彈奏鄉土社會的歷史曲譜——評王方晨長篇小說《公敵》(武晨雨)

　　禮失求諸野。王方晨的長篇小說《公敵》著墨于當代中國鄉土文化的隱私，人心人性的浮沉嬗變，是對中國鄉土社會的整體性觀照，指向過去與未來，指向現實生活與藝術隱喻。

　　韓爺是書中最為復雜的人物形象。韓爺的神話，起于用一部“小紅書” 《論語》轄制住了尋釁鬧事的群眾。憑借兩千多年前“道德”與圣訓締造，韓爺獲得了道德上的制高點，而隨著親手所創的翰童集團的發達，開始慢慢發展其背后龐大的精神控制。小白樓的紙醉金迷與“小紅書”的仁德道統形成了強烈對照和鮮明反差。在各種欲望膨脹的當代，人們已經忘記歷史和傳統，鄉村文化的原始質樸早被洗劫一空，傳統道德和民間倫理已然分崩離析。小說里反復提起的古塔被盜，何嘗不是一種象征？腐敗與奢侈，反省與救贖，共同組成鄉村發展與墮落的歷史。我們要思考的是，這樣的歷史，這樣“每個人都是受難者，概莫能外”的時代，對于當代中國究竟意味著什么。佟志承說，“沒有靈魂，這是我們整個時代的病。 ”雖然“小紅書”依舊擺在翰童集團領導人的辦公桌上，但民間倫理、傳統道德的靈魂卻早已迷失了。

　　中國鄉村包含的故事太多、太廣，而王方晨通過敏感而又精準的把握，把他對民間倫理的反思和對鄉村政治的批判巧妙地融合在一起。他對鄉村病癥的診斷太熟稔，無論是文化倫理，還是政治道德，他都痛心疾首。他讓整部《公敵》里充滿了權謀，韓爺的發家史就是典型。他一步一步讓塔鎮吃掉佟家莊，精心打造著自己的社會體系，精心策劃著佟志承佟黑子兄弟倆的人生；與他針鋒相對斗了一輩子的佟克寶，無力改變自己兒子無比崇拜韓爺的事實，彌留之際終究屈服于他的領導。

　　而面對傳統文化和民間倫理喪失，空有一個物質王國的韓佃義最終也走向了自己的墳墓。老人宅里，他埋葬了自己的希望，緬懷著蒙塵的良心，一如寂寞太久的困獸，試圖用時間舔舐自己的傷口。韓佃義在人生頂峰走下道德的滑坡已是必然，可即使佟志承承接大任，誰又能保證不是下一個韓爺？每個人都在和自己生命中的黑暗較量。

　　在《公敵》的鄉村政治中，始終存在著兩種不同的價值理念，而且有著十分直接的沖突：韓爺和佟黑子堅信強權，用暴力打造了翰童王國，而在這股暴力中，早就悄無聲息地滲進了佟志承和邵觀無的政治力量，無法避免，無可奈何。政治與倫理，在鄉村文化中常有著不可言說的聯系，迷信和貧弱，注定了它們不會被徹底分開，王方晨把兩者盡可能深入地剖析，終于回溯出歷史的暗影和整體輪廓。

　　王方晨從來不否認自己對于鄉土文學創作的熱愛。如果一個作家能夠感受到“山川草木本身就帶著古老的詩意” ，那么他大概永遠不缺鄉土文學創作的素材和靈感；如果一個作家能感受到，“城市和鄉村的區別，就在于城市和鄉村與大地的距離” ，他大概是真的被這片土地容納和接收了。 《公敵》里佟家莊與塔鎮有著不可調和的對抗與仇恨。作為土地人，佟家莊人對任何賣土地破壞土地的行為有著強烈的仇恨與排斥，長久下去佟家莊人便對塔鎮有著復雜感情：一方面想控制、征服塔鎮的人；一方面又對非農業生產有著幻想和奢望。處于各種政治改革風口浪尖的鄉村，與城鎮有著刻骨銘心對抗的鄉村，足夠敏感和暴怒。它能一眼看清你對土地的認同和背叛，他們對愿意歸屬之人慈愛厚道，也詛咒一切有悖于“土”的道德的人。韓爺、佟志承、佟黑子，這三人與土地打了一輩子交道，也作了一輩子斗爭。他們有過離開，也試圖回來；他們因為各種原因離鄉或堅守，在人生的大地上艱難跋涉，但最終還是為了重歸土地，努力扎根。

