階層身份焦慮與功利性閱讀(國家瑋)

——富士康工廠農民工文學生活調研實錄

　　提倡“文學生活”研究，就是提倡文學研究關注“民生”——普通民眾生活中的文學消費情況。為此，山東大學文學院聯手校內外專家，于2012年成立了“當代中國文學生活研究中心”，并承擔了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當前社會“文學生活”調查研究》(課題批準號128ZD169)，溫儒敏教授擔任首席專家。這里發布的是該項目研究成果的一部分。

　　今天，人們仍然可以說打工者很少個體性地創造智性或想象性作品，所謂新世紀以來的打工文學總是令人生疑。本文涉及的“打工者”概念始終被認為是模糊不清的，在富士康工廠從事簡單裝配的工人與在北京中關村一帶售賣科技產品的店員都被認為是打工者，我的研究側重于鄉城流動群體，即一般意義上的“農民工”。以富士康集團深圳(約30萬人)及鄭州(約20萬人)工廠職級為員一及員二的部分農民工進行多次調查、訪談并進行為期兩年的文學閱讀干預，同時借助互聯網技術以較為可靠的隨機抽樣方式對生活在城市中的一般讀者群體進行網絡調查以其與富士康工廠農民工的文學閱讀情況進行對讀。

　　無論是農民工群體還是隨機抽取的能夠代表一般人群閱讀情況的受訪者都聲言文學閱讀不能使自己的階層歸屬感更為強烈，其文學閱讀目的在于提高人文素養，獲得必備知識，豐富人生閱歷。(認同此一說法的農民工占群體總數70.8%，一般人群為73.6%)顯然，這一帶有明顯目的論的陳詞濫調在過分強調學習改變命運的文化背景之下得到了最為熱烈的響應，不過這樣的響應是出自受訪者本心還是他們早在“親身經歷之前就可以對絕大多數事物進行想象”則不得而知。

　　為了測試這一被廣泛認可的說法的信度，必須給定一個具體情境�？梢允茉L者對小說類型的偏好度設問能夠使受訪者忽略問題之間的邏輯聯系，較好反映其真實態度。似乎都廣泛贊成文學閱讀擴展視野、啟迪心智、陶冶情操功效的兩批受訪者表現出對小說類型較大差異的偏好度。雖然從全國各省隨機抽取的一般人群與農民工群體都有30%左右(一般人群略多34.5%，農民工群體29.2%)拒絕主動選擇而寧愿在時下流行作品中擇取與自己目下生活狀態相關的作品，但在主動選擇小說閱讀這一方面來看，雖然兩者都有通過小說閱讀尋求跨越自身階層獲得想象快感的要求，但農民工更強調借助對階層跨越的想象以紓解慰療自身生存現狀(有47.9%的農民工認同此項，而一般人群則只有26.4%)；一般人群則更多僅是純粹追求暫時的逃離感，希望獲得另外的生活體驗。(僅有17.7%的農民工認同此項，而一般人群則有35.6%)

　　無論是在工廠訪談所獲得的經驗性印象還是問卷定量分析得到的數據都支持如下判斷：農民工群體表現出對個體生存狀態更為敏感的傾向，一種對融入城市生活隱秘地希冀。對作為摩登都市象征的上海，農民工較一般人群表現出更大的熱情，讀過或聽說過六六及其小說《蝸居》的農民工占群體總數的43.8%，而對這部小說有所了解的一般人群僅占其群體總數的21.8%。問卷列出與上海有關的四部小說(《長恨歌》《繁花》《陸犯焉識》《蝸居》)完全沒有聽過或讀過的受眾占比，一般人群也比農民工群體多出10%左右。(一般群體為31%，農民工群體為20.8%)《蝸居》獲得的關注來自其無論從小說情節亦或是后期營銷方法上對市場主導時代文學機制最為熱切以致直露地呼應。與另一部個人奮斗史《杜拉拉升職記》相比，《蝸居》指明了一條捷徑。值得注意的是，兩部小說的青年主人公其實都是打工者，為外企打工、為國企打工、為私企打工，雖然通向成功的路徑各不相同，但類似作品都為打工者謀劃了個人奮斗的線路圖。它不遠不近地呼應著據說常常被誤讀成勵志著作的《平凡的世界》，有尊嚴的勞動者被理解為“嵌入固定經濟結構之中的”工作者，主人公的奮斗精神被想象成個人奮斗式的自我實現。

