚新農民形象的誕生，而是要檢視我們的誤區。不能為了新而新，還要多方考量。這里自然包括多方面，一是作家自身需要調整視角，重新發現農民。二是加強對“三農”的重視，切實改變農民自身形象。三是改變惟財論，好像沒有發財的農民就不能是新農民，更應該看到他們是以怎樣的精神姿態活著的，這比商業眼光看農民更實際，也更符合藝術標準。

　　柳青非常重視農村新事物書寫與新人物塑造。他強調新時代一定要寫新人物、新感情和新氣氛，最核心的就是創作主體要懷有感情。我想，感情來自平等的目光，來自對農民的理解和尊重。故事好編織，對農民的真情不好編織。真情來自哪里？來自今天火熱的現實生活。

　　柳青的創作態度是真誠的，體驗生活的方式是純粹的，最后體現在他的創作獨特的眼光上，體現在痛苦的人生思考和藝術蒸騰上，體現在創作勇氣和藝術魄力上。重讀《創業史》，讓我們感到苦難使農民具備了土地一樣寬容博大的胸懷，農民在土地上勞作，像是帶著某種神秘的使命感，土地就像上帝一樣召喚著他們，即使在最困難的時刻也不曾失去希望和信心。我們從他的創作中，讀出了農民內心的勇敢、力量和尊嚴。這是農民式的高尚，我們的文學只有沐浴了生活和人性的苦難才會有力量，才會有風骨，才會寫進人的心靈深處。寫出人性的深度和廣度。

　　柳青的精神永存，這種精神在今天同樣應該激勵我們“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我雖說創作了農民三部曲，但是，還遠遠不夠，生活積累同樣欠缺。生活有經驗內生活和經驗外生活，經驗內生活是不是真實可靠？對于經驗內生活，要深入開掘，提煉，對于經驗外生活，我們趕緊投入進去，用心思考，這不僅是態度問題，立場問題，也是寫作技術方面的問題。

　　作家熱愛人民，熱愛生活，應該向柳青那樣發自內心，作家要有自己的主見，自己的理想，堅信有愛，有溫暖有光明�，F實生活需要我們靜下心來，艱苦地認知、體驗和思考。擯棄舊有的創作模式，擺脫對歷史的虛無和狹隘的功利原則，以開放的眼光和胸懷，飽覽和容納歷史全部的豐富、蕪雜、曲折和發展，改變我們對生活簡單和膚淺的認知。有了新的認知能力，才有客觀冷靜的審視，以及宏觀的把握能力，作家才能在某些方面有所超越，我們需要超越世俗，超越常規，超越現存。所以說，向柳青學習，向生活學習要付諸行動，爭取更大的成效。

　　文學是國之重器

　　劉醒龍

　　柳青之所以要為自己時代的一群小人物寫一部《創業史》，就在于柳青的寫作不是一般小花小草的境界，而是那蔽日遮天莽莽森林，是在心里惦念著文學中久違的國色天香。文學要不要介入那種名為“國運”的東西？《創業史》所體現的文學精神再爭議幾十年，或者更有價值。

　　文學在發生之初，很難明白其中對錯或者好壞，即便有即時的評說，往往與高下無關。文學是一種源遠流長，是對既往有益有用有意義經驗的不斷積累，這樣的寫作才是有效的寫作。一種風范的形成，在于文學之根扎在該與家國命運關聯就毫不猶豫地挺身而出、該與民族興亡血脈相通便理直氣壯地慷慨舍身的地方。任何樹葉都是樹葉，任何生活都是生活，世間上不存在兩片完全相同的樹葉，人世間也不存在兩種完全相同的生活。一個人的生活是生活，另一個人的生活也是生活。牡丹奉為國色天香之際，松竹梅并沒有在人間失傳。牡丹淪落風塵千年，同樣不能代表松竹梅就是亙古不變的藝術真諦。

　　前幾天應邀給“華師一附中”寫了一幅書法：忘掉年齡，牢記時間。這是個人的有感而發。對于瞬息萬變的所謂“現代性”，接下來文學要做的正好相反，是如何從分秒必爭的“時間”里逃出來，回到歲月的“年齡”當中。識時務者為俊杰，不識時務者為圣賢——這是《蟠虺》開篇的一句話，無論在哪個年代，作家都可以成為松竹梅的癡迷者，但是，一個時代的文學大道是要懂得牡丹如何成為國色天香，又如何沒有成為國色天香的意義，還要理解不再國色天香了的牡丹不曾在民間消失片刻的隱喻和暗示。雖然不可以將“識時務者為俊杰”看作是對文學思潮的隨波逐流，但是，“不識時務者為圣賢”才是這個時代的文學重器。