　　韓佃義，這個被命運驅離了這片土地的年輕人，再次回來時以一部“小紅書”打造了翰童集團的神話，他發展經濟、改革生產，一門心思地與真正的“土地人”對著干，把自己龐大的獨立王國凌駕于這份曾經驅逐過他的土地之上，卻極具諷刺意味地成了佟家莊人心中的大救星，被尊稱為“韓爺” 。佟黑子，這個從童年起就與孤獨相伴的小流浪漢，在土地里成長的野孩子，在受盡了人間的羞辱與恥辱后，接到了韓爺親自轉接的生殺大權。而韓爺仿佛來自地獄的修羅，將急需報復的佟黑子拽進了欲罷不能的罪惡之中。繼任者迅速地從受害者變為施暴者，而面對他的暴力，佟家莊人人自危。別鎮長的自我放逐與逃離，便是現代理性在野蠻暴力前的恐懼與無奈。究其一生，佟黑子時刻行走在土地上，卻從來沒有找到過家園感和歸屬感。韓佃義和佟黑子，最后一個躺進墳墓，一個雪地自絕，或許都是在祈求這份土地的原諒。

　　而佟志承，這個明明不愿意離鄉、希望一輩子留在佟家莊種地的人，卻在韓爺的權謀安排下，聽了“佟家莊需要一個在外面吃官飯的人”的勸導，在全村人的希望聲中，倉皇離開這片土地，甚至都沒有來得及一聲道別，人生的方向已經變成讀書、進城、當官。與韓佃義與佟黑子完全不同的是，佟志承對這片土地沒有害怕，沒有憎惡，只有一個鄉村人該有的對土地的眷戀。他并不喜歡在官場廝混，除了韓爺的期待，支撐他的便是這份對土地的感情。

　　《公敵》里對鄉村政治的批判猛烈直接，對民間倫理的審視隱秘微妙，但王方晨并不局限于這種批判與審視，他更多地關注著人心人性的解析。在他看來，“文學關心的永遠是人本身” 。政治和倫理不該是被刻意避開的話題，如果用人性去書寫這些，它們都是坦蕩而無畏的，甚至可以有童心般的天真，但這樣的無畏背后卻是無法言說的傷痛。

　　《公敵》蒙太奇式的敘述手法，保證了它作為長篇小說在時間空間的廣度，為人性書寫提供了絕佳的方式。半個多世紀的風雨被打亂、拆開、重新排列組合，講述著佟家莊由沉默安靜的小村莊，成為經濟帝國的翰童集團。交錯重合的時空錯覺，逼迫讀者在思考時不停地變換坐標軸，從而更深入地回歸歷史的真相。當然，這種纏繞紛繁的時間軸，把一個個鮮活的鏡頭以眼花繚亂的速度不停地騰挪穿插，并不是作者在故意炫技。作者想讓我們看到的，是反思中國鄉村變遷的道路，而并無意于講述多么完整無缺的故事，作者自然有引導、打斷我們閱讀的意圖，目的不外乎引起我們的思考。而這種讓人心神不寧的表現手法，又恰恰最能展示佟家莊人在鄉村變遷的歷史進程中，那種患得患失又急躁無措的心態和情緒。它流著鄉村倫理的血，跳著鄉村政治的脈，扎著鄉土文化的根，它持續不斷地給著我們力量與反思，也考驗著人性的尊嚴與苦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