　　當人們討論“農民工”或“鄉城遷移者”文學閱讀現狀的諸種問題時，容易以一種同質化的思維方式消解群體內部的個體差異。對富士康兩工廠普通農民工的文學閱讀調查至少表明，對同一個問題的若干態度，農民工意見的分散程度高于一般人群。如果要更好地理解這個群體的文學閱讀狀況，至少需要將其內在的差異性考慮在內。同時，文學閱讀本身也必須被置于社會整體閱讀狀況之下。在大型購物中心附設的書店長時間閱讀而不消費會暴露讀者的經濟/階層狀況，而互聯網電子商務平臺購書卻可以將挑選時間無限延長，這種購物體驗并不使人默認階層差異而是使之被淡化以致短暫遺忘，前文所述網絡小說的發達(尤其是手機終端)起到了相同的作用。新技術使一般被認為是生活在社會底層的農民工虛擬地擺脫了人際關系的前提下建立了自尊感。

　　他們較一般人群更早更快地接受新技術的影響而改變“各種感知的比率”(麥克盧漢，1964)對新技術發展帶來的碎片化閱讀體驗，占受訪總數47.9%的農民工非常適應借助通過手機客戶端隨時關注微信/微博更新的即時信息。這一數字在一般群體中有28.1%。對碎片信息保持較高警惕性，很少投入注意力的農民工占受訪總數19.8%，這一數字在一般群體中則是41.6%。兩組統計結果恰好相反。

　　必須說明，當我這樣分析農民工群體的時候，實際上已經武斷地將其彼此間的差異性抹平。即使下面我將對此做一些說明，因為所做調查的深度限制，仍然難以完整地呈現出這種差異。我的研究視野目前局限在進入城市并獲得較為穩定工作的農民工群體中，這既包括在像富士康這樣的大型工廠農民工，也包括某一地區的農民集中進入城市從事大致相同工作這一情況(比如河南省固始縣大量農民來到北京，經過較長時間的發展在昌平區東小口地區形成了規模較大的城市垃圾回收分揀基地)。雖然像富士康這樣的工廠更傾向于從當地招工(比如鄭州富士康的受訪者大都來自河南蘭考、禹州、周口、沈丘、博愛、葉縣、滎陽、新鄭、西華、長葛等地區的農村)，但農民工之間并未形成堅固的階層/地域文化壁壘，這使來自工廠的企業文化或城市中產階層價值觀更易對其形成較大影響。在對富士康深圳、鄭州工廠農民工(總數近千人)長達兩年的文學閱讀干預實驗后，仍然有32.3%的農民工將戲劇表演實踐視作一種提升自身知識水平的手段而不是改變自身性格的方法或增強參與感的活動。認同戲劇使其發現了另一個自我的農民工為35.4%，肯定戲劇表演實踐改變了自身性格的僅有15.6%。

　　試圖借助功利性閱讀建立融入城市生活與主流文化想象的愿望是否一定會抹殺農民工群體的主體性？類似的問題讓人聯想到關于文化中心問題的大討論，中國自由主義思想的實踐曾表明對西方中心論的抵抗至多也只能導向一種虛無的文化民族主義而已。對農民工以功利性閱讀想象主流文化或融入城市生活的批判呼喚的也無非是一種偽打工文學。文學閱讀可以造就拉斯蒂涅，也可以造就孫少平。在這個意義上，我激賞公正看待文化之先進/落后而非壓抑/反抗同時又肯定相互主體性的態度。(高遠東，1995)文化上的“東方主義”或“西方主義”論辯中，魯迅的例子頗能說明問題。一方面，“魯迅的文化生產自然無法擺脫諸如人道主義、個性主義、進化論等西方現代性理論的‘支配’”；另一方面，“其知識權利機制并非如薩義德所預料的制造了殖民意識，反而完全積極地參與了民族文化的現代主體性建構�！�…在他看來，理解為文化民族主義所著重的關涉自我身份認證和群體歸屬感的文化特性(‘國粹’)問題，不能脫離更為根本的人的問題即所謂‘一要生存，二要溫飽，三要發展’的內容抽象地論辯，因為只有人的價值接近于絕對價值，而其他一切價值都是相對的�！迸c后現代主義者對市場邏輯主導下的通俗文化寄予的期望不同，近來的情形表明“狂歡化”并沒有拆解階層之間的壁壘，相反，只要稍加注意那些頗受歡迎的職場或婚戀類節目，人們會容易發現其“金錢至上”的邏輯背后暗藏著一種固化了的階層優越感。對于一般群體的讀者而言，《小時代》這樣的文學創作正表明了作家對這種物質時代生存法則的認可與對物欲化生活的追求(30%的一般群體讀者認同此點，這一數據在農民工群體中則是15.2%)，但更多的農民工卻在小說中看到了青年人的情感糾葛，體味過來人回望青春的苦澀(54.3%的農民工認同此觀點，這一數據在一般群體中是30%)。這一事實表明，農民工更趨功利化的閱讀傾向并沒有消解其建構自身主體性的努力，較之一般群體，他們對當代社會文化持更為積極的態度。在文學閱讀方面，農民工與一般群體對純文學的趣味類似；而在社科類閱讀方面農民工群體表現出的那種不放棄自身主體性基礎上的與主流/城市文化的溝通愿景似可視為一種充滿活力與希望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