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喚理論與批評的“深度”——賀《中國文學批評》問世(高建平)

　　文學需要批評，在歷史上，批評與創作相互推動，共同書寫了文學的歷史。中國的文學批評自改革開放以來，豐富而多樣，對文學的繁榮起著重要的作用。那么，這本《中國文學批評》雜志要做一點什么？想在中國文學批評的事業中，注入一種什么樣的力量？這當然是辦這份雜志的人們所思考的。據我觀察，批評事業固然繁榮，但批評多種多樣，有一種批評還是缺失。

　　縱觀當下的批評，最為普遍，最引人注目的，有三種：

　　第一是推介性批評。出版社出了一本書，要請有影響的批評家們說說話。于是開一個會，有時作家不來，有時作家也參加。作家不來，出版社的人在，說的話可批評，可贊揚。但這些話在一種語境中生成：告訴讀者這本書值得買，值得讀。作家來了。作家與批評家本來就是朋友，或者，來了就是朋友。這是一場朋友會，朋友間也要批評，但這樣的場合，不是來交鋒的。用通俗的話說，大家都是來捧場的，場合對所說的話有要求，要說場面上的話。于是，出現了推介性批評的“場”的規定性。當然，這種批評很重要。每年出幾千本長篇小說，更多的中短篇小說、詩歌、散文，那么多的書，讀者無所適從，需要有權威的人幫助他們選擇。當書多到反正也看不完時，需要有人告訴讀者，哪一本更重要，先看哪一本，今年的書看哪幾本就夠了。如果批評家有了這個地位，他們就很了不起了。他們用自己的影響力造就作品的影響力，形成影響力的傳遞。

　　第二種是扶植性批評。各級作家藝術家的組織，常常做這樣的事，組織大腕批評家們對青年、女性、少數民族、殘疾人等人群的作家作品進行研討�；蛘�，他們為某種想要鼓勵的類型的作品開一個會，請人說說話。這種做法很好，表明導向，被討論的作家藝術家也會充滿感激，也許，這還會對他們今后的創作產生深遠的影響。作家需要扶植，作品需要培育，創作導向需要調整。對于批評家來說，參加這種活動也很好。他們是請來的老師，被放到一個指導者的位置上。

　　第三種是一些酷評。作家怕酷評，評得頭皮發麻，心里發堵。但是，這種批評還是有人喜歡的。喜歡這種批評的，首先是媒體人。人在街上走，街上一切正常，于是對什么都沒有印象。如果街人有人吵鬧或打架，就有人圍觀�？嵩u就是這種意在引發圍觀的批評。評得酣暢淋漓，說最極端的話，求一個痛快。最好有人與他們配對，針鋒相對，有唱有和。這樣一來，報紙雜志就好賣了。這是一種求圍觀的媒體現象。批評家跳到戲臺上，聚光燈下，攝像頭前，尋求表演性，把注意力吸引去。這時媒體人就偷著樂，多印報紙雜志，悄悄地數鈔票。

　　除了這三種批評以外，我們是否還要另一種批評？這種批評是客觀的，直言的，有好說好，有不好就說不好的批評。這種批評更是有理論分析、與理論接軌的批評。

　　如果說，要用一個詞來概括這份雜志的特點的話，也許，我可以說，是“深度”。它包括理論的“深度”和批評的“深度”。

　　改造批評，要從改造理論做起。近年來，文學理論出現了許多的問題：

　　第一種是使文學理論抽象化。文學是人學，這個定義本來是指活生生的、有個性的、有喜怒哀樂、愛恨情仇的人。一些研究者卻將它抽象化，用心理學、生理學、人類學、社會學等各種學科來研究人。這些研究者的對象，是作為類的人，研究的是“人們”或“某一類的人”，與文學所要研究的人之間，還隔一層。這之間需要一個對接，如果對接得不好，就會出現以“人們”代替“人”，從“人”出發，結果卻目中無“人”的現象。

　　第二是走出文學而走向泛文化研究。文學理論研究的擴容是必要的，跨界也是允許的。但是，從事社會文化現象的研究，例如，對青年亞文化研究，對一些社會現象研究，都需要。文化研究在中國的興起，有其現實原因。一些青年學者痛感學科間畫地為牢現象嚴重，要打破學科界限，建立公共文化平臺。但是，研究的深入，還有待于學科的回歸�？缃绲默F象，有利于啟發思考，但是，每一個學科都有自己的研究對象，以及相對固定的疆域。當一個人可以研究一切時，他就失去了自己的專業，自己的家園，研究一切卻不研究文學本身。這是研究中的一種無家可歸現象。

　　第三是研究理論的人，只是在制造關于理論的理論。一些理論文章常常這樣寫，西方某思想家說了什么，他再說了什么，他還說了什么，最后，他又說了什么。文章到此結束。其實，寫這樣的文章也不容易。所研究的著作本來就不好懂；用自認為有“理趣”的語言復述出來，也很不容易；還需要進行一些綜合，將原作者在不同地方所說的話拼合在一起，形成一種敘述風格上的一致性。這些研究者有這樣一種追求：像體育運動一樣，理論閱讀是一種思維能力的訓練，理論文章是這種能力的展示。作者在晦澀的文字閱讀中磨煉智力，從而用繁復的句子展現這種磨煉的成果，并發表這樣的文章顯示一種孤傲的趣味。至于這種智力訓練與所思維內容的關系，就不在他們關注的范圍之內了。

　　走出理論的困境，避免這三種理論傾向，有一個途徑，這就是理論與批評的結合。理論的深度，就是深入分析文學活動的現實。理論要研究作家、文本、閱讀和批評的現實，這樣的理論，才是關于文學的理論，是用得上的理論。這并不是說，理論可以直接從創作和批評實踐中生長起來，而是說，從事理論研究的人，要面向這些實踐，使理論具有現實對應性，在現實的激發下發展。

　　與此同時，要有深度的批評。批評要有好說好，有不好就說不好。但是，不能到此為止。到此為止的，仍是一種感受性批評。批評要結合理論，從作品中總結出理論的意義，用理論闡發作品的意義。說到這里，我想起王國維的《紅樓夢評論》。在一百多年前，他將理論與作品結合在一起，互相發明，闡發出深刻的道理。我們今天也許不贊成他的哲學，也許不贊成他對作品的解讀，但這種理論與作品結合的嘗試，在方法論上，仍值得我們借鑒。

　　當然，這份雜志下一步怎么走，就像為一個孩子規劃前途一樣，總會有理想實現的一面，也有事與愿違的一面。雜志的編輯者們既要想好怎么走，也要允許走一步看一步，在文學界的注視下，在讀者的批評聲中，通過作者與編者的共同努力，不斷修正，奮力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