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傳吉：為批評立心(謝有順)

　　義理

　　實現文學與心靈的深層對話

　　在眾多批評家中，我以 為，胡傳吉的文字，是在自覺地為批評立心的。她所寫下的一些篇章，往往義理、實證和文體俱佳。她在《小說評論》雜志上開設的系列專欄，以文學為載體，談的 是“精神生活”，你只要看她所關注的問題，所用的詞，如“不忍之心”、“羞感”、“自罪”、“怨恨情結”、“意義的負重”、“論同情”、“技術冷漠癥” 等，就很容易辨識出她的批評義理，一如她的評論集《中國小說的情與罪》(引文出自此書)所強調的——而“情”和“罪”這樣的字眼，已經從很多批評家的視野 里刪除了。他們習慣用很多理性的概念、術語，惟獨不言情、不言罪，拒絕分享屬于文學自身的道和義，最終就把批評變成了無關生命自性的理論說教或者技藝分 析。

　　但胡傳吉顯然不愿落入這樣的批評困局。她恐怕是新一代批評家中，最為強調批評義理的一位。義理是大道，是批評之心的核仁，有怎 樣的義理，就決定批評有怎樣的高度。胡傳吉對小說的情與罪的癡迷，是渴望在文學與人性、文學與心靈之間實現深層的對話，使批評為一種人類精神的內在經驗作 證，并由此建立起一種個體的真理。這種對人性的存在所作的鉆探，把文學置放到了一個為更多人所共享的價值世界里——從價值幽閉到精神對話，這不僅是文學的 福音，也是批評的前景所在。

　　讀胡傳吉的批評文字，之所以有一種快意，有一種人生被洞穿了的感覺，就在于她從深處理解了文學的道義， 并把文學與人類精神的內在性貫通在了一起，她的批評義理由此建立。她關注人類心靈暗處的景象，討論當代小說中的“性饒舌”現象和怨恨情結，等等，皆可視為 批評的立心之作。我們也許沒有想到，文學批評也還可以分享如此眾多、如此重大的精神話題。多年來，我早已習慣了批評界為一些小事斤斤計較，也對批評家們津 津樂道于那些小趣味、小發現、小私心甚感不解，后來終于明白，批評的格局之所以越來越小，根本的原因還是批評家們對人的探索失去了興趣。

　　沒有人生作根底，沒有對人的豐富想象，也沒有分享人類精神之內在經驗的野心，所謂的批評，就不過是為文學所奴役之后的一種蒼白表達而已。

　　考據

　　對文學大勢的從容把握

　　在 批評的義理上不茍且，必然也會注重在實證中貫徹這一義理，同時建構批評的文章之道。我在胡傳吉的批評文字中，也看到了這種努力。比如她講《小說的技術冷漠 癥》，舉了金庸、麥家等人做例子。她說金庸在價值觀上并沒什么突破性的建樹，無非是個人命運后面站著國族命運，“但金庸的小說技法自成一家、獨創門別，他 有他十分大氣的一面，如果因其通俗而拒之以文學域之外 ，那就是短見淺識了。這個作家有一顆異想天開的好玩之心，其貪玩之趣，恰好是當代大陸小說家所普遍 缺乏的，也更是陰謀權術之心所難以想象的……金氏小說，寓國族、道德、情愛等嚴肅話題于江湖游戲之中，跟技術實有太多太多的暗合及呼應處，他的價值觀遲早 會被人詬病……以我的看法，想象力才是金氏小說真正的卓越魂靈�！彼�論到麥家《解密》一書中，主人公容金珍的崩潰：“是信仰悲劇的解密”�！凹夹g在反復升 級人的自我能量之際，也在反復升級對人的控制能量。技術誘拐了人的智慧與激情，技術讓人邁向神跡，技術測試人與神之間的距離遠近(近了方知遠)。人終生追 求不被復制、不被控制的命運，是不是也可以看作是對技術的抗爭、對有限的絕望、對無限的向往？”——關于這些作家的研究，都是實論，從作品引申，但見出一 個更大的問題：文學寫作事關價值立論，但也有自己的物質外殼；一種想象力和人格塑造的成功，也不能忽視作家在技術上的修習。這樣一種寫作上的辯證，胡傳吉 以“技術”為切口，在金庸、麥家等作家身上得到了落實。

