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大學東亞系與比較文學系教授、學者王德威教授在題為“如何講述中國:大陸與海外的不同視角”的演講中提出,在中國,敘事文學是最重要的表征,有歷史有傳承,“小說”這一表達形式并不亞于政治、歷史等“大說”,且在很多時候彌補了歷史的黑洞,也是日常生活很重要的一個面向。他從“中國文學”論到“華文文學”再到他所提出的“華語語系文學”,認為“華語語系文學”這一概念,可以挑戰現如今“大陸”和“海外”的地理概念及其意義,進而可以看到一個“眾聲喧‘華’”的華語世界,也就在政治、地理之外形成了一個更廣義的華人社群。
在演講中,王先生以對比大陸文學與臺灣文學以及海外文學的方式,讓我們關注那些被遺忘的作家及其所發出的聲音。這些作品既讓我們看到了更多的敘事的可能,也能讓我們感受到文學的力量所在,更讓我們通過小說和文學的形式看到了一個個想象中的中國。
我以為,王德威教授的演講實際上描繪了世界文學以及比較文學版圖上的中國文學,給人很多啟迪,也使人可以更加深入地思考“敘述中國”所帶來的問題。我們是否可以沿著這一思路繼續思考如下的問題,第一:何謂“中國”;第二:“誰”在敘述,又如何敘述。
我的觀點是,當我們敘述“中國”時,這個“中國”不僅有大陸與臺港澳之分,也不僅有中國大陸與海外之分,還有大陸“之內”(乃至大陸“之外”)所不能被忽視的一大群體,即中國少數民族作家及其所敘述的中國。缺失了這些作家的聲音,我們討論的“中國”就可能是不完整的。
我當然知道,王德威先生所說的“華語語系文學”主要是指以當代華語(即漢語)進行創作的文學,但我想指出的是,當我們來談論“敘述中國”這樣的話題時,主要看中的應該是與“中國”有關的內容,大到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生活、世界,小到人物、場景、世俗等等。如此一來,用“何種”語言創作或者說“敘述”,已經變得不那么重要了。我的意思是,一旦進入“如何敘述”的話題,我們是可以也應該超越語言所帶給我們的藩籬。
而且,在當今全球化的時代,我們要特別關注一個現象,即用兩種乃至兩種以上語言進行創作的作家,包括那些本人雖然不懂外文但其作品被翻譯成外國語言的作家。如何在學科與學理上給予他們一定的地位,值得深思。
比如,寫出《塵埃落定》的作家阿來,是一位用“漢語”進行寫作的藏族作家,當我們討論敘事中國時,從理論上講,肯定會把他包括在內。如果是這樣,那對于那些用“藏語”進行創作的作家,他們同樣寫的是中國。
另外一個問題,也是我們所必需要面對的,即:如果以語言為界限,那么,在學理與學科上如何處理使用兩種乃至多種語言進行創作的作家?比如哈金用英文創作,還有像李翊云、嚴歌苓、裘小龍等一批雙語作家。如果僅用語言來劃分,那么,就會出現將作家一分為二甚至一分為三的現象,即只考慮其用華語(漢語)所創作的作品,而忽略與無視其用外文創作的作品,這樣無疑會把批評家和文學史家置于一種尷尬的境地。因為很難想象,當我們進行文學批評或者書寫文學史的時候,會將同一個作家使用不同語言進行創作的作品分裂開來加以論述,或者僅只論述其中一種語言的作品而無視其他語言的作品。無論從哪個方面或者什么樣的理由來看,這樣的做法在學理上和學科上似乎都難以自圓其說。
因此,我的觀點是:討論“講述中國”的話題,除非是有所限定(比如僅只探討華語即漢語筆下的中國),否則只要作品與中國有關,除了要包括中國大陸、臺港澳地區及海外華語(漢語)作家外,也不能忘記中國少數民族作家(無論他們用什么語言——比如維語、藏語等——進行創作),同時也應該涵蓋那些移居海外(的華裔)并且用外文——比如英語、法語、西班牙語等——進行創作的作家,這樣就可以得到一個更加全面的有關“中國”的“敘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