興之所至皆欣然(范文)

　　《政余遣興》收集了龐波1977年至2015年的130多首詩，時間跨度三十多年�？吹贸鰜�，龐波從小愛好詩詞，并有一定造詣，所作多為古體五律七絕、古詞牌詞，也有幾首現代抒情詩。從創作靈動上看，幾乎都是信手拈來，即景觸事而發，隨意見真，沒有造作糅合，弄眉作狀。從意境上看，不失古人之風范，見物尤事，且真且幻，自勉自勵。 

　　他在《六十初度感懷》中寫道：“歡喜漸生樂布施，要言深旨寸心知。人間萬事從容對，止怒消嗔耳順時�！睔g喜、布施皆為佛教用語，在這里用對世俗生活的博愛和對佛教世界的慈悲來抒情、概括自己的耳順之年，既扣合傳統，又不失為自我精神世界的當下概括，更多的當是激勵�！袄吓Ｗ灾�夕陽短，不用揚鞭自奮蹄”。詩集中收集的幾首現代體自由詩，找不見現代詩人那種“未曾賦詩先釀愁”、云里霧里玩感情游戲、找莫名其妙的感覺的虛幻主義色彩，而是以爽朗的心情對心緒采取直白式的抒發，生活情緒更是以樂觀處世見長。在世處世，真空不空。讀罷令人不禁走進詩的境界，悠然想起不為五斗米折腰的東晉詩人陶淵明那句著名的詩句：奇文共欣賞，疑義相與析。陶淵明寫那句詩的時候還不到耳順之年，卻毅然而然地“歸去來兮”，精神世界在紛亂的世界里找到了安逸的寓所。

　　詩是文學中的文學。從《詩經》到樂府詩，到“蓬萊文章建安骨”，到唐詩宋詩，到散文式的現代詩，無不凝聚中華文明的精神情愫。太平盛世總能催生詩歌的繁榮。然而詩歌對民族情結的承載并非無序可守，并非沒有藝術守則。國學大師王國維說過：唐詩是喊出來的，宋詞是想出來的。唐詩喊的是一種精神情懷，宋詞想的是一種精神意境。不論是喊還是想，都是一種思想情結的表達，成因都是不吐不快，興之所至皆欣然，這種感覺不見得人人都有。即便有，也需要量的積累才能成為詩。生活詩情化，情緒生活化，似乎是詩詞想要努力表達的一種方式，一種追求進取的方式。龐波可能找到了這種感覺。

　　詩是詩人的心聲，是詩人內心世界的反觀，更是對生命意義的解讀。詩有強大的解讀能力，深淺取決于讀者的解讀能力。詩真正的魅力在于對詩人的解讀。讀李白的詩，我們似乎能看到一個飄逸灑脫、近乎癲狂的唐代士子，仗步如飛，雙目如炬，站在天姥山的頂峰上，時而手捋胡須發出癲狂式的呼喊：長風破浪會有時，直掛云帆濟滄海。時而低頭長噓：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劍四顧心茫然。讀杜甫的詩，我們似曾從朦朧中看得到，一位瘦骨嶙峋的老人手拄荊杖，步履蹣跚行走在荒蕪的道路上，一雙淚汪汪的眼睛總是盯著腳下。他在看，他在聽。他看到了“山雨欲來風滿樓”；他聽了“吏呼一何怒，嫗呼一何苦”。讀白居易，我們似乎看到一張司空見慣的文人形象，不亢不卑，哪怕腳步不聽使喚，腰桿總是挺得很直。不會下跪嗎？不，他只選擇值得下跪時才下跪。用他的話來說：跪迎長官心欲碎，鞭打黎民心不甘。他在官場上行走，官職始終得不到晉升，但歷史記住了他。他是文人，“長安米貴，白居不易”，而他卻住下了。他寫《長恨歌》，沒有為“尊者諱”，寫至真至誠的愛情，欲褒還貶，名曰寫愛情，實則寫歷史。雖然在大唐天子的腳下，卻沒有一絲溜須拍馬的媚態，竟然沒有遭到李唐后人的討伐！他寫《琵琶行》，鞭撻世態炎涼，情真意切�！巴�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識”。絲毫沒有居高臨下的尊貴感，后世也沒有人指責他為什么要用詩與一個色竭容衰的樂伎拍拖。讀蘇軾的詞，情緒會隨之跌宕。時而站在赤壁前吟唱“大江東去”，時而在月光下仰首望月：“明月幾時有”，時而在山村僻壤“杖藜徐步轉斜陽，殷勤昨夜三更雨，又得浮生一日涼”。詩人們對生命的解讀總是那樣的坦蕩樂觀：順天意而盡人事。

　　(《政余遣興》，龐波著，敦煌文藝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