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老一代的軍旅作家不同,盧一萍是一位有清醒的理論自覺和厚實的理論儲備的小說家。這一初步印象是在閱讀了他近期的中短篇小說之后形成的。
當“70后”作家群或醉心于書寫都市的身體和欲望,或著力于傾訴小城鎮的溫暖和平庸,以至于不少人面目含混不清時,盧一萍的帕米爾高原敘事很快領取了自己的身份證。再往大里說,中國當代文學常在鄉村和都市兩極游移,“70后”作家群的小城鎮敘事填補了中間地帶,但如果沒有盧一萍的西部邊塞,這一文學的地理空間就很難說是完整的。
一
寫于2007年的短篇小說《等待馬蹄聲響起》應該是盧一萍新疆題材的開篇之作。他出手不凡,寫出了一首純美的詩,一首深情的歌,閱讀過程中,它在我心里喚起的是面對《塔希提婦女》時的那種難以言傳的感動。它詠唱的是一對草原兒女從青春到暮年的相依相伴,和他們對草原深入骨髓的依戀和熱愛。它也寫到了死亡,但既非悲切更非恐懼的死亡,是一種如日升日落,草榮草枯一樣自然的生命輪回。它不由得使人想起漢民族天人合一的古老哲學,而對這個馬背民族來說,卻不是先圣向往追求的偉大境界,而是一代代人實實在在的生活圖景。反觀今日在物質與欲望中沉淪的蕓蕓眾生,作者是否在提醒我們:世間還有另一種人生,另一種更清潔更健康的活法呢?
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漢族也好,塔吉克民族也好,對家園的深情和依戀是共同的。這廓清了我們以往的某些淺薄認識,似乎安土重遷是在農業文明中生存的漢族人的固有心態,而逐水草而居的馬背民族,其生活的常態則是游牧與遷徙。
然而,不勝唏噓的是,這幅令人動容的生活圖景已經是一幅漸行漸遠的背影。在其他的篇目中,觸目驚心的語句排闥而來:
“馬群像風暴一樣從草原上掠過”的風景已成絕響。
“這個幾千年以來都年輕的草原,在短短數年間變老了!
“騎手是草原的靈魂,沒有騎手的草原,靈魂就散了!
這無疑是盧一萍在塔合曼草原獲取的個人經驗,但是這一經驗的公共性卻又是顯而易見的。為了做到這一點,盧一萍的突圍至少選擇了三個方向。
一是書寫適應這一巨大社會變遷的艱辛和酸甜苦辣。在《夏巴孜歸來》這篇小說中,忠厚老實的夏巴孜一諾千金舉家搬遷,勇于自我犧牲并勇于開拓新生活,一個這樣的好人卻被鄉長耍弄,“現在,高原上的人要說誰腦子不夠用,被人耍了,都會說‘一看你就是夏巴孜傻瓜’!惫残酝ㄟ^地域性、民族性得以體現。
二是在“同質化”的強力覆蓋下,努力發掘塔吉克民族精神領域內哪怕是一星半點的“異質”性存在。比方說,世間還有比愛情更自私、更具有排他性的嗎?馬木提江對盧克的有意謙讓與騎手奪冠本能之間的心理沖撞,讓我們看到了大異于漢民族的文化性格,那是一種未經現代文明污染的赤子心懷(《七年前那場賽馬》)。
三是力圖守護這個世界的豐富性和復雜性!侗本┘铡吩谝粋虛中有實實中有虛的背景下演繹的愛恨情仇,其攜帶的審美因素就不再是單一的了,而主人公對北京吉普由恨而愛的感情變化,更可以得到不同的解讀。
如此看來,捕捉舊美消失之后的新美,或者展現在新舊雜陳中主體的彷徨困惑,或者在最無詩意的地方發現詩意,也許就是衡量一個作家是否真正具備先鋒姿態的試金石。
二
