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消費主義語境下的文學價值之思(陳眾議)

　　“跨國資本洶涌，全球化勢不可擋，蓋因文明 的演進猶如時尚，雖系人為，卻非無本之木、無源之水，它甚至是強制性的。換言之，強勢文化對其他文化及其傳統明顯具有強迫性、顛覆性與取代性。千萬不要自 欺欺人地以為全球化只關涉經濟。上層建筑、意識形態能與經濟基礎相割裂嗎？事實上，跨國資本正急劇地使發展中國家的民族自主性、凝聚力由外而內、由內而外 地面臨威脅，而所謂的世界潮流(及其流行聲色)正在使許多傳統乃至語言化為烏有。但是，跨國資本主義(國際化、全球化)的歷史必然與發展中國家的文化傳統 及情感訴求構成了矛盾。無論是自易還是被易，相對薄弱的經濟基礎和相應的、不相應的上層建筑決定了發展中國家介入國際化、全球化狂歡所必需付出的高昂代 價。中東和拉美便是其中的兩個個案。前者不必說，后者自上世紀80年代(經濟危機之后)引入新自由主義以來，很快失去了平衡。拿墨西哥為例，這個20世紀 40至80年代初高速發展的歡樂、好客的國家頓時傾斜并面臨坍塌。社會矛盾嚴重激化，欲望空前膨脹，販毒、爆炸、暗殺等恐怖事件層出不窮。而且，這不僅止 于墨西哥這樣的發展中國家，發達國家同樣面臨源自跨國資本(如商品流動及勞動力市場和投資移民等)引發的現實矛盾、倫理危機和精神錯位。世界在空前的二律 背反中不知所措。地球村變成了地雷村！”　　

　　一

　　消費主義無疑是當今世界的“主旋律”，時尚的瞬息萬變、信息的五花八門大都瞄準了人們的腰包、刺激潛在的消費欲望。這是資本邏輯和技術理性合謀 的結果。我們或可從中梳理出幾個并不新鮮，卻常說常新的話題：一是何謂文化消費主義；二是誰主世界潮流；三是消費意識緣何成為大眾意識，作家、理論家如何 在寫作或思辨中實現或抵抗所謂的現代性或后現代性。換言之，它至少牽涉到三個問題：第一，何謂現代性或后現代性？第二，誰是大多數？第三，誰主世界潮流？

　　關于第一個問題，西方過來人早有議論，他們對現代性或現代意識的疑竇和反思出現于19世紀，甚至更早，而焦點或靶子正是消費主義。到了20世 紀，兩次世界大戰使生靈涂炭、滿目瘡痍，現代主義雖然走進了觀念和技巧的死胡同，但其所表現的異化和危機卻具有片面的深刻性(袁可嘉語)。而后現代主義則 多少反其道而行之，娛樂至上、消解意義，雖然使文藝順應了自由市場的游戲規則，但模糊了后發達或發展中國家的意識形態的相對獨立性。根據馬爾庫塞(《單向 度人》)的說法，真正的藝術是拒絕的藝術、抗議的藝術，即對現存事物的拒絕和抗議。換言之，藝術即超越：藝術之所以成為藝術，或藝術之所以有存在的價值， 是因為它提供了另一個世界，即可能的世界；另一種向度，即詩性的向度。前者在庸常中追尋或發現意義并使之成為“陌生化”的精神世界，后者在人文關懷和終極 思考中展示反庸俗、反功利的深層次的精神追求。同時，他認為大眾文化瓦解了傳統意義上的無產階級，并使之單向度地陷入了消費主義的陷阱。但是，后來的文化 批評家費斯克(《理解大眾文化》)卻認為，大眾(通俗)文化即日常生活文化(也即所謂的“生活審美化”、“審美生活化”)，其消費過程則是依靠文化經濟自 主性對資產階級意識形態霸權進行抵抗的過程。他們從不同的角度肯定了“嚴肅文化”和“通俗文化”、精英主義和消費主義的存在價值。顯然，現實助費斯克戰勝 了馬爾庫塞。這也是后現代主義戰勝現代主義的一個顯證。而后現代主義指向一切意義和宏大敘事的解構為所謂娛樂至上的大眾消費文化的蔓延提供了理論基礎。于 是，絕對的相對性取代了相對的絕對性。

