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性、地緣政治與我們的文學表達(王敏)

　　中國作為一個“地理——文化”概念，它的指稱非常具體，在西方的觀念中，所指也基本明確。當我們使用“中國概念”，強調的是傳統意義上地理與文化的統一體，是作為中華文明代表的概念，因此，我的結論是，當我們提及中國文學時，它的指稱也應該非常具體，評論人需要為這個概念進行形象符碼、敘事技巧、審美內涵的廓清，做到心中有數，而非想當然的不證自明。

　　當我們提及中國故事、中國形象與中國符號時，涉及的是中國是否可以參與制定世界標準的文化邏輯，而這個標準的設計無疑是一套有關中國形象的中國標準的設計。以往我們批評西方的中國形象，是因為中國形象是西方最難以界定的一個概念。它是流行于社會中的一整套有關中國的表現或者表述系統。面對西方文化構筑中國形象的意義過程與觀念視野，這種觀念并不簡單的是關于世界上某個特定國家的知識，而是變成一種象征，一個可討論發揮的主題。與之相對應的評論焦慮在于，中國不能言說中國，中國必須借助西方來言說自身，西方的中國形象其文化內涵是西方文化。因此，我們有學者批評西方的中國想象，因為這種想象并非再現中國的現實，而是構筑一種西方文化所必須的關于他者的意義。今天我們提中國故事、中國文學，它背后隱含的邏輯是中國能夠言說中國的中國文學，因此，要求評論人必須具備能夠言說的中國視野。我們目前迫切需要有一個與之對應的具備中國視野的，能夠回應、糾正既有中國形象的概念、標準與范疇的知識體系的生產。因此，許多學者回到明清重新尋找中國形象的原因在于，西方許多有關中國形象的觀點都是在此時形成的，影響甚至決定了20世紀西方的“看法”。

　　根據我的個人理解，這個標準應該囊括中國形象的歷史知識與當下經驗、中國審美符號、審美風格與可供當代轉化的傳統敘事形式。一個具備中國視野的評論人，要走在作家前面去厘清，引領作家的創作。這就要求評論人的知識構成中需要有中國形象的知識譜系，并能夠結合今天的中國當代經驗予以一定的糾偏，如此，才能具體在評論作家作品時具備中國視野。

　　一個反面的例子是，西方從古希臘開始出現有關中國人的捕風捉影的傳說(賽里斯人)，直到馬可·波羅那一代人，才有了稍微切實一點的印象。西方視野中的中國形象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基于不同的政治經濟文化功能，也有不同的“歷史塑形”。隨著中國作為第二大經濟實體這一現實的到來，我們重新找回自己言說自己的角度、意義和功能，極為必要。在文學研究領域，對文學評論人與研究者而言，不僅是專業與職業需要，更是一種社會責任。

　　就此意義而言，我們思考“田野經驗”、地方性知識而非僅僅是歷史知識(對應的是中國當下經驗)、扎根民眾的生活體驗，便十分必要。因為，沒有這三點，國不為國，民不為民，我們只能是在概念上談“今日中國”�！对娊洝费�，“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提地方性知識，豐富中國文學的文化內涵與內容質素，否則，我們無法為中國當代人形象的建構、特點梳理、生活方式的概括、文化性格的描述提供智慧、知識與經驗儲備，何談為中國文學作品提供具有中國視野的推介、點評與批評文章？談文學批評的中國視野，事實是在要求評論人能夠走在作家的前面，引領作家的創作，為作家文學作品創作的中國性內容做基礎性的建議并提供知識性的補給，至少在知識層面，對中國風格、中國象征、中國形象的變遷能夠做到胸中有數。

　　我們以往的文學批評比較強調歷史知識，在中國文學史的歷史框架之中定位一部作品，今天，當我們重提文學的“中國性”時，恐怕需要我們具備更多空間地理的概念，需要更多“同時性”“代入性”與“在地性”的考量，因為今天中國的文化身份更多是一個地緣政治結構制造中的文化身份，地理邊界對中國內陸的定義功能將會日漸重要。

　　越是靠近邊界的中國當代地域文學的敘述越脫離不了外交禮儀的諸多內容和要求，換言之，邊境之地的文學作品的文學功能與內陸中心城市的文學功能在側重點上有所區別，這要求評論人必須有效統籌中國多個地域間、城鄉之間、族群之間差別迥異的文化內容，才能得出對今日中國，此時當下的文學表達中相對準確的中國性判斷。

　　比如新疆，從地緣政治的角度講，與8個國家接壤，跨境民族十分多，也因此，越是在邊境之地，在與他民族的文化交往中，文化的自覺意識才越易蘇醒，對具有文化自覺的中國文化身份建構的吁請才更為迫切。

　　綜上而言，我認為當我們談文學批評的中國視野時，對評論人而言，有以下幾點需要注意：

　　首先，評論人的中國視野需要評論人綜合一體多元中國文化格局的多樣性(生活方式與現實處境的多樣性)，兼顧中國地方知識、“同時經驗”與“在地性”之間的有效統一。

　　其次，評論人的中國視野需要評論人具備多語境的知識觀、文化觀，立足東西方的“中國形象”變遷歷程，綜合歷史語境以及政策語境的有效統一。

　　第三，評論人的中國視野需要評論人調和文學的多個功能意義，兼顧文學表述、“田野實證”以及文化身份間的有效統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