小說是一種永遠處在創造中的語言藝術。盧一萍致力于擺脫沿襲性的操作規程,但這并非說沒有對前輩汲取和揚棄的地方。印證這一點的是短篇小說《孤哨》,它寫的是邊防戰士凌五斗獨守高原哨卡的故事。
處在風口中的六號哨卡,如“汪洋雪海中的一點孤礁”——是“孤礁”而非“孤島”,主人公凌五斗與世隔絕的生活便比孤島上的魯濱遜要嚴酷十倍。邊塞詩中沒有充分展開的詩句,作者作了充分的鋪展,那是一種獰厲的、異己的存在。這里“一年有三分之一的時間刮著七八級以上的大風,有被石頭擊中頭部死亡的戰友,有害高原肺水腫而死,這里甚至沒有激動的資格以免高原猝死(“一跳……就死了”,其兇險并不亞于沖鋒陷陣)。
這種“極端條件”并非作者刻意營造的,也并非偶然性因素造就的,而是戍邊戰士面臨的一種“常態”,作者采用高度“寫實”的筆墨。在一個“沒有活著的東西”的環境中,哪怕農家軍歌吟唱的逃離土地的愿望也顯得奢侈,哪怕軍營日常生活敘事中的情感糾葛也顯得做作,主人公惟一的念想,就是能“證明自己還活著”。 這是既異于以往的“農家軍歌”,也不同于今日習見的“軍營日常生活化敘事”,甚至與“藍軍”、“紅軍”對壘的演習和訓練生活也拉開了距離,公允地說,這是一種更帶“兵味”、更具備軍旅文學色澤與內核的作品。
不難看出,小說與英雄敘事的血緣是一脈相承的,凌五斗與《天山深處的大兵》中的鄭志桐、《兵車行》中的上官星是同胞兄弟。區別在英雄是英雄敘事的目的和旨歸,在《孤哨》卻不是只為了給軍人照一張“正面標準像”,它只是小說修辭的一個環節和層面。
當凌五斗獲悉這一“世界上十二個海拔最高的哨卡中最高的一個”,“撤銷的事已經得到了確認”,于是支持其生命和信念的東西“頃刻之間全部坍塌了”,主人公孤獨中的堅守便似乎毫無意義,甚至有幾分荒誕色彩了。生命的無意義、人生的孤獨與生存的荒誕,這是存在主義哲學津津樂道的主題,盧一萍似乎逼近了克爾凱郭爾、薩特和加繆,但是其基本的精神取向卻是異質的。盧一萍以心理分析的手段描寫了凌五斗因長久寂寞孤獨而產生的心理幻覺,起初是在頭腦尚有一絲清醒時的幻覺,這是外敵來犯而陣前廝殺的幻覺,它彰顯的是一個戰士的本色,是戍邊衛國的意義所在;而舉槍對著話筒扣動扳機,那便是意識模糊后的反常舉動;及至在其自認為是大年初一的日子,因幻視幻聽,被墻上“猙獰的面孔”和“毛骨悚然的嚎叫”脅迫開槍,便純乎歇斯底里了。盧一萍超越了英雄敘事,甚至超越了軍旅題材的局限性和此岸性。再來對比一下“70后”作家小說中也津津樂道的“孤獨”、“寂寞”,那不過是新小資文本中的無病呻吟而已,與盧一萍對終極審美價值的追尋是不可同日而語的。
三
難能可貴的是,盧一萍具備一般作家很難具備的喜劇審美眼光。當他從英雄敘事的束縛中解脫出來,不再單一地用崇高或雅正的目光審視軍人時,在通常認為是刻板單調的和平年代軍旅生活中,他便能捕捉到隱含在其中的喜劇因素;在生死常在瞬間的嚴酷生態環境中,他也能捕捉到生命禁區中的喜劇色彩。
更為難能可貴的是,盧一萍摒棄了靠“誤會+巧合+噱頭”組裝起來的慣常喜劇模式:被高寒缺氧嚇著了的軍報記者上山“在山下就吃紅景天、維生素,喝葡萄糖,穿得像一頭熊,氧氣包背著不離身,遠看就像宇航員”;而30歲不到便禿頂的連長,“照片登在報紙上,他們說我像蔣委員長,可以去做特型演員”,都使人忍俊不禁;大連艦艇學院的畢業生,被拋到了世界屋脊,穿一身海軍學員制服,“像一只海豚混跡在獵狗堆里,特別惹眼”, 因為分配到水上中隊,便“也算專業對口”了,綽號“航母”……
