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面現實主義的崛起(楊和平 熊元義)

　　作家藝術家個體與整個社會群體的差異甚至矛盾是客觀存在的，這種差異和矛盾只能在作家藝術家的主觀批判與人民的歷史批判的有機結合、“批判的武器”與“武器的批判”的有機統一中化解，否則，作家藝術家的心胸就不可能成為“社會的共鳴器”

　　重新強調現實主義精神不是偶然的，這是中國當代社會轉型的必然結果。

　　一段時間以來，文藝創作存在著躲避崇高、向下墮落的傾向，使得一些文藝作品比現實生活貧乏、干癟。這些作品對現存沖突的表現遠遠落后于現實生活自身的發展，既不扣人心弦，也難給人啟發。有些作家藝術家已察覺到了以“自我”為中心的創作趨勢的弊端，反對沉溺于小情趣的文藝創作，提倡文藝創作更多地“要往大處寫”，即“把氣往大鼓，把器往大做”，他們不反對作家從“我”出發，但認為作家要從“我”出發走向“我們”，而不是從“我”出發又回到“我”。

　　其實，現實主義精神不僅每個時代都存在，而且不同歷史階段呈現不同的風貌。在中國當代，重新崛起的現實主義精神將以嶄新的面貌出現。中國當代文藝批評界既要看到作家藝術家對現實主義精神的主張，也要看到作家藝術家所處的時代對現實主義精神的影響，相比之下，后者更重要。文藝批評界應該抓住這一點，由此來探究中國當代社會轉型階段的現實主義精神的獨特特征。

　　首先，重新崛起的現實主義精神強調作家藝術家的主觀批判和人民的歷史批判的有機結合、“批判的武器”和“武器的批判”的有機統一。這是克服當代文藝弊病的治本良方。

　　為推動作家藝術家走向更開闊的世界，有的文藝理論家提出了審美超越論，認為文藝作品所表達的審美理想，不僅僅只是作家藝術家的主觀愿望，同樣也是對廣大人民群眾的意志和愿望的一種概括和提升。這種將作家藝術家個體的主觀愿望完全等同于廣大人民群眾的意志和愿望的邏輯，不利于廣大作家藝術家深入人民的歷史活動并和人民創造的歷史活動相結合。作家藝術家個體與整個社會群體的差異甚至矛盾是客觀存在的。這種差異和矛盾只能在作家藝術家的主觀批判與人民的歷史批判的有機結合、“批判的武器”與“武器的批判”的有機統一中化解，否則，作家藝術家的心胸就不可能成為“社會的共鳴器”。當然，作家藝術家應該從自我出發來寫作，從自己感受最強烈的地方入手，從寫自己最有把握的那一部分生活入手。但是，作家藝術家的創作如果局限在他感受最強烈的地方，而不思考如何超越，那么，就很難反映時代的本質。

　　在中國當代社會轉型階段，不少作家藝術家在深刻把握歷史發展動力的基礎上看到了中國當代社會在人類發展過程中的歷史進步，而這種歷史進步正推動著中國當代社會發生偉大進步的變革。這些作家藝術家勇立潮頭唱大風，創作出了一批氣魄宏大、圖景廣闊、具有深度的優秀作品，體現出現實主義創作精神。

　　其次，重新崛起的現實主義精神追求中國當代社會的全面進步與和諧發展，努力扭轉當代文藝的邊緣化發展趨勢。在中國當代社會快速發展中出現了一些不平衡現象，當代文藝的邊緣化發展趨勢就是發展不平衡的一個產物。面對這種趨勢，一些作家藝術家甘居社會邊緣，躲避崇高，甚至自我矮化。而另一些優秀的作家藝術家則摒棄鴕鳥心態和庸人心態，正視并批判這種文藝邊緣化的發展趨勢，自覺地承擔起社會責任，努力站在人類歷史發展的高處，為促進社會平衡發展與全面進步付出努力。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絕不是極少數人的發展，而是中國人民的共同發展，沒有中國人民的共同發展，就沒有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一個有現實關懷和歷史眼光的作家藝術家一定會看到這一點，一定會積極參與到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進程并在藝術創作中把這種歷史進步有力地表現出來，創作出震撼人心的文藝作品。

　　最后，重新崛起的現實主義精神不僅直面現實存在的沖突，而且努力解決這種現存沖突。在中國現當代文藝史上，不少作家藝術家在文藝是否應該直面現存沖突并解決這種現存沖突上發生了分化。有些文藝理論家強調文藝對現存沖突的反映，卻沒有看到文藝對這種現存沖突的解決，“停留在單純的矛盾上面，不解決那矛盾”，這在一定程度上將文藝降低為社會生活的直觀反映。杰出的作家藝術家不僅要深刻反映生命的歷史運動，而且要在深刻反映現存沖突的基礎上努力推進對這種現存沖突的解決，而不應擱置矛盾。

　　既不刻意回避現存沖突，也不止于表現現存沖突，而是在深刻把握現存沖突的基礎上努力推進對現存沖突的解決，推動當代歷史發展，這是現實主義創作精神的高級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