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語語系文學：花果飄零 靈根自植(王德威)

杜維明

王賡武

李歐梵

黃錦樹

洪美恩

　　在20世紀文學發展史上，“中國”作為一個地理空間的坐標，一個政治的實體、一個文學想象的界域，曾經帶來許多論述、辯證和啟發。到了21世 紀，面對新的歷史情境，探討當代中國文學的時候，對眼前的“中國”又要做出什么樣的詮釋？而這些詮釋又如何和變動中的閱讀和創作經驗產生對話關系？

　　當我們從事當代文學研究時，首先想到的研究對象可能是像莫言、蘇童、余華、王安憶這些小說家；顧城、海子、翟永明、西川這些詩人。但過去60年 來除了中國大陸以外，也有許多文學創作熱切地進行著，包括香港、臺灣地區以及馬來西亞華人的社群，還有歐美的離散作家群等。這些不同地域的中文創作蓬勃發 展，以往都被稱為“華僑文學”、“海外華人文學”或者是“世界華人文學”等。

　　21世紀，這樣的分野是否仍然有效呢？當我們談論廣義的中國文學時，要如何對待這些文學生產的現象和它們的成果呢？無可諱言，從民族主義、移民 歷史的角度來看，這樣的定義其來有自。但是作為文學研究者，如果嚴肅地思考文學和地理的關系時，我們是不是能夠善用觀察和反思能力，訴求一個不同的命題： “文學地理是否永遠必須依附在政治的或歷史的地理的麾下，形成對等或對應的關系？”這是文學“地理學”的第一層意義。

　　作為一個文學從業者，我們必須善用處理文本時的虛構能量。這虛構的能量并不是無的放矢，也不是天馬行空的胡思亂想，而是激發我們面對生存境遇時 的對話方法。在這個意義上，現實政治歷史不及之處，我們是不是可以利用文學這一虛構的媒介，展現對于過去和未來的批判或憧憬？當一種以虛構為基準的文學空 間介入到實際歷史情境里，必然會產生碰撞，產生以虛擊實，或以虛寄實的對話關系。這是文學“地理學”的第二層意義。

　　國家文學是西方19世紀以來隨著國族主義興起所形成的文學表征。國家文學與國族地理之間的對等幾乎成為約定俗成的現象。這一現象在最近的幾十年 開始有了松動，文學研究者重新思考國家和文學之間對等關系的必然性和必要性。尤其是中國大陸之外的華語世界文學也有精彩紛呈的表現，這些以中文寫作的文學 作品，我們到底是把它們當做中國文學的一部分？還是華僑文學、世界華文文學，還是更偉大的“天下”文學的一部分呢？近年有什么樣的新的論述方法和命名方 式，可以用來作為文學研究者介入這一問題的身份、立場、或者策略？

　　“華語語系文學”研究在近十年異軍突起，華語語系文學(Sinophone Literature)的重點是從“文”逐漸過渡到語言，期望以語言——華語——作為最大公約數，作為廣義中國與中國境外文學研究、辯論的平臺。 Sinophone意思是“華夏的聲音”。簡單地說，不管我們在哪兒講中文，不管講的是什么樣的中文，都涵蓋在此。但Sinophone向內、向外所衍生 出來的辯證，還有與其他語系文學研究的對話，其實充滿了政治、歷史和各種各樣文學理念之間的緊張性。

　　Sinophone的興起，是相對以下的幾種有關(殖民屬性)文學或是文化的專有名詞。像英語語系文學(Anglophone Literature)，意味在某一歷史階段，曾經有使用英語的政治勢力侵入世界另外一個地點，并在當地遂行以英語為主導的語言、教育、文化、行政勢力。 年久日深，英語成為公用的溝通工具，一方面壓抑、剝奪了在地語言文化的原生性，一方面卻也正因為在地的影響，英語也變得駁雜而“不純正”起來。如此形成的 交雜現象，從發音、文法、修辭到廣義的話語運作、文化生產，都可得見。

　　以此類推，像法語語系文學，或者像巴西的葡萄牙語系文學，拉丁美洲的西班牙語系文學等現象都是因為從18、19世紀以來，擴張主義——帝國的、 經濟的或殖民的——所造成的文化后果。這些文學形式雖然使用宗主國所強加的語言，但畢竟離開那個所謂“祖國”的母體——離開英國、法國、西班牙或葡萄牙 ——已遠，再加上時間、風土雜糅的結果，形成了復雜的、在地的語言表征。

　　這一方面提醒了我們在地文學和宗主國之間的語言/權力關系，但是另一方面也讓我們正視在地的文化從事者因地制宜，對宗主國的語言文化做出另類衍 伸，解釋，發明，于是有了斑駁混雜的語言結果：雜糅、戲仿，甚至是顛覆的創作。殖民者的話語當然占了上風，但也必須付出代價；被殖民者顛覆權威話語的力量 永遠蓄勢待發。

