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東文學批評不能退出文學現場(郭小東)

　　A 戛然中斷的革命精神

　　我曾經在1988年說過：“批評的衰落首先是批評的墮落，正如文明的衰落是以文明的異化為代價�！蓖瑫r追問：“在當今中國文明程度最為發達的省份，我們何以反而失去了批評，失去了文學的真正諍友？”當時引發激烈爭論。在上世紀80年代狂飆突進的時代，在一個激進的文學時代，相對遜色的文學批評狀況令人不滿，其實是對之包含著一種過高的期望。今天的廣東文學批評呢？

　　晚清的廣東人梁啟超在百余年前發表了《論小說與群治之關系》，倡導“小說界革命”和“詩界革命”，于陰霾的中國開文學風氣之先，使廣東的近代文學走到全國前列，并導引了中國文學近代化的方向與進程。是文學思想和文學批評啟動了文學作為社會革命的閘門。廣東也因此誕生了大作家、大作品、大革命，在百余年間翹楚于國中。

　　這種文學的革命精神綿延不絕，于上世紀80年代再次形成一個峰巒。廣東文學順應了傷痕和反思年代的一切文學要求，首先是蕭殷對“陰謀文學”和“三突出”創作方法的批判，然后是黃偉宗關于“社會主義批判現實主義”的立論、饒芃子發起的“論社會主義文學中的悲劇”的文學論爭，陳志紅、朱子慶直指“廣東文壇靜悄悄”的詰問，陳國凱《我應該怎么辦》引發的軒然大波，還有謝望新、李鐘聲對嶺南作家的系統性研究，郭小東對嶺南散文流派和社會主義文學流派的探尋，黃樹森關于珠江大文化圈及“叩問嶺南”的文化追索……廣東文學批評視野所及，是廣東作為嶺南廣袤地域中的文學狀態、走向及與外界的溝聯影響。企圖沖破五嶺山脈的阻隔，消弭南方遺忘的文學思考，文學批評關注的是立足本土又擯棄本土褊狹的大的文藝問題。這種開闊的文學批評視野與胸懷一直延續到上世紀90年代初就戛然中斷。

　　這種中斷在不知不覺之中又延續了十余年。地處南方的廣東真的被遺忘了？這種遺忘首先是以自我遺忘為誘因的。這不是盛世危言。廣東文學批評確實曾面臨危機。

　　B “水過鴨背”的研討會

　　先開列一份上世紀90年代的文學備忘錄，上世紀90年代以降的廣東文學，就其長篇小說收獲而言，至少有如下記錄：劉斯奮的《白門柳》、陳國凱的《大風起兮》、呂雷趙洪的《大江沉重》、程賢章的《圍龍》、金敬邁的《好大的月亮好大的天》、何卓瓊的《藍藍的大亞灣》、楊干華的《天堂掙扎錄》、余松巖的《地火俠魂》、朱崇山的《南方的風》、雷鐸的《子民們》、郭小東的《中國知青部落三部曲》、洪三泰的《風月三部曲》、金岱的《精神隧道三部曲》、譚元亨的《客家魂三部曲》、何繼青的《資本風暴》、張欣的《情同初戀》、張梅的《破碎的激情》、盛瓊的《生命中的幾個關鍵詞》等等。透過這份名單，我們發現了什么？

　　《白門柳》、《大江沉重》、《大風起兮》、《藍藍的大亞灣》這四部小說，曾經分別在北京或廣東召開過作品研討會，隨后發表了若干主要由北京評論家撰寫的評論文章，對之作了客氣的禮節性的評論。其余作品基本上逸出廣東文學批評的視野，嚴格說是被視而不見。其實，這四部頗受重視的作品，廣東文學批評對之也是極不認真的，至今沒有讀到哪怕是對之稍作深入研究的論作(我在這里指的主要是研究態度和動機)，其“研討”效果自然也就水過鴨背。

　　廣東文學批評來自于三個板塊：媒體、專業批評機構和高校。媒體自有它的游戲規則和操作程序，它只負責推介、炒作和包裝，提供終端服務，它不具備研究功能。文學批評的責任就落在專業機構和高校。這兩塊給出的信息是什么？專業研究機構似乎顧不上對文學走勢的繁瑣跟進和具體作家作品的個案分析。如果沒有對龐雜的文學現象迅速規矩為課題的話，則對之的批評就似乎不在專業機構的視野之內，而這是極為可能的。它有推諉的理由和原因。剩下來最有期望的是高校了。高校的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本土文學主義者也許是最有可能也有責任對本省的文學狀態做出臧否，同時也最具權威性，且擁有一支較為齊整的隊伍。但是什么東西阻礙了這種順乎情勢的發揮呢？上世紀80年代卓有成就的廣東文學批評家饒芃子、黃偉宗都在大學，他們都曾系統地研究過廣東的作家作品。而當下廣東高校的學院派們，對于廣東文學歷史與現狀的陌生輕慢，疏于研讀、視若虛無，以北方文學的評價為圭臬為指引，而缺失對此時此地文學的親和與發現，恐怕是弊端的題中之意。這與凡以為大作品問世，必先邀請來自北京的評論家來粵研討，以求得撐持這種心理相關。求助外援本是一個好舉措，但我以為它必須是建基于把自身的文學工作包括批評工作做好之后，而不是自己退出批評的現場，卻把批評的責任推給別人。

　　C 非常需要年度概評

　　如果說廣東文學是左手，稀薄的廣東文學批評就成了一只撫摸左手的右手。毫無刺激、感覺和叛逆，毫無異質、激情和反抗。作品和批評家之間構不成文學的緊張關系，批評放棄了話語權力、遺忘了自身。目前，碩果僅存的幾本關于廣東作家作品的研究文論，其寫作生成大多產生于上世紀80年代。廣東文學研究和批評在上世紀90年代以降已相當薄弱。

　　上世紀90年代的商品規律，取代了上世紀80年代文學的啟蒙發言，而成為南方社會的主要話語方式。歷來為政治代言的文學陷入前所未有的危機，自“小說界革命”以來，“小說之支配人道”的經典說道，在上世紀90年代已成神話。南方媒體每天報道的現實生活情節，比小說更真實、更精彩、更殘酷。文學批評在這種更真實、更精彩、更殘酷面前，失卻啟蒙與權威斷語的位置。批評是理性、自覺同時客觀清醒的，它沒有任何理由以非理性的態度進入文學。它不能一味地撫摸著、安慰著、廣告著文學，同時引導文學虛擬著向前看，它更重要的也更理性的態度，是引領文學向后看，對現實取一種哲學否定的立場。從而形成一種看取歷史的思想行為，一種看取歷史的現實姿態。

　　由此，我想起了別林斯基《一八四二年的俄國文學》。別林斯基把在歐洲被稱為“目睹者”的雜志，改稱為“概評”。他認為這一變更標志著兩個不同的時期：前者是直觀的，后者是思想的、返顧的。他批評俄國雜志：“竟沒有對俄國文學的任何歷史的、每年一度的，或者隨便什么性質的概評”。接著他嚴厲地批駁：“除了把這種現象歸同于對文學事業的漠不關心之外，再也不可能找到別的原因�！痹谒�看來，概評是不同時期意見的一部活生生的編年史。

　　廣東文學非常需要年度概評，非常需要由概評編織的活生生的編年史。從現在開始，《作品》、《花城》、《特區文學》等廣東的文學雜志，堅持每年都有一篇各取立場的廣東文學年度“概評”，若干年后，廣東文學批評將會如何？

　　郭小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