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審美詩學到文化詩學(程正民)

——童慶炳新時期文學理論研究之旅

　　我國著名的文學理論家和教育家童慶炳教授離開我們了，作為相識相知六十年的老朋友，我無比悲痛。在追悼他的日子里，人們自然想到他在文學理論領域的杰出貢獻。報刊和網絡稱他為“文學理論泰斗”“文壇教父”，在我心目中他更像一個勞動者，幾十年如一日在文學理論這塊園地上辛勤耕耘，從不懈怠，從不停滯，勇敢前行，把全部生命都投入文學理論的研究和教學，為我國文學理論研究和教材建設費盡心力，為我國文學理論學科培養了大批優秀人才。

　　俄羅斯著名文學理論家巴赫金曾經指出：“文學是一種極其復雜和多面的現象，而文藝學又過于年輕，所以還很難說，文藝學有什么類似‘靈丹妙藥’的方法。因此，采取各種不同的方法就是理所當然的，甚至是完全必要的，只要這些方法是嚴肅認真的，并且能揭示出新研究的文學現象的某種新東西，有助于對它的更深刻的理解�！毙聲r期以來，童慶炳和國內文學理論界的研究，就是圍繞文學是什么，用什么方法研究文學，圍繞如何運用多種方法更深刻地闡明各種文學新現象來進行的。從審美詩學、心理詩學、文體詩學、比較詩學到文化詩學，幾十年來，一路走來，童慶炳始終站在新時期中國文學理論發展的潮頭，成為文學理論界的領軍人物之一。

　　新時期伊始，童慶炳痛切地感到文學理論僵硬的政治化和大而化之的哲學化，嚴重阻礙中國文學理論的發展，于是他同文學理論界的同行一起，突破“反映論”的單一視角，尋找文學的自身特征，開始建構自己的“審美詩學”。在一系列探討文學特征的論文中，他向傳統的“文學形象特征論”提出挑戰，提出“文學審美特征論”，認為文學的特征不僅在于獨特的審美形式，還在于有獨特的審美內容(整體的、審美的、個性化的生活)、獨特的思維方式(以形象思維為主，以邏輯思維為輔)和獨特的審美功能(以情動人的藝術感染力)�！拔膶W審美特征”擺脫文學理論依附政治、簡單套用哲學理論的模式，推動了中國現代文論的發展，受到學界的肯定和支持。他還把“文學審美特征論”融入他主編的各種文學理論教材中，產生了廣泛的影響。

　　上世紀80年代中期文學理論界提出文學主體性問題。童慶炳認識到這是文學理論的重要問題，同時感到，不能囿于哲學的范疇，必須轉到“文藝心理學”領域加以深入研究，于是有了他的“心理詩學”的研究。從1985至1992年的7年時光，讓我協助他帶領他的“十三太�！�(丁寧、陶東風、李青春、黃卓越等13個研究生)，從事國家“七五”社科重點項目——文藝心理學(心理美學)的研究。這項研究最終出版了專著《現代心理美學》和“心理美學叢書”15種。在心理詩學的研究中，童慶炳反對以普通心理學的概念生硬地宰割文學藝術的事實，主張從文學藝術的事實出發，來尋求文學藝術現象的心理學闡釋。他主編的《現代心理美學》試圖以審美體驗為中心建立文學心理學的體系，把文學藝術家看成審美體驗的闡釋者，把創作過程看成審美體驗的外化過程，把文學藝術作品看成審美體驗的形式化，把藝術接受看成二度體驗。在他個人專著《藝術創作與審美心理》(1990年)中，“把矛盾上升為原理”力圖揭示藝術創作機制的復雜性和辯證矛盾性。這些心理詩學的研究成果受到鐘敬文、季羨林等老一輩學者的肯定，并獲得教育部人文社科著作獎。

　　90年代初，童慶炳關于文學審美特征的研究又進一步深入，他清楚意識到當作家苦苦探索的不僅是“寫什么”而是“怎么寫”的問題的時候，文學理論研究應當面向語言、面向文體。這個問題不解決，文學審美特征的問題還是無法解決。他經過3年努力，編了一套“文體學叢書”(1994年)，自己也撰寫了專著《文體和文體的創造》(1994年)。他認為不能把“文體”單純理解為過去人們所說的“文類”或“文學體裁”，在融合中西文體理論的基礎上提出了文體的新見解：