　　華語語系文學是不是必須從后殖民主義角度理解呢？這個問題似是而非。我以為即使是在有限的殖民或是半殖民的情況下，海外華語文學的出現，與其說是宗主國強大勢力的介入，不如說是在地居民有意無意地賡續了華族文化傳承的觀念，延伸以華語文學符號的創作形式。

　　比如1940年代的上海，就算淪陷于日本，也很難想象有日語語系文學的產生；相對的，張愛玲還有其他作家的活動正是在這段期間風行一時。在東北 被占領、成立傀儡政權的那十幾年，大宗的文學生產仍然是以中文為主。臺灣的例子比較不同，因為殖民時間長達50年，30年代日本官方傳媒籠罩島上是不爭之 實。但臺灣仍有相當一部分文人以中文/漢語形式——如漢詩、白話中文、閩南、客家方言藝文——來延續他們對于廣義中國文化的傳承，并借此反射他們的抗爭心 態。何況民間文化基本仍然保留相當深厚的中國傳統因素。所以，華語語系文學可以從帝國批判或者是后殖民主義的角度來理解，但這樣的理論框架卻未必全然有 效。

　　在華語語系觀念興起之前，已有不少學者開始思考海外的中國性問題。過去20年里，西方(尤其是華裔)學者對于“什么是中國”、“什么是中國文 明”、“什么是中國文學”有許多不同聲音。杜維明教授提出了“文化中國”的觀念：不論中國歷史本身如何曲折，作為文化薪傳者，我們必須維持一種信念，那就 是一種名叫“中國”的文化傳統總是生生不息，為華族繼往開來。這個文化的中國成為從海內到海外華人社會的一個最大公約數。推而廣之更涵蓋所有心向中華文化 的中國人、外國人。杜維明心目中的“文化”是以儒家道統為主軸的文化，而在每一個地區都有不同表述�！拔幕�中國”所產生的向心力是杜維明想象一個認知、情 感和生存共同體的立足點。

　　出生于印度尼西亞的王賡武，隨雙親移居馬來西亞，之后到中國上大學，再回到馬來西亞繼續學業，并在英國獲得博士學位后返回新加坡、馬來西亞任 教。如此的經歷說明了一位海外華人問學和國族認同的曲折路徑。對于王賡武而言，所謂的“中國性”必須是一種在地的、權宜的中國性。這個中國性也只有當你在 某地落地生根之后，把個人所承載的各種“中國”文化信念付諸實踐，與客觀因素協商，才能展現出來。如此，王賡武強調的是在地的、實踐的“一種”中國性的可 能；而不再強求那個放諸四海的、宏大敘事的“文化中國”憧憬。

　　第三種立場可以李歐梵作代表。他在1990年代提出“游走的中國性”，認為作為20世紀末的中國人，哪怕是在天涯海角，只要覺得“我”是一個能 夠傳承、辯證甚至發明“中國”理念的主體，哪怕多么的洋化，也畢竟能把“中國性”顯現出來。兩個關鍵詞“游走”和“中國性”，點出“中國性”出于個人面對 世界、與之相遇的對話關系，以及因此形成一種策略性的位置。對個別主體的建構與解構是李教授說法的一大特色，反映他個人早年對浪漫主義的信念，以及世紀末 轉向后現代主義的觀點。

　　面對中國性的問題，王靈智強調雙重統合結構，一方面關注離散境況里華人應該保有中國性，一方面又強烈地意識到華人必須融入新環境，并由此建立其 (少數族裔)代表性。他竭力在華/美兩種身份之間求得均衡，在多元族裔的美國性的前提下爭取自己的中國性，又在華人移民社群里倡導認同美國性的必要。

　　以上四種立場，不論在邊緣、在中央；實踐的，想象的；政治的，文化的，都說明華語語系研究前有來者。再引用新儒學大師唐君毅先生的話，所謂“花 果飄零，靈根自植”，20世紀中國各種不同定義下的離散狀況有了“花果飄零”的感慨；在海外的中國人千千萬萬，不論如何定義自己的身份，只要能“靈根自 植”，就對中國性作出新的定義和判斷。當然，“靈根”如何“自植”，日后就衍生出許多不同的詮釋。

　　相對以上資深華裔學者的立場，也有一系列強而有力的批判聲音。洪美恩(Ien Ang)出生在印度尼西亞的華裔和土著的混血家庭， 在荷蘭完成教育，在澳洲任教。他們基本遵從中國的禮俗文化，但是在生活習慣、語言表達還有認同心態上，已經似是而非。洪美恩也許看起來像是中國人，但其實 不會說中文，基本上算是外國人。而在西方，她也總因為“類”中國背景被當作中國人的代表。這就引起了洪美恩兩面不討好的感嘆和反思。她的研究努力強調華裔 乃至“中國”的多元性；對她而言，中文已經不是那個根深蒂固的文化載體，而應該是多元華裔社會的(一種)溝通工具。

