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耳山歌》是梅里繼《河戒》后推出的又一部長篇。在這部七十多萬字的小說中,梅里全景式地描繪了當下鄉村的社會現實,但這種全景并不是面面俱到,不是生活的陳列與堆疊,而是具有選擇性,具有過濾性,因而是有特征的全景。其意義不在于全,而在于構筑起進入、了解、思考鄉村的獨特通道。如果《佛耳山歌》是一幅畫卷,顯然它不是平面的光滑的,而是起伏的有動感有波瀾的。
直面現實,正視矛盾
矛盾與沖突是長篇小說不可缺少的要素。在《佛耳山歌》中,矛盾與沖突不只是為了敘事的需要,不是作者的有意設計,而是此岸世界的現實。與一些遠離鄉村寫鄉村的作家不同,梅里長期在基層工作,對鄉村的變革、鄉村存在的問題有著深入的了解,因而他的體會更有血肉性,是直接經驗,不是隔空臆想。上訪、失地、貧富分化,這不僅是佛耳峪的問題,梅里也不是第一個由此入手寫鄉村的作家,但因為經驗的鮮活,因為其頗具匠心波瀾起伏的處理方式,他讓我們既看到沒有遮攔沒有掩飾的原生態生活,又透過這些生活,看到鄉村的堤岸如何一步步崩塌毀損。 《佛耳山歌》的現實,不只俗世生活,還包括精神世界。小說也由此拓展了內部空間。
角色意義的混雜
如果小說在敘事上繃得緊,不但人物累,讀者也累。顯然,梅里通曉其道,不是一味地緊鑼密鼓急行軍,而是把情感故事揉進矛盾中,小說有可讀性,而人物性格也具有立體感。人物性格復雜固然重要——這點梅里處理得很到位,但更重要的是,作者賦予人物什么樣的意義。換言,人物是否具有典型性。典型性已經被很多作家有意或無意拋棄,當然,意義也被一些作家鄙視。但我認為,這是避實就虛,是偷懶。因為塑造典型的人物很難,特別是在這個速度代替一切的世界,我們面對的更多是雜亂和無序?上驳氖,在《佛耳山歌》里,梅里塑造了一些既有文學意義,又有社會意義的人物,比如上訪戶郭有田。郭有田的問題,不僅是他一個人的問題,在今天的鄉村,有許多像郭有田這樣的失地又無收入來源的農民,郭有田的憤怒與怨恨也不僅是個人的,而是集體性群體性的。
俗世視角與文化視角的糅合
在小說中,人物的語言、行為、習慣、情感方式有著極為現實的邏輯,或為利益,或為情感,因為每個人性格不同,邏輯又有千差萬別,雖然較為復雜,但總體上是從現實出發,觀照、理解這個世界的。與此同時,人物的言行又遵從習俗或戒律,即把俗世與文化視角融為一體。作者寫白玉佛,其實是為了從文化視角透視。從文化視角看,會發現那些人物的行為和心理都有一定邊界。尺度或大或小,但都是有的。如沈萬花的兒子寧肯偷了白玉庵上的瓦當,準備到城里賣,被郭有田等人發現,郭有田一下子蹦起來,說這是白玉庵的瓦當,你小子真是膽大包天。在郭有田心里,寧肯偷的是瓦當,毀的卻是佛耳峪的未來。小說中這樣的例子很多,說到白玉佛,人物就不再那么放肆。因為俗世視角和文化視角的糅合, 《佛耳山歌》既是現實主義,又有著浪漫主義的光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