　　關于第二個和第三個問題，王小波曾一語中的，謂“沉默的大多數”。如果拿金字塔作比附，那么人類的大多數毫無疑問地便是被壓在低層的那個龐大的 基數。他們大都還在為生存權掙扎，何談話語權？！而今，雖然互聯網和微博微信為眾生提供了言說的機會，但它又何嘗不是淹沒在資本這個汪洋大海、被資本玩弄 的小小泡沫。而“在安靜的書屋里孕育翻天覆地思想”(海涅語)的西方文人從盧梭到尼采到斯賓格勒到奧爾特加·伊·加塞特到卡夫卡到弗萊到加西亞·馬爾克斯 到波茲曼等等(這個名單幾可無限延續)，對現代化的意見也不盡相同，盡管總體上是保守的、否定的取法。

　　至于誰主世界潮流，文學界也許還不大關心，因為長久以來我們被一些偽命題欺騙了，即“民族的就是世界的”、“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云云。然 而，世界是誰？它常常不是全人類的總和。往大處說，世界常常是少數大國、強國；往小處說，世界文學也常常是大國、強國的文學。這在幾乎所有世界文學史寫作 中都或多或少有所體現。因此，世界等于民族這個反向結果一直存在，而非“民族的就是世界的”。只不過它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表現得清晰明了和毋庸置疑。蓋因 在跨國資本的全球化進程中，利益決定一切。換句話說，資本之外，一切皆無。而全球資本的主要支配者所追求的利潤、所奉行的邏輯、所遵從的價值、所代表的強 國和它們針對弱國或發展中國家的去民族化、去本土化意識形態，顯然與各民族的傳統文化不可調和地構成了一對矛盾。

　　總之，資本邏輯與技術理性合謀，并與名利制導的大眾媒體及人性弱點殊途同歸、相得益彰，正推動世界一步步走向跨國資本主義這個必然王國，甚至自 我毀滅。于是，歷史必然與民族情感的較量愈來愈公開化、白日化。這本身構成了更大的悖論，更大的二律背反，就像早年馬克思在批判資本主義這個歷史必然時所 闡述的那樣。如今，文化消費主義之流浩蕩，而且其進程是強制性的，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不寧唯是，強勢文化對弱勢文化的壓迫性、顛覆性和取代性來勢洶洶， 卻本質上難以避免。這一切古來如此，在可以預見的未來仍將如此，就連形式都所易甚微。這在“全球化”時代更是顯而易見。而所謂的“全球化”，說穿了是全球 跨國資本主義化。我們當何去何從？我們的文學和文學批評當何去何從？這本來就是個難以回避的現實問題。馬克思曾經的做法是逆時代潮流而動、明知不可為而為 之。也許這才是真正的君子之道，也是文學經典之道。然而，我國文壇卻提前進入了“全球化”“娛樂至死”的狂歡，或輕浮或狂躁，致使偽命題及去心化現象比比 皆是；文學語言簡單化(卻美其名曰“生活化”)、卡通化(卻美其名曰“圖文化”)、雜交化(卻美其名曰“國際化”)、低俗化(卻美其名曰“大眾化”)等 等，以及工具化、娛樂化等去審美化、去傳統化趨勢在網絡文化的裹挾下勢不可擋。

　　當然，我并不否定“全球化”或跨國資本主義化是人類社會發展的必然一環，即資本在完成地區壟斷和國家壟斷之后實現的國際壟斷。它的出現不可避免，而且本質上難以阻擋。從某種意義上說，我國不僅是“全球化”的得益者，而且是其積極的推動者。

