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胡永良的散文集《從籬笆到圍墻——一個村莊被“現代化”的背影》,開始時我以為作者準備的是一根叫做鄉愁的繡花針。他不斷地寫自己多年前在故鄉——贛西地區一個叫林溪的村莊生活的感受。他寫故鄉橘園里的氣味,寫少年時晝午在村子里游蕩的感覺,寫農具、寫棉花。我承認他寫得有些矯情,仿佛一個闊著的人在壓著嗓子說起自己的艱辛往事,或者一個老大不小的人以少年姿態扭捏著躺在母親懷里。如果全書都是這類文字,它不會讓我感動。
然而《從籬笆到圍墻》不僅僅是為了表達鄉愁。林溪的地理歷史、風光倫理在胡永良的筆下逐漸呈現開來。它是中國大地上千萬個村莊中的一個,既有著美麗的風景,也有著勞作的苦辛和命運的沉重。當然,它和中國幾乎所有的鄉村一樣,有著一張與苦難的中國歷史相得益彰的滄桑的臉龐。胡永良還寫到了2006年,村莊遭遇了一場空間與倫理的撕裂。2006年他的故鄉林溪儼然亂世:“村北,推土機突突突地晝夜不歇,將新鮮松軟的紅土堆得山高……村南,一堵高大的圍墻綿延數百米,嚴嚴實實地截住了村莊與工業園區神圣不可逾越的屏障!倍且欢聡鷫φ悄切┩獬龃蚬せ貋淼拇迕、作者的兄弟姐妹們用自己的雙手砌起來的。
林溪的土地被開發區征用,胡永良原本抒情的書寫開始變得冷靜。他記錄下林溪村被工業化的進程:“東面與西面的土地征去了”,“西面與南面那大片的水田被征去”,“一幢幢七層的農民安置房矗立在原來的油茶林地上。小區內,水泥路面四通八達,雖然過高的容積率使安置小區擁擠不堪,但看上去也算規整、現代,像城區一樣”……村子的改變帶來了人的改變,人們開始為拆遷款而爭吵。祖父的舊文化無人繼承,許多人成了工業區的工人——他們還沒有來得及感受到喪失故鄉的不適。
疼痛開始了。工業化、城市化的潮流不可逆轉,大量的農民要成為市民,大量的田地要被征用。然而我們依然需要胡永良的文字。他前面的抒情并不是撒嬌,而是一個痛失親人的人對往事的傾訴。這樣的赤子的傾訴,在溫情主義、缺鈣的文字大量堆砌的當下,有著對道義的肩負和對現實的批判勇氣,具有振聾發聵的力量。
胡永良是江西人。江西自古以來農耕文明發達,鄉村文化體系相對完備,江西或者江西籍的寫作者因為從小接受了這無所不在的農耕文明的熏陶,總是對這溫潤鄉土的變化異常敏感。如傅菲記錄了一個叫楓林的贛北村莊的嬗變,范曉波記載了一個叫祥環的村子的現狀,熊培云寫出了《一個村莊里的中國》,張檸寫出了《土地的黃昏》。這些文字都是變局中的鄉村的證詞,影響深遠。
相比他們,胡永良也許算一個新人。他寫得那么老實,有些地方本該繁復,本該煽情,可他顯得有些笨拙,寫得節儉克制,似乎生怕人們不愿聽他講下去?墒侵挥泻懒嫉墓枢l是確乎消逝了的。從這個意義上來說,胡永良的《從籬笆到圍墻》比起其他寫作者,預先到達了一個新的境界——他體驗到了我們沒有體驗過的銳痛。那是我們從來不想體驗的銳痛。
不僅是與江西其他寫作者相比較,就是在全國的當下寫作中,胡永良的鄉村寫作也有著非常重要的意義。他以自己的切身體會,以一個赤子的身份記錄下自己的故鄉慢慢消亡的瞬間,為我們唱出了一曲沉痛的、真切的鄉村挽歌。這樣的寫作乃是對鐵肩擔道義、為生民立命的知識分子書寫傳統的自覺繼承,是對史家寫作立場的堅持與弘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