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照讓城市進程不再惶惑——讀薛涌《城市的迷惘》(潘啟雯)

《城市的迷惘》 薛涌著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

　　在眼下車載斗量地寫“城市發展”和“城市未來”的各類著述中，《城市的迷惘》雖說不算厚重，但其可圈可點的思想卻相當密集，閃光睿智的言論也相當豐富。其通過縱橫雙向對比，構建出一種“照鏡敘事”的風格，既令講敘的每件與城市發展有關的事情都帶有強烈的比照色彩，也有點像坐在一列時間的慢車上，在遠處，慢條斯理地打量著歐美城市及中國城市的蛻變歷程——通常，“遠觀”比“近視”更有穿透力，當一柄思想的柳葉刀挑開重重幕布，它是如此準確、深情和凌厲，讓人們從已獲得先期發展的歐美這面“鏡子”中，窺見了未來家園的輪廓。

　　對城市的原住民來說，越來越多的外地人出現在城市的各個地方，公車上、寫字樓里，本地方言的海洋里開始摻雜進“南腔北調”的各種語音。毫無疑問，一場長達30多年的市場和社會改革，以城市發展為例，有成功的欣喜，亦有“茫然難從”的迷惘和陣痛：暴增的人口、堵塞的交通、惡化的生態、有毒的食物、潛伏的疾病、昂貴的房價以及不可預測的自然災害等，皆被薛涌一一解剖。顯微鏡下，薛涌的柳葉刀閃著冷峻的寒光，割開“腫瘤”釋放污血，并以西醫的手段開出藥方，天真與理性融糅，冷靜與赤忱交織。

　　在《城市的迷惘》中，薛涌不時會用“五方雜處”來說明城市繁華和活力的源頭。比如清代的第二大城市江南名城蘇州，當時就是“五方雜處，人煙稠密，貿易之盛，甲于天下”。其實其他繁華城市也是如此。雜居是城市的優勢所在，多元性刺激了貿易和創新，使城市成為人類最有效率的聚落形態。在中國城市化正盛的當下，鄉村人進城謀生定居是前所未有的社會大變遷。作者批評了一種狹隘排外的觀念，比如“北京是北京人的北京”、“上海是上海人的上�！�、“滾回鄉下去”之類，指出“城市是‘外地人’的家鄉”。沒有外來人，城市不成其為城市。正是外來人口，帶來了城市的多元性，帶來了城市的活力和生機，以及當下最為人們所重視的創新競爭力——這是薛涌考察古今中外城市發展歷史作出的富有洞察力的結論。由此，如何對年輕人進行創業扶持，使他們成為城市最具活力的細胞，維持城市的繁榮和競爭力？薛涌的觀照筆墨從細部勾連，產生了“旁觀者清，遠觀以達”的效果。

　　比照也是最好的清醒劑，他國城市治理的是非曲直、成敗得失不可不察。因為“變”與“不變”，“未來”與“現實”，這是我們需要面對的城市發展的兩個基本維度，也是我們生存和生活的兩個基本原則。

　　法國作家雨果在《悲慘世界》里曾指出，下水道是“城市的良心”。最近幾年，北京、天津、深圳等多個城市因為降雨內澇頻繁成災，引發了人們對于建造城市下水道的大討論，很多人對國外巨大的地下排水系統表示羨慕。而在書里，薛涌用冷靜的姿態，向公眾的盲目熱情潑出了一盆冷水。他認為集中式的地下排水系統，不僅耗資巨大，還會帶來難以估量的環境危害，已不適合現代的城市建設。因為在全球化的經濟模式下，人口的流動量變大，很難預測一座城市未來幾十年的規模和布局。如美國的底特律、德國的一些城市，都正面臨著城市萎縮、人口減少的問題，維護城市原有的巨大排水系統，已成為一項沉重的財政負擔。盲目的擴張和建設，反而不符合現代城市的發展尺度。為此，薛涌建議采取美國的高密度“高層”發展策略，還引用“美國聰明發展”組織所公布的研究報告，指出密集型都市圈的居民，比起“攤大餅分散式”都市圈的居民，經濟機會更多，社會流動性更大，人均壽命更長也更健康。

　　《城市的迷惘》雖是在書寫每一個個體的城市故事和發展脈絡，但同時也是在探尋歷史的發展進程。早前在閱讀土耳其作家、2006年度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奧爾罕·帕慕克的自傳性作品《伊斯坦布爾》時，曾被他濃郁的“憂傷”所感動——那種憂傷“不是某個孤獨之人的憂傷，而是數百萬人共有的陰暗情緒”。如何讓城市發展得更加合理和有序？相對于帕慕克那座伊斯坦布爾的“憂傷”，當下人們面臨城市發展的“憂傷”和“迷惘”則更多是來源于個人、集體乃至整個國家發展無法擺脫人類遷移或城市化進程所引發的內在問題和危機烙印。而人們內心的種種惶惑和逼仄，薛涌都用自己的觀察和語言一一生動還原了出來——顯然，作者理性地“旁觀”、“后顧”、“比照”的舉動，其意義或許并不低于前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