　　然而，馬克思正是在對資本的認知上預言了“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不分國別、不論民族，為了剝奪的剝奪，向著資本和資本家開戰，進而實現人類 大同——社會主義。但前提是瘋狂的資本邏輯和技術理性讓世界有那么一天(用甘地的話說，“世界足夠養活全人類，卻無法滿足少數人的貪婪”)；前提是我們必 須否認“存在即合理”的命題，并且像馬克思那樣批判資本主義。這確乎是一種明知不可為而為之，但若不為，則意味著任由跨國資本及其“現代化”毀滅家園、毀 滅世界。

　　二

　　那么，文學何為？這個問題并不容易回答。這一方面源于文學的復雜，另一方面卻是因為文學從“無用”到“有用”再到“無用”循環往復，恰好經歷了不少輪回。

　　首先，在我們古人那里，文史不分家，因此文的涵蓋面極廣。其次，即使狹義的文學，它至少也是文與學的疊加。它“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 怨”；是摹擬，是反映，是表現；是再現；“熏、浸、刺、提”，“陶、熔、誘、掖”，無所不能，無所不包。但它終究是“無用之用”，不能吃，不能穿，就像莊 周眼里、老漢門前的那棵歪脖子樹。此外，文學又是說不盡的，“一百個讀者就有一百個哈姆雷特”。為了將復雜的問題簡單化，我不妨套用一句業內老話，謂文學 是創作和批評構成的雙桅船，抑或創作與批評猶如鳥之兩翼、人之兩腿。舉個例子，如果沒有批評和廣義的研究，《詩經》既不會產生，也難以流傳。從孔子編 《詩》到《毛詩正義》到今天多如牛毛的“詩學”，中華民族走過了幾可稱之為最高層次的心路歷程。再舉個例子，沒有眾多評點者、注疏者、賡續者、傳抄者及 “維新派”、王國維、蔡元培、胡適等人的鉤沉、研究與推崇，《紅樓夢》沒準早埋入歷史的塵�；虻�入永遠的忘川了；反之，封建道統的“誨淫誨盜”之說也不失 為是一種批評。它們與《詩經》《紅樓夢》等共同構成了中華文明的精神天空。但光陰荏苒，時移世易，以消遣為取向的大眾消費文化迅速崛起。精神的天空忽然飄 滿了色彩斑斕的肥皂泡。以現代美國為例，其文化本質上服從于跨國資本主義政治，其背后則是資產者(資本支配者)的經濟利益。這一政治發揚了資本主義“自 由”、“平等”、“博愛”精神，并逐漸形成了兩大新基點，一是現代化，二是大眾消費文化。二者相輔相成。不消說，除了上述三精神，資本主義制度建立在四大 “合理性”上：一是自由經濟的“合理性”，它以每個人發揮主觀能動性為前提，從而可以最大程度地提高生產效率，進而調動和利用有效資源以發展生產力、創造 物質文明、滿足人的需求；二是民主政治的“合理性”，它確保社會公平與公正，并在此基礎上賦予民眾自我選擇、自我實現的權利；三是倫理道德的“合理性”， 它維護人的尊嚴、人的本質訴求；四是多元文化的“合理性”，它以開放的姿態兼容并包，從而保證了人們的創造力和多元的精神訴求。當然，這些相對空洞的政治 經濟和文化道德理念必須依附于看得見摸得著的實際。于是，現代化成了資本主義的首要追求和現實承諾。它一方面以刺激需求推動了生產力的發展，另一方面又以 結伴而生的大眾消費欲求反過來刺激生產力的進一步發展。這一循環從現代化初級階段以滿足實際需求為導向的生產和消費方式，逐步發展至如今以制造和刺激消 費、激活和培養欲望為目的的消費和生產方式。因此，現代化和大眾消費文化二而一，一而二相輔相成，相得益彰。上世紀50年代中后期艾森豪威爾政府發起的所 謂“民眾資本主義”便是這二化的高度體現。

　　總之，現代化伴隨著資本主義的產生而產生、發展而發展，它見證了奈斯比特、托夫勒們所說的“第二次浪潮”，卻并沒有就此歇腳，而是以新的面目走 向了所謂的“后現代”或“后工業時代”，導致文學及狹義文化與商業的界限徹底模糊。用文化批評家費斯克(《理解大眾文化》)的話說，大眾(通俗)文化即日 常生活文化，其消費過程則是依靠文化經濟自主性對意識形態霸權進行抵抗的過程。