這些散落在作品中的喜劇因素,帶有情境性和偶然性,尚不足以支撐起整部小說的喜劇色彩,作者的立意也并不在此,不過我們仍可以感受到其間的鮮明個性:不是辛辣的諷刺,也不是粗淺的滑稽。這是一種含蓄中透露的幽默,褒獎中含蘊的反諷,這種含而不露的喜劇色彩,顯然與古典的、傳統的喜劇性拉開了距離,從而截獲了某種現代性。透過上述文字,我們很容易把握到作者對筆下人物的仁愛之心:當他察覺到此間的乖訛悖謬時,只是寬容一笑,并且充滿了戰友的深情厚誼。
隨著作者喜劇審美心理定勢的建立,隨著對客觀世界中喜劇因素的趨向性專注性的增強,那些零散的、偶發性的喜劇因素疊加聚集,小說的類型便起了質的變化,整體意義上的喜劇小說《二傻》便誕生了。
《二傻》的價值,首在題材的開拓意義,以及與此不可分割的喜劇人物的成功塑造上——審美領域每一寸疆土的拓展總是令人鼓舞的,而文學畫廊對新人的接納,也總是格外喜慶的事件。
自古希臘的美學家始,對喜劇創作困難的嘆喟便不絕于耳。如果說諷刺性、批判性的喜劇作品及其反面人物塑造總體看來尚差強人意的話,則肯定性、贊頌性的喜劇作品及其正面人物塑造就更是寥若晨星了。
顯而易見,在結構喜劇矛盾沖突上,作者動用了許多夸張與戲謔成分?鋸埮c戲謔當然是喜劇武庫中的常規武器,因為其屢試不爽,潛藏的危險性便常常被使用者忽略了:一是“度”的把握,缺乏節制而濫用很容易落入做作和油滑;二是創作主體審美理想的浸潤與統攝,舍此則難以提升喜劇的格調和品位,甚至落入庸俗和低俗的搞笑。
盧一萍對“度”的把握并非無可挑剔,但妙在作者引入了一條與寡婦李淑芬的愛情線索時隱時現貫穿始終,這些并無多少喜劇色彩的文字卻有效調控了敘述的節奏,稀釋了前半部分的鬧劇成分,并以其誠摯純粹,與馬金花和班長不無功利色彩的愛情形成了對比。至于作者傾向性的審美理想,則集中體現在二傻(張冒)這一喜劇性格的塑造上。這固然是一個小人物,即便有立功喜報還家,老爹認為“出息了”,在世俗眼中,恐怕也很難歸入到“成功人士”行列,但這卻是一個靈魂未被污染的璞玉渾金一般的小人物,他的率真、樸實、執著、敬業,足以讓當今的聰明人相形見絀。
當我們把眼光聚焦到二傻這一喜劇主人公身上時,不可忘記小說中其他喜劇性人物的幫襯。班長是作為二傻喜劇沖突的主要對立面,他與二傻的矛盾及對他懲罰性的整治,是喜劇語言和喜劇動作(情節)的主要生發點。就班長自身言,他的急躁、自負、虛榮,文化不高卻又喜歡賣弄,同樣是一個棱角分明的喜劇性人物。當他終于被二傻感動以至泣下,二傻的人性之美便得到了極大彰顯。
需要補充說明的是,以正劇面貌出現的《夏巴孜歸來》,并不乏整體上的喜劇性。前文的鋪墊、蓄勢直到結尾的陡轉,略有幾分歐·亨利的風格,也有點相聲“抖包袱”的趣味。它不事張揚,既無戲謔,也無噱頭,卻能給人一種哭笑不得的尷尬而促人品味和思索。它的喜劇精神并不下于《二傻》。倒是二傻在人物形象的進一步開掘和深化上,還有更大的空間,無論是與帥克還是與阿甘比都還有一段距離,但就盧一萍顯示的喜劇才能來說,我們有理由對他在這一領域的建樹抱有樂觀的期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