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兼和易中庸 拿辯證代虛無(陳來 李存山)

——漫談《中國文化精神》個中真意

《中國文化精神》張岱年 程宜山 著 北京大學出版社

《中國文化精神》張岱年 程宜山 著 北京大學出版社

　　一個民族要獨立、要生存、要發展，必然要對自身獨屬的民族精神加以發現、反思和重建。透過歷史觀察近代文化，民族精神已然成為一個普遍的命題。精神作為客體存在，必須要為其尋求并確立民族主體性。相較于西方哲學，中國傳統文化對主體性的強調尚沒有如此突出，因此就要對此有所轉變。作為20世紀中國哲學和中國哲學史的奠基人，張岱年先生以一種超脫性的態度提出針對民族的成功要實現個人主體性和民族主體性的結合，在文化之相上真正思考文化之體。在這一要求下，必須對群體性的民族精神提出正名，強調民族主體性，樹立文化自覺意識。

　　中國文化的精神是什么？中華文化延續數千年沒有中斷，一定有其內在動力和內在精神，張岱年先生明確將這一文化精神所指指向“剛健有為，厚德載物”，這種中華精神蘊含了一種文化力量�！吨袊�文化精神》即是對張岱年先生這種精神力量的內在理解和一貫見解的表述。

　　思辨審慎——文化精神的理性認知

　　對待文化剖析，張岱年先生始終持辯證分析的方法態度，唯有用對比法、辯證法才能對中國文化精神進行理性認知，才能既有鑒于文化之整，又有鑒于文化之分，新的文化是可以對它進行分析擇取的，是可以進行吸取的，有整有分；才有鑒于文化之長和文化之變，文化有它的發展性、繼續性，變即文化發展的繼續性，隨著社會發展而變化；才能既有鑒于文化之同，也有鑒于文化之異，“同”即文化的普遍性，世界文化存在相同之處，“異”則暗含著文化有其民族性。如果當今的民眾能夠對以上的理念深刻理解，那么在認知中國文化精神的方向上就不會有所偏頗。

　　在這一理念的指引下，審慎分析、解析解構的方法貫穿了《中國文化精神》的始終。張岱年先生在論述每個細節問題時，對于簡單化、主觀化的分析傾向都是完全拒斥的。這種對中國文化理性分析的態度，使得張先生能夠居于一個較高的據點上全面地看待中國文化精神的得失�！吨袊�文化精神》這部著作在肯定中國文化的優秀傳統客觀存在的同時，在提出對民族精神傳承和弘揚的要求下，同時要求對這一精神進行創造性綜合。早在40年代，張岱年先生曾在《文化通全》這篇論文中提出文化的五要素：“正德、利用、厚生、立制，致知”，這對我們理解中國文化的內核有重要意義，在此基礎上，本著實事求是的態度，去理解中國文化的內在價值和意義，同時以審慎分析的方法，百家爭鳴，綜合創新�！吨袊�文化精神》完稿至80年代，雖然到目前為止，中國文化經歷過90年代的國學熱，也歷經了成為第二大經濟體的客體狀態，在民族自信增強，民眾思想認識發展的基礎上，這本著作仍然具有重要意義，可以作為文化史來讀，探究其中深刻的見解，也可作為嚴謹的哲學讀物來看，分析其所論述的觀點和論證。

　　積習治病——民族本性的再發現

　　近代文學從五四以后到30年代有一個基調，即對國民性的批判。五四時期對國民性的批判被重新提及。作為一種文化反思，這種批判的主導意義仍是積極的，因為民族要前進，民眾需要反思缺點。因此，我們說對國民性的批判、反思有其迫切性，但是張岱年先生認為這一基調從概念上來講不科學，他提出“積習治病”，當下所謂的國民性其實不是國民性，只是國民積習，是習慣，不是本性，中華民族的本性，有可能會迷失，但仍然可以自覺的認知。所謂國民性，是可以改變的，民族本性則不同，只要民族文化還在，民族性永遠不能改變。無疑，這一觀點是反潮流的。所謂的文化熱、國學熱現象，比較流行的僅僅集中在較為膚淺的國民性批判。誠然，必須承認對于中國文化的這一認識有一種點醒作用。但是提出之后并沒有被民眾所深刻反思，很多人尚且沒有意識到這個問題�！吨袊�文化精神》在今天這種文化背景下，將這個問題重新講出來，雖然今天堅決或者全面反對中國文化的人已經很少了，但是從理論上回溯這個問題還是有意義的。

　　綜合創新——中國文化精神的走向

　　凡事有破必有立，所以張岱年先生在對中國文化精神的得失進行反思性論述之后，提出其走向應該是綜合創新。所謂綜合創新，就是要綜合中西文化之優長，創造出一種中華民族為主體的新的文化。張岱年先生的文化觀有一個重要的觀點，他其實是運用對比法、辯證法針對全盤西化和全盤反傳統進行思辨性論述。因為全盤西化和全盤反傳統傾向都是形而上學，都不是辯證法。針對這種文化觀，張岱年先生講了文化系統和文化的元素、要素的關系，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講可離與不可離，相容與不相容。有些人說為什么要全盤西化，因為只學習西方其中一點是學不來的，要全盤都劃過來才可以學到，還有為什么要全盤反傳統，我們中國文化有一點不好的，光把這個擇出去不行，因為它都是緊密系統里不可離的。但張岱年先生認為并非如此，首先是可離與不可離，文化的要素有些是不可離的，有些是可離的，一個文化要素跟它的文化體系的關系是復雜的，有些是可以離開的，可以結合到另一個系統，這是張岱年先生的一個重要觀點。其次是相容與不相容，一個文化領域是復雜的，不見得全都順著一個方向，有些東西是看似相反，其實是相承的、相容的，看起來不相容，實際上文化整體上還是相容的。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儒家和法家之間看起來非常對立，但是在中國文化體系的歷史發展中，仍然在一定的條件下有其相容性�？傊�，張岱年先生認為學習西方不見得要全盤西化，西方好的東西我們可以拿過來結合在我們文化里面，不需要整體地把西方文化全部移植過來。

　　關于文化結構和文化要素之間還有一個講法，中國文化不能全盤否決，因此就要從結構方面入手，把舊的結構消減，而不是拋棄所有元素。所以張岱年先生既注意結構，又注意要素和系統的關系、要素和要素的關系，這一討論在本書中十分深入。在這一意義上，張岱年先生在文化理論上的研究，在一些概念上、方法上的分析是比較細微深刻的，在今天重新拿出來探討很有意義。

　　有關張岱年先生關于中國文化的觀點，我們可以從《中國文化精神》這本書中窺探一二。作為中國文化的主體部分，儒家文化是張岱年先生闡述的根基，他將中和作為中國人的基本價值態度，以中庸的思維方式將民族精神高度概括為厚德載物，引領民眾本著實事求是、辯證分析的方法逐步加深對中國文化的理解，所以張岱年先生的思想在當今社會仍然值得大家去重視、去把握。(燕倩倩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