　　然而，曾幾何時，文學(創作)及廣義的文學研究作為人類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人類進步不可或缺的標志�？鬃庸倘粚嵲�，卻為我們編纂或修訂了吃 不得、穿不了的五經和《春秋》，可謂功莫大焉。同樣，馬克思主義的經典作家向來重視文學，尤其是經典作家在反映和揭示社會本質方面的作用。馬克思在分析英 國社會時就曾指出，英國現實主義作家“向世界揭示的政治和社會真理，比一切職業政客和道德家加在一起所揭示的還要多”。恩格斯也說，他從巴爾扎克那里學到 的東西，要比從“當時所有職業的歷史學家、經濟學家和統計學家那里學到的全部東西還要多”。列寧則干脆地稱托爾斯泰是俄國革命的一面鏡子。這并不是說只有 文學才能揭示真理，而是說偉大作家所描繪的生活、所表現的情感、所刻畫的人物往往不同于一般抽象的概括、數據的統計。文學更加具體、更加逼真，因而也更加 感人、更加傳神。其潛移默化、潤物無聲的載道與傳道功能自不待言。站在世紀的高度和民族立場上重新審視文學，梳理其經典，展開研究和研究之研究，將不僅有 助于我們把握世界文明的律動和了解不同民族的個性，而且有利于深化中外文化交流，從而為我們借鑒和吸收優秀文明成果、為中國文學及文化的發展提供有益的 “他山之石”。同樣，立足現實、面向未來，需要偉大的傳統，否則我們將失去地氣、喪失底氣，成為文化侏儒。這就是所謂的“洋為中用”、“古為今用”。

　　換言之，洞識和研究人心不能停留在切身體驗和抽象理念上，何況時運交移，更何況人不能事事躬親、處處躬親�！坝^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 天下”；文學作為人文精神的重要基礎和介質，既是人類文明的重要見證，同時也是一時一地人心、民心的最深刻，也最具體的體現，而外國文學則是建立在各民族 無數外國作家基礎上的不同時代、不同民族的認識觀、價值觀和審美觀的形象反映。

　　再換言之，文學為我們接近和了解世界提供了鮮活的歷史畫面與現實情境。因此，走進經典永遠是了解此時此地、彼時彼地人心民心的最佳途徑。這就是 說，文學創作及其研究指向各民族變化著的活的靈魂，而其中的經典(包括其經典化或非經典化過程)恰恰是這些變化著的活的靈魂的集中體現。

　　三

　　“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這是《易經》對文化的界定。在西方，從詞源學的角度看，文化一詞同樣主指培育、崇尚，即 “Culto”。誠然，外國文學理論“大破”之后遠未大立。盡管它們正在或已然“轉向”，但這種“轉向”所導致的依然是發散性的多元。于是，“甲方唱罷乙 登場”變了共時性狂歡。這在可以想見的未來也將是一種常態，而且具有鮮明的“國際化”傾向。它符合跨國資本主義的發展態勢。同時我們也應看到，多數外國學 者，包括西方學者一直孜孜矻矻地執著于民族經典。他們并非不了解形形色色的當代文論，卻大都采取有用取之、無用棄之的新老實用主義態度。然而，我國同行中 仍有不少熱衷于“后理論”的，甚至將歌德式的世界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的國際主義混為一談，從而模糊了空想與科學的界限。

　　正所謂“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外國文學及文論的譯介和研究本該為我國的文學創作和批評理論、研究范式提供可資借鑒的有益養分，而不是來者不 拒，甚至引發腸胃功能紊亂的盲目吞噬。且不說大多數西方學者一直孜孜于經典研究，一些曾經的后文學、后理論“新貴”也早已轉向。譬如文學倫理學的崛起，分 析實證主義的回潮，生態批評與后人道主義的合流，認知美學的發展等等，都是這種轉向的佐證。