　　“文體是指一定的話語秩序所形成的文本體式，它折射出作家、批評家獨特的精神結構、體驗方式、思維方式和其他社會歷史、文化精神�！蓖瑫r，他把文體看成是一個“系統”，認為文體是體裁、語體和風格的結合體。在文體的創造方面，他在評述了“美在內容”“美在形式”“美在內容和形式的統一”的觀點的局限后，提出了“美在內容和形式的交涉部”和“內容和形式相互征服”的新觀點。他的文體詩學研究產生了很大影響。王蒙說其文體研究讓作家找到知音，“讓人感到溫暖”。季羨林先生認為“文體學叢書”是一套“質量高、選題新、創見多，富有開拓性、前沿性的好書”。

　　作為文學理論的學科建設，童慶炳一直認為要有開闊的學術視野，在中、西、古、今四個主體之間展開平等對話，既借鑒西方有益的觀點又不失民族的傳統。從這個角度出發，他在“比較詩學”研究方面下了很大的功夫。他和黃藥眠先生主編了《中西詩學比較體系》(1992年)、自己著有《中國古代詩學和美學》(1992年)、《中國古代文論的現代意義》(2001年)、《現代學術視野中的中華古代文論》(2002年)和即將出版的《〈文心雕龍〉三十說》。上世紀90年代初，他提出古代文論研究的三大策略：1.歷史原則，把古代文論放在歷史語境中考察，盡可能恢復其本來面貌。2.對話原則，展開古今中外的平等對話，相互補充、發明和貫通。3.自治原則，中外古今是交融不是機械相加，要在對話中尋找新質，創造中國現代文論的新形態。他的比較詩學研究受到學界高度評價，古文論研究專家陳良運教授特別稱贊他把李贄的“童心說”與馬斯洛的“第二次天真說”所做的比較研究，說：“感到十分新鮮且心胸豁然開朗，一縷古代文論現代闡釋的新曙光，啟開了筆者比較狹窄的視野�！�

　　童慶炳近些年一直關注文學理論的現狀、存在的問題和發展的方面。90年代末，他在各種學術討論會上和一系列論文中，倡導“文化詩學”。他提出這一主張是基于文論研究和社會發展存在的問題：一是文論界過去將“內部研究”和“外部研究”加以割裂，后來又片面和過分強調“內部研究”。他主張兩者應當結合起來。二是90年代引進西方文化研究后，不重視文學的審美品格，不看重文學文本的詩情畫意，其結果將脫離文學本身。三是中國社會快速發展，問題叢生，文學理論不能置身局外，文學理論批評要有文化質素和視野，要發出自己的聲音。他用“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來說明“文化詩學”的結構。一個中心是以審美為中心。兩個基本點是既要伸向微觀的文學文本的細部，又要伸向宏觀的歷史文化觀照。為了實現他的主張，他先后編了兩套叢書：《文化與詩學叢書》(10本、2001年)、《文化詩學叢書》(5本、2015年)，自己還著有《文化詩學的理論和實踐》(2015年)。

　　童慶炳一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還在思考我國文學理論的問題和出路。2015年5月16日，在他最后一次出席學術討論會“百年學案2015南北高級論壇”，在會上抱病做了《文學研究為何深入歷史語境——對當下文藝理論困局的反思》的長篇發言，指出擺脫當下文學理論困境的出路有兩條：一是要與現實的文學創作、文學現象和文學思潮保持密切的生動的聯系；二是要與歷史語境保持關聯，追求濃厚的歷史感。

　　童慶炳經過近四十年的艱苦跋涉，經歷了時代的風風雨雨，終于走完了文學理論研究之旅，給我們留下了豐厚的文學理論遺產。他實在太累了，該好好休息了。這些年在生病的日子里，他深感來日不多，在拼著老命工作的同時，寄希望于未來、寄希望于自己的學生。在一本2014年出版的專著中他深情地說：“回顧所走過的路，總覺得所做的太少，留下的遺憾太多……但生命的火焰即將黯淡，我可能再做不了什么來補救了。遺憾將陪伴上天留給我的日子。我只能告誡我的學生：努力吧，勤奮不倦地在文學理論這塊園地里耕耘……我從來不嫉妒學生。我希望你們成家立派。當你們像我這樣走的時候，回首往事，覺得自己的生命沒有虛度，你們已經成功，達到你們老師沒有達到的境界。那對我來說，就是最好的安慰了�！�

　　(作者系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北京師范大學文藝學研究中心專職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