　　這也是批評的實證精神，它與小說寫作上的實證異曲同工，前者以小說為材料， 后者則以俗世和人性為材料。如此實證，又為了引出這樣一番義理：“技術有如身體，都是人的軀殼、牢籠、隱喻，對技術的冷漠心，更不用說對科學的冷漠心，這 大大局限了中國當代小說的想象力，包括對人之未來、現在、過去的想象力�！薄凹夹g冷漠癥”是當代小說的一大困局，“意義的負重”又何嘗不是？“因為意義的 負重，小說評論及研究失去了對結構、語言、表現手法、故事、境界、氣質等要素的贊賞激情，寫作者喪失了對實在生活細致考究的耐心，表現才力日見欠佳。當評 論與研究過分倚重意義時，定力不夠的作家，也會不自覺地在是非、對錯、善惡、愛恨等問題上表態，急于得出結論、解決問題�！焙鷤骷�找到的，總是一個能夠深 挖下去、囊括多數的通孔�？吹贸�，她的閱讀量很大，所以有一種對文學大勢的從容把握；她所使用的一些詞，如論林白的《致一九七五》時的“格心”與“遁 心”，論遲子建的《額爾古納河右岸》時的“溫柔敦厚”，已經超越了對文學的鑒定，而更像是一種精神考據。胡傳吉的批評文字，最有魅力之處，或許就在于她能 找到自己的語言為一種模糊的精神塑形，這也是一種考據之美，而且，這一關于人心的考據，遠比材料的考據要艱難得多。

　　辭章

　　自覺的文體意識

　　批 評的義理，往往從考據中來，而所謂考據，其實就是把材料、細節引向一個更大的價值視野里來進行辨析。這也是胡傳吉的批評文字的大節。讀她的文章，有一種語 言氣勢，那是從一個義理的高度發出的聲音，所以，她很容易看出一個作家的長處與局限。對于他們的長處，她不作俗論，而是盡可能用新的審視角度，看明其中的 微妙和曲折；對于他們的局限，她也不發惡聲，而是以寬諒之心體會作家的難處，并發出自己善意的提醒。批評意見，她總是說得委婉，并非缺乏勇敢，而是她不愿 以一己之不滿，否定小說的“大局”。老子說，“直而不肆”，說話可以直，但不能無所忌憚�！吨杏埂匪�稱的“小人”，不正是“無忌憚”么？胡傳吉在肯定和批 評的時候，都對文學存著敬畏，盡量不說虛語，也不發惡聲，這是當下難得的文章之道。錢穆說：“一個人的文章和說話，慢慢到另一個人的腦子里，會變成思想。 所以我們用一個字，講一句話，總該有分寸，有界限。稱贊人，不要稱贊得過了分。批評人，也不要批評得過了分。這是講話作文的義理�！庇写肆x理，文章就有敦 厚之美。胡傳吉也諷刺，常常鋒芒暗藏，但只要是她的識見透徹之時，她總不忘會心一笑，從而避免使自己的文字陷入陰沉和偏激之中。

　　胡 傳吉的批評風格個性顯著，批評的義理正大、寬闊，角度奇特而深切，不斷發問，不斷深思，至終在她的筆下，凝聚出了一批當代小說的核心之問，這些宏論，至少 我在別的批評家筆下是沒有讀到過的。義理方正、辭章優美的批評家，今日已不多見，但胡傳吉能從眾多寫作者中脫穎而出，固然是因為她見地不凡，但不能否認， 她的文章風格獨異，也是一大助力。為批評立心，雖然義理優先，但自覺的文體意識，溫潤的語言表達，也是批評之心的題中之義。

　　由此我想，也許并不是什么人都適合做文學批評的。沒有敏捷、活躍、生機勃勃的美學趣味，你無法呼應文學中那些若隱若現的氣息；沒有堅定的精神義理，你無法獲得一個審視的高度，也無法貫通文與人、過去和現在；沒有智慧和才情，你也無法有通透的文字、優美的辭章。

　　批 評本無心，是由批評家來為之立心。胡傳吉的努力，就是在為批評立心。胡傳吉有批評的天賦，其長文元氣充沛，短文靈動而充滿才情。2004年至今，她連續為 報刊撰寫每月約四千字的文學及文化期刊閱讀文章，沒有才情與卓見，難以堅持十余年。胡傳吉亦有學術研究的大智，其專著《自由主義文學理想的終結》，是“一 部今后討論這時期文學史無法繞過去的重要論著”(林崗)。

　　有才華而不張揚，是胡傳吉的“樂乎”之道�！叭瞬恢�而不慍，不亦君子乎”，也許，“人不知”對胡傳吉來講，反而是幸事。

　　謝有順，中山大學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導師。

　　相關鏈接

　　胡傳吉，歷史學學士，文學博士，現為中山大學中文系副教授。學術志趣為文藝思想史及學術史研究，著有《自由主義文學理想的終結 (1945.08～1949.10)》、《中國小說的情與罪》，在《紅樓夢學刊》、《當代作家評論》等學術期刊上發表學術論文數十篇。兼事當代文學及文化 批評，共在各報刊發表約百萬余字的批評隨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