　　世界主義由來以久，且從來內涵模糊、外延不清。它幾乎可以追溯到遙遠的先秦和古希臘時代�？鬃釉唬骸按蟮乐�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舉能，講信修 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惡其不出于 身也，不必為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禮記·禮運篇》)同理，柏拉圖在《理想國》中有過類似的懷想，他將理想國 描繪得美輪美奐，并將國民劃分為三個等級，即哲學家等級、勇士等級和大眾等級；至于詩人緣何必須被逐，則是另一個話題。在他看來，大眾受欲望驅使、按欲望 行事，他們是體力勞動者，即工匠、商人和農民。勇士作為二等公民靠勇氣生活，是國家的衛士(軍人)。作為最高等級的哲學家(愛智者)則用智慧治理國家；一 旦由智者掌握權力，那么動亂就無處棲身，天下也就太平了。這是文人的一廂情愿，美雖美矣，然非現實，及至兩千多年以后的當今世界一仍其舊。

　　如果將世界主義這個模糊而又宏大的概念縮小至可喻的范疇，那么首先它與源遠流長的理想主義一脈相承；其次它業已在跨國資本主義時代演化為殘酷的現實：去民族化的“國際化”趨勢；再次它的消費主義取向違背了文學經典的偉大傳統。

　　馬克思恩格斯對“世界文學”的認知是建立在對資本從地區壟斷到國家壟斷再到國際壟斷的批判性基礎之上的，也就是說，他們認為它是資產階級以自己 的方式建立世界(包括物質和精神形態)的必然結果；同時，由于國際市場的建立，“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為不可能，于是由許多種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學形 成了一種世界的文學”，這也是事實。但它們是一個問題的兩面，前提是資本對民族性的消解；而且在這個“世界文學”格局中，各民族和地方文學的地位并不平 等。所謂的“世界文學”本質上不外乎歐美文學或極少數為歐美所認可的亞非拉作家作品。而我們，甚至不清楚周邊國家文壇都有些什么，何談“世界文學”？當 然，世界文學作為一個實際的存在是另一回事，老撾有文學，柬埔寨有文學，緬甸也有文學，但世界市場和時流風尚有所偏側，古來如此。

　　如今，在全球化時代，“世界文學”被許多學者視為人類情感“共舞”和精神“狂歡”的必然結果，不少人對此持審慎態度，甚至提醒共存和交流的背后 正出現前所未有的文化單一性。持后一種觀點的多為西方馬克思主義者，其中包括詹姆遜、伊格爾頓、佛克馬，以及一些比較文學研究家和東方文學翻譯家如阿普 特、韋努蒂等。

　　與此同時，世界文學市場已然形成，資本對文學的主導地位也早已露出端倪。村上春樹、阿特伍德、波拉尼奧、賽阿維達以及丹布朗等(這個名單亦可無 限延續)東西方作家的國際化、“全球化”取向和市場份額有目共睹。因此，村上戰勝大江、阿特伍德戰勝門羅、郭敬明戰勝莫言在市場的天平上毫無懸念。

　　四

　　一如民族與世界的關系，民族文學不一定就是“世界文學”的組成部分。反過來說，所謂的“世界文學”恰恰是建立在消解民族文學，尤其是發展中國家 民族文學傳統基礎上的。譬如當前“世界文學”的“國際化”或“全球化”傾向，概而括之，便大抵與以下因素有關：一是絕對的相對主義盛行；二是文化消費主義 和文學國際市場的形成；三是文學創作機制、創作理念的改變，即“暢銷書”背后不僅有文化工業和市場等強大的推手，也有理想主義脫離實際的面壁虛構，等等。 這顯然與《世界文學》雜志的宗旨背道而馳。

