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是我讀——一位寫作者的閱讀(唐克揚)

　　在小城市的故鄉，我沒怎么見識過真正的圖書館，所以大學之前只能算是廣義的“閱讀”而談不上“讀書”。我們那個時候，饑不擇食的好處是常有意外收獲。例如，我父親的書櫥里放著王力的《漢語詩律學》，我對舊詩其實沒什么興趣，但是囫圇吞棗的結果是順帶也知道了一點粗淺的中西詩歌的韻律常識，更不用說王力分析的還包括今天我依然很喜歡的“九葉派”等現代詩人的作品，有些篇什在當時的正統文學史里都不太提起。

　　那時寫作者認真寫，讀書人認真讀，在文學成為時代主旋律的大氣候下，書的呈現形式也和內容一樣講究。記得不知從何處借來了《哥德巴赫猜想》，后來知道作者徐遲是個橫跨幾個時代的傳奇報人，他筆下的靈性和力道，似乎可以把任何題材都寫得有了自己的生命，無論你對他的內容是否真的感興趣，都會被文字自己的聲音一路拽將進去。

　　對于上世紀80年代早期的小城而言，這就是“閱讀”的真正含義了。應該說，我對文字的一點體會正是這“將通未通”之時打下的基礎，“成”或“虧”都有賴于它。書靠朋友間的推薦而流傳，有點像今天微信朋友圈的轉帖，并沒有嚴格意義的“導讀”；讀書沒有目的性，碰到哪本算哪本，但是每個字都往心里去——最終的結果，就是形成了一種散漫而又感性的讀書習慣，閱讀的門徑主要是靠感受體悟，而不是靠學理和邏輯。

　　所幸后來去往北京和國外，條件更好的時候，對于這種不求甚解的讀書方式有了反思的必要，同時也理解了它自身的價值所在。英語里常有這樣的說法，比如“你就是你做的東西”，自然還有“你就是你讀的東西”，更明白的說法，你的閱讀門徑自然也會潛移默化地影響到你的生活和思考方式——有的人感興趣的是材料或者“事實”，有的人在乎的是組織材料的方式，或者說潛藏在里面的哲學和方法論，區別在于前一種人是不停地用新的材料去驗證已有的秩序，還有一種是激勵你發現新的生活，探索未知的世界——其實還有最后一種讀者，他和第一種人一樣在乎材料，但只要欣賞材料的質地就可以了，并不急著得出什么結論，這種人可能是我們所說的“文藝范兒”，只在乎風格和情調，但也有可能是一種正面意義的“形式主義者”或者“文本主義者”。

　　確實，在改革開放的早期，國門大開，大量新鮮的知識涌入，這樣不求甚解的讀法常見，而在陌生領域尋找一本一般人都能看懂的通識類型的讀物算是很高的要求。談起我對藝術史的興趣，最早一本有印象的書居然是遲軻的《西方美術史話》，屬于“大家小識”。當時國內的書都停留在敘說和轉述二三手的材料上，而遲軻已經有了自己的“見解”。毫不奇怪，后來看到E·H·貢布里希的《藝術的故事》就會立刻傾倒，因為后者無論是全面占有材料還是對材料的理解都已經處于當時我們難以企及的水平，真的屬于“深入淺出”了。

　　在這個意義上再看80年代的其他美術史名篇，比如再版的傅雷的《西方美術名作二十講》，就會明白它們的差別何在。之所以不太能夠進入傅雷的著作，是因為它更接近“闡釋”與“欣賞”的層面，帶有強烈的個人色彩和那個時代的語境；相形之下，遲軻著作的闡釋模式可能稍顯簡單(和他那個時代的史學大環境相關)，但因為是寫給一般讀者的，立論比較平實，材料的解說也較接“地氣”；至于貢布里希就更是一座高峰了，他廣博的見識和綜合性的思想方法已經超越了“文藝家”的狀態，是一位稱得上通識的學者。

　　從“通識”再到“專識”的好處是不容易偏狹，可以意識到讀書的某一對象和整個學問系統之間無處不在的聯系，所以形容大學者的第一個形容詞就是“通達”了。但是僅僅多看多思還不能達到“通達”的目的，比如90年代讀大學時，我同樣買了貢布里希的《象征的圖像》，有些和基督教藝術有關的文章就不太容易讀懂了。在美國求學的時候，我開始有了兩個新的選擇讀書的角度：其一是對某一主題和研究對象深入挖掘、見微知著的“案例研究”著作，比如英國漢學家杜德橋細讀《李娃傳》的著作，巫鴻教授對“武梁祠”的研究；其二是鼓勵問題意識和方法論意識的“專論”�！鞍咐�研究”是把前面所述感性的“文本主義”往前推進了一步，如果你眼光獨具，對于研究對象的質地和細節就會有以前所沒有的新鮮發現。而這種長進的眼光又是和問題、方法不可分離的。近些年來，西方藝術史學者劃分他們“專論”的依據往往不是年代、風格、類型這些給定的“名”，而是一類具有共通性的現象，比如，柯律格在牛津藝術史系列中寫《中國藝術》，就跳出了一般中國學者習慣的“朝代”模式，編目變成了墓葬藝術、宮廷藝術、市場藝術……就是我們最熟悉的文人藝術，在他的筆下也側重于“社會生活”，而非“流派”。

　　讀者或許疑惑了，這種賴以甄別“文本”的問題和方法又是怎么來的呢？答案或許依然是平日的積累，沒有任何捷徑可言：積累首先是生活經驗，很難想象一個現實中對基督教一無所知的人會讀懂《象征的圖像》，積累的同時又是對于各種基礎工具的全面掌握，在當代，一個文科生的研究甚至也離不開數學物理的一般知識；另外，對知識的好奇中還有“現實”這個強烈的“輸入”因素，讀書的第一動機肯定大于“專業”，它們是哲學，但不一定是抽象的、經典的哲學而是人生哲學，取決于不同的“認識”目的，“現實”對你也有不同的意義——比如我曾向別人強烈推薦的《全球目冊》是1968—1972年一本頗為奇特的美國雜志出版物，作為一本奇特的“目冊”，它甚至不能真正用來“閱讀”，但它的影響并不局限于某個具體學科或者某種創新工具——就像它的刊名一樣，關注的是“整體”。它的標志性封面是美國宇航機構在太空拍攝的地球，此前從未有人以這種角度去注視地球，它預示著一種真正的全球觀，也象征著一種逐漸形成的人類共同使命深入人心。也許你聽說過“求知若饑，虛心若愚”這句名言。這句話最早正出自這份出版物——后來引用這句話的一個名人叫做斯蒂夫·喬布斯。

　　逐漸年長時，不光慢慢明白一些讀書的道理，還明白了為什么讀書的道理：讀書其實和其他事情一樣，有些是不得不做，勉強做時會打瞌睡；還有則是和睡覺、飲食一樣，為了維持生命的營養，成為習慣。在這個意義上，讀書既是為了理解這個世界又是為了在想象之中再造它——作為大學里的專業讀書人最終又成了一個“文本主義者”。漢學家謝弗汪洋恣肆的《唐代的外來文明》原來有個更好聽的原名《撒馬爾罕的金桃》，從中譯書名的改變就可以看到我們和他之間的差異，或者說，一個以詩歌為“語料”的讀書人和一個碰巧以讀書為業的詩人之間的差異。

　　(作者系建筑師、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