　　柳青的陽光

　　馮秋子

　　中國現當代文學，留下了可資借鑒的重要遺產，柳青的創作實踐即是一項寶貴財富。從柳青身上，我們能夠獲得很多啟示，我感念以下三方面：

　　一、誠意。柳青常保持清醒的頭腦，無論經歷什么磨練，素質有了怎樣的提高，閱歷、收獲如何地不同，思想上又做了什么樣的準備和拓展，比如潛心學習漢語言，特別是人民群眾的勞動行為語言；自學英語、俄語，并嘗試閱讀原文、翻譯成漢語發表……但他始終是人民中的一員，行裝如同百姓，心性往深、往里、往高、往遠掘進，把人民的豐富天性和創造靈性綜合一身，悉心揣摩，并加以提煉改造，摸索最為恰切的方法和途徑，去創造屬于人民大眾的文學藝術，屬于歷史的中國靈魂。1943年，當他響應號召下鄉到陜北米脂呂家堿村，遭遇了嚴峻考驗：吃不到一滴油水，大半年里天天白水煮土豆、粗高粱米就腌白菜；小窯洞、小山村與外界隔絕，無人可以進行思想深處的交流，柳青被孤獨和迷茫折磨，大病臥床期間，他經歷了激烈的思想斗爭，放棄還是堅持，他猶豫、彷徨以后做出了抉擇，“在革命隊伍里知難而退是莫大的恥辱”。于是重新站立起來，自此放下姿勢，將自己從身到心融入到農民之中，白天一道下地耕鋤，吃一口鍋里的飯；晚上叼著農民的旱煙袋，與農民一起開會聊天，困了和農民歇在一條炕上。柳青放下自己，雙腳扎進土地，把心靈和氣息沉浸到土地，把思想和情感的重心安頓到真實的生活和人民那里。他獲得了真正的重啟，他的眼里有了更多他人，心里有了更多他人，文學的內容和形式也在重塑自我的艱苦進程中摸索成形�！兑粋�女英雄》《種谷記》《銅墻鐵壁》到《創業史》，便是從人民的土地里、從柳青的心地里生長出來的有力莊稼。文學作品，理解、承擔、揭示并且藝術地創造了多少和人民相關的價值內涵，裝載了多少社會歷史和人民的生活、生命以及未來，社會、人民和歷史就會接納、銘記多少。

　　二、學習、發現和思想，以保持寫作者的意識的先進性。文學這一精神勞動總在促使人不斷學習和長進，寫作者作為社會現實、精神生活的參與者、體驗者和思想者，不斷地完成從物質到精神、再到創造性地藝術呈現的勞動，思想的過程和思想結果、以及思想的質量，由寫作者的態度和思想素質及文學藝術的行為能力展示出來。從柳青的文學體察和創作實踐看，他與中國社會擺脫黑暗桎梏、尋找發展進步，與人民大眾對美好生活的向往保持了一致，與時代同步、甚至超越時代，并且不懼辛勞時常負重前行，把思想成果和接納進心里的陽光，通過為人為文給出來，溫暖和照亮人民群眾，也照亮自己邁進的路途。在艱苦的環境中，他實現了思想和藝術雙重的躍升和突進。他的胸襟之寬闊，意識之敏銳、自覺，心地之厚道、單純，高貴而有尊嚴。

　　三、穿越艱難困苦，朝向理想，恪守信念。柳青是一個有理想信念的作家，也是一個有教養的作家，不逃避與土地和人民一同去面對挑戰和抉擇的責任。他把深入生活和扎根人民當作正常的必修功課，并勇敢地承擔起了這一行動的實質性含義，經受住了考驗。在此過程主動發掘自身潛質，使自己成為中國農村社會的研究專家，藝術表現的實驗先驅，也成為中國現當代文學史上一棵積極、向上的、飽滿的好莊稼。柳青成就一個作家的心向選擇，也為著生息的土地和人民，為著黨的文學事業做出了可貴的探索，貢獻了重要的經驗。

　　紀念柳青，也是對我們的土地和人民表達敬意和信心。

　　柳青的參與意識與探索精神

　　段建軍

　　柳青是一個從生活到文學，當生活而文學的作家，是參與意識很強的作家，生活需要每個作家以獨特的身份參與，以獨特的身份建設和推動，柳青對此毫不含糊，早期寫作前，他是一個革命者，他由革命而文學，為革命而文學，解放后，他是一個社會主義建設者，為新社會的建設而努力的寫作者，是生活身份與寫作身份統一的人。

　　柳青具有積極服務社會人生的“探索”意識。他長期深入基層生活，用文學創作貼近生活，了解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用作品探索人民實現美好生活的新途徑，主要表現在兩方面：

　　一是對理想人生的探尋。人到底是固守天生的東西，用一生一世活成自己，還是努力奮斗，積極探尋改變自己，柳青用他筆下的梁生寶的形象，鮮活地告訴人們，走老路守舊律沒有出息，嘗試新的活法，改變舊的自己，才有出息，才有做人的尊嚴。

　　二是對新的婚戀觀進行探索。

　　三四十年代，中國的進步文學創造出一種“革命＋戀愛”的模式，寫作出一批浪漫故事，影響了一代讀者的婚戀觀，進入社會主義建設階段，青年男女應該樹立怎樣的婚戀觀，柳青的回答是事業加愛情，只有共同的事業才能把一對青年聯系在一起，讓他們品嘗愛情的甘美，生活的意義。

　　柳青處在一個破壞舊世界、建設新生活的非常時期，不同人群不同勢力的斗爭是那個時代的主旋律，今天的中國早已改變了一窮二白，放棄了斗爭哲學，“過自己的日子”成為時代主旋律，我們是否還需要柳青？回答是肯定的。

　　一是柳青直面現實，不回避生活中的矛盾沖突，敢于用文學的方式介入其中，并為社會歷史尋找正能量的精神，對今天的作者具有示范意義。

　　二是柳青始終貼近基層，從底層發掘創造新世界、新人生的探索精神，探索人不僅要活著，并且要活得有價值，有意義，活得有尊嚴，值得今天的作家和讀者學習，每代人都站在歷史的制高點上，向后看，一切都非常清楚，因此嘲笑或批判前人的缺點非常容易，朝前看，一切都籠罩在迷霧之中，要探索就需要付出失敗的勇氣，柳青是一位具有探索精神和勇氣的作家，因此，他非常了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