　　先說第三點(前兩點或可不言自明)：

　　例證之一：阿特伍德相對于門羅的“經典化寫作”。前者創作于1969年的長篇處女作《可以吃的女人》講述了一個凄美的故事：姑娘瑪麗安有了未婚 夫，正等著結婚呢。她本該高興，卻上班下班，過著尋常的生活。她喜歡她的生活，喜歡她的工作，但對未來的婚姻生活卻充滿了狐疑。于是，表面順利、自然而然 的日子悄悄發生變化，瑪麗安發現自己并不喜歡就這么結婚、生子、一天天老去……這種內心的不安破壞了她的心境，并對她的消化系統產生了影響。隨著婚期的臨 近，瑪麗安發現她愈來愈厭食，簡直無法正常進食了。最后，她做了一個真人般大小的蛋糕，讓它參加婚禮，自己卻逃之夭夭了。阿特伍德是一個很會用“女性”素 材、“女性”話語奪人眼球的女作家。換言之，她是拿自己的性別做賣點的“女權主義”作家。此外，她的暢銷與其說是在建構加拿大的“傳統”，毋寧說是在消解 之，而其有效方法無疑是擁抱國際元素。

　　例證之二：村上春樹相對于大江健三郎�！杜餐�的森林》自1987年問世以來，在日本國內即創下了近千萬冊的銷售紀錄。這部被村上春樹本人及其東 西方粉絲奉為經典的作品，2010年被搬上了銀幕。小說很簡單，可以說簡單得不能再簡單了，因為它只是個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三角戀愛”：男主人公渡邊在 多情善感、沉默寡言的直子與陽光而不乏野性、活潑而充滿幻想的綠子這兩位性格迥異的女性之間所經歷的迷茫搖擺和頹廢無助。后來，直子自殺，這表面上似乎與 男主人公無關，因為早在后者愛上綠子之前她已然躲進了偏遠的精神病院。最后，男主人公在直子的病友玲子的鼓勵下開始新的生活。

　　再譬如拉丁美洲的阿連德和波拉尼奧，阿拉伯世界的賽阿維達，等等。歐美作家中這樣的“國際化”寫家更是不勝枚舉。

　　以上作家作品無論技巧還是內容都具有鮮明的“國際化”傾向，故而也十分有利于全球傳播。抽去其人物姓名、事發地點，那么他們和它們完全可以是世 界上的任何個人、任何地方。這些作品甚至連時間都相當模糊，蓋因其來源不再是現實，即傳統意義上的生活，而是各種文本。此外，不是巧合的巧合是，以上三個 作家的代表作均有“科幻小說”的影子和眾多暢銷元素。

　　總之，跨國資本洶涌，全球化勢不可擋，蓋因文明的演進猶如時尚，雖系人為，卻非無本之木、無源之水，它甚至是強制性的。換言之，強勢文化對其他 文化及其傳統明顯具有強迫性、顛覆性與取代性。千萬不要自欺欺人地以為全球化只關涉經濟。上層建筑、意識形態能與經濟基礎相割裂嗎？事實上，跨國資本正急 劇地使發展中國家的民族自主性、凝聚力由外而內、由內而外地面臨威脅，而所謂的世界潮流(及其流行聲色)正在使許多傳統乃至語言化為烏有。但是，跨國資本 主義(國際化、全球化)的歷史必然與發展中國家的文化傳統及情感訴求構成了矛盾。無論是自易還是被易，相對薄弱的經濟基礎和相應的、不相應的上層建筑決定 了發展中國家介入國際化、全球化狂歡所必需付出的高昂代價。中東和拉美便是其中的兩個個案。前者不必說，后者自上世紀80年代(經濟危機之后)引入新自由 主義以來，很快失去了平衡。拿墨西哥為例，這個20世紀40至80年代初高速發展的歡樂、好客的國家頓時傾斜并面臨坍塌。社會矛盾嚴重激化，欲望空前膨 脹，販毒、爆炸、暗殺等恐怖事件層出不窮。而且，這不僅止于墨西哥這樣的發展中國家，發達國家同樣面臨源自跨國資本(如商品流動及勞動力市場和投資移民 等)引發的現實矛盾、倫理危機和精神錯位。世界在空前的二律背反中不知所措。地球村變成了地雷村！

　　伊格爾頓們或許正是基于憂患意識或理想主義，希望文學在這個“后信仰時代”承擔起拯救靈魂的責任。他們的努力能成功嗎？但是，努力本身即希望之所在。況且，縱觀人類文學經典，又有哪一部不是反時流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