　　再看哈金。哈金是目前美國最受重視的華裔英語作家。他是個英語語系作者，但有鑒于他自覺的中國背景、小說選擇的中國題材，還有行文若隱若現的 “中國腔”，我們是否也可以說，他也是個華語語系作家？雖然他以英文創作，但是“發聲”的位置是中國的。如此，他賦予華語語系文學一個極有思辨意義的例 子。

　　中國國內學者的反思中，葛兆光的《宅茲中國：重建有關“中國”的歷史論述》值得推薦�！罢�茲中國”是根據1963年陜西寶雞所發掘的西周銅器上 的銘文而來�！罢�茲中國”在這里有兩重指涉，一方面意味“宅”在家園里，有了安身立命的憧憬；但是另一方面，“中國”又必須放回到歷史千絲萬縷的語境里 面，不斷地被重新定位、審視。葛兆光認為“中國”作為一種文化的實存主體，它總是“宅”駐在那里，無法輕松用解構的、后殖民的、帝國批判的方法把它全部瓦 解掉。因為只要回到了中國的文化歷史脈絡里面，“中國”的觀念總是以各種各樣的方式不斷回蕩在不同時期的文化表征上。

　　目前有關華語語系文學的論述，首先應該介紹史書美的專著《視覺性與身份認同：跨太平洋華語語系表述·呈現》。該書是英語世界第一本以專著形式將 華語語系形諸文字的著作。史書美提出幾種理論介入的方法。其中，她認為作為華語語系的主體，無需永遠沉浸在“花果飄零”情結里，而應該落地生根。她不談離 散，而談“反離散”。換句話說，與其談離鄉背井，葉落歸根，更不如尋求在所移居的地方重新開始、安身立命的可能。

　　耶魯大學石靜遠(Jing Tsu)的《中國離散境遇里的聲音和書寫》關注海外華語語系社群身份認同問題。她指出在中國境內和境外的華語社會的文化差異因為時間的流變而日益明顯，但她有意探索的是，在什么立場上仍然有形成語言共同體的可能。

　　我們也應當留意從馬來西亞到中國臺灣的黃錦樹。這些年他在馬來西亞的華文社群中引起了相當大的批評回響。他對海外華語文學發展的看法的確引人深 思。他認為“馬華文學”既然是馬華社群在地創造的華文的成果，必須誠實面對自身的多重身份和發聲位置。馬華文學必須面對與生俱來的駁雜性。這樣的駁雜性當 然是一種書寫的限制，但也可能成為書寫的解放。兩者之間的交匯和交鋒，形成馬華文學的特征。

　　傳統定義馬華文學的來龍去脈，多半沿用五四論述，像郁達夫1938年遠走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或者是老舍到了新加坡寫出《小坡的生日》等等。 這樣的譜系不能夠拋棄它對母體、母國的眷戀，甚至衍生無窮的“想象的鄉愁”；這“鄉愁”號稱正本清源，卻又飄泊難以定位。黃錦樹認為馬華文學的中文已經離 散了、“解放”了，其實就必須迎向各種不同試驗的可能。相對前輩作家所信仰的(中國的)現實主義，他選擇的試驗方式是現代主義。黃錦樹的觀點頗有愛深責切 的意味，但他過于強勢的立場讓許多前輩難以消受，也不讓人意外。

　　面對以上各種論述，我以為史書美提出華語語系多重論述，首開華語語系研究新局，必須給予最大肯定。而我們也可以思考不同的研究策略，史書美所持 的后殖民主義理論框架，仍有辯論的余地。其次，史書美對“海外”和“中國”所作的區分顯得過于僵化，今天中國與海外華語世界的互動極其頻繁，更何況歷史的 演進千回百轉，我們不能忽略這些年中國以及境外所產生的各種各樣的語境變化。我們必須正視漢語以內眾聲喧嘩的現象。換句話說，我希望把史書美對華語語系的 思考層面擴大，帶回到“中文”的語境之內。也就是說，我們應該把“華語語系”的問題意識置入到廣大的中文/漢語語境里面。用文學的例子來說，我們看蘇童的 作品覺得有蘇州特色，王安憶的作品則似乎投射了上海語境，每一個地區作家的作品，就算使用的是“普通話”，其實都有地域色彩、文化訴求，更遑論個人風格。 當我們正視這樣的漢語地域南腔北調的時候，就會了解語言合縱連橫的離心和向心力量從來如此，以及蘊含其中多音復義的現象。語言的配套、制約、流通，千百年 來從未停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