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鄂爾多斯1943》的史詩性質(唐曉渡)

　　《鄂爾多斯1943》(莫哈斯巴根著，馬英譯)是一本大地或草原之書，其史詩性不僅來自急劇變幻的歷史風云，來自不同的民族、政治、宗教、意識形態及其各自代表的不同現實利益，諸多層面彼此交織、紛紜復雜的矛盾沖突，而且來自像歷史風云或草原一樣廣大浩瀚的日常生活，來自日常生活中人心像草原上萬物競生一樣自然的向背大勢。小說格局闊大，氣勢恢弘，風格厚重，敘事開闔有度，不同的場景轉換靈巧自如，顯示了作者駕馭重大歷史題材，并在錯綜的情境中完成眾多人物尤其是主要人物塑造的不俗功力。

　　《鄂爾多斯1943》是一部歷史小說，有史詩性的追求似乎是題中應有之義。這部小說含五卷，外加一個尾聲，以清末以來尤其是民國后一直如夢魘般糾纏著內蒙古札薩克地方的土地沖突為主要貫穿線索，時間跨度40余年，空間上則具有全景性質。首先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對時間節點的精心選擇。小說以19世紀20世紀之交主人公洛瑞的出生開篇，以1944年洛瑞的犧牲收束，這樣的選擇顯然是為了突出洛瑞等形象的塑造之于這部小說的重要性。如果考慮到小說的蒙文版原名《札薩克盆地》，再考慮到小說中出場的大、小人物竟達70余人之多，這一選擇就顯得更加意味深長了。

　　這部小說的“平民英雄史詩”性質與《嘎達梅林》可謂既一脈相承，又有所區別�！耙幻}相承”是明擺著的：就主人公生活的時代、致力的目標、主題及核心情節的平行程度而言，我們甚至可以認為洛瑞就是小一輩、小一號的鄂爾多斯版嘎達梅林；需要稍加辨析的是“有所區別”。這種區別當然不在于前者是虛構的小說人物而后者是曾經真實存在的歷史人物，而在于綜合各種要素，雖都是“平民英雄”，但前者應重讀“平民”，而后者應重讀“英雄”。這里，洛瑞出身更貧寒，其社會地位較之嘎達梅林的差異(后者被捕時已是旗衛隊的總兵，而前者直到犧牲時仍不過是一名僧兵排長)也沒有那么重要；重要的是他距離權力和沖突中心更遠，由此決定了他獨特的存在和影響方式。我們注意到，盡管同樣被賦予了強悍、堅韌、智慧、人格的感召力等英雄必備的品質，但作者始終沒有試圖把洛瑞塑造成一個平民領袖式的人物：他和以旺登尼瑪活佛和希尼喇嘛為代表的內蒙進步政治勢力——無論是歷史上的“獨貴龍”運動，還是現實中的人民革命黨——更多表現出的是精神、信念上的同質，而幾無組織上的關聯；他也沒有表現出多少通常領袖人物所不可或缺的思想上高瞻遠矚的特質，倒不如說，這位“家鄉衛士”更像是一個笑傲江湖、任情率性的俠客。如果說他未能成長為像嘎達梅林那樣的旗幟性人物，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札旗的抗墾起義受多方博弈的牽制，最終未能發展為歷史上昭盟起義那種爆炸性局面的話，那么，他的犧牲卻暴露了他沒有完全擺脫義字當先的草莽局限，是歷史悲劇，但更是個人性格悲劇。

　　作為小說著力塑造的另一位蒙古族平民俊杰，有關阿日賓朝格圖的筆墨盡管大多平行于洛瑞，但從根本上說，二者卻猶如一對孿生兄弟。這不僅是說他由小羊倌而雇工而亡命者而革命戰士的命運軌跡——包括痛失初戀情人——與洛瑞大略相似，更是說他們都有同一副摯愛故土、嫉惡如仇、敢做敢當、不吝面對命運挑戰的肝膽。而無論性格有著怎樣的差異，其形象功能在大多數情況下也是重疊的。塑造這樣一個人物的獨特意義何在？阿日賓朝格圖曾勸洛瑞投奔延安，然而洛瑞思忖良久，還是婉言謝絕了。他的想法至為樸素：只想為札旗的老百姓做點事。兩位兄弟就這樣經此生離死別而奔赴各自不同的結局：洛瑞很快犧牲，而阿日賓朝克圖則在“尾聲”中大放異彩，他帶著傷疤和勛章，以勝利者的身份榮歸故里，回到了妻子達日巴拉身邊。

　　有關這部小說的史詩性質還有很多話可說，尤其是與之匹配的藝術手法、修辭技藝和美學特征，我姑名之為“大地詩學”：一是沉穩從容的敘述節奏。由開篇數章反復由遠景而中景而近景而特寫的手法所奠定，類似電影中的鏡頭推拉，呼應了草原大地及游牧民族生活的遼闊迂緩。二是豐茂的語言。質樸本色，有沃土勁草之感。既反映了蒙古民族由日�？谡Z到書面語的特色，又廣泛汲取并整合了傳統說唱、民間傳奇和故事的語言資源。三是戲劇化。歷史的急劇變化或轉折作用于人物關系、人物性格成長或自身命運的產物，反過來又折射出歷史風云的變幻。四是細密畫式的描敘功夫，包括心理描寫。據此獲得一種對應于存在的復雜和幽昧的質感。當代漢語小說作者中已經罕見有人持有這樣的耐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