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活著的堯舜禹(胡平)

　　許大雷長篇小說《夏》上下卷滔滔86萬余字，寫作意圖卻十分顯豁，正若作者在“序”里表明，是“企圖通過活著的現代河東人的思想言行尋找華夏先祖精神習性的蛛絲馬跡，找到華夏的昨天和今天的聯系，以及和未來的聯系”。作者是河東人，而據一些專家考證，河東是中華文明最初的起點，擁有女媧、黃帝、蚩尤、后稷、螺祖、堯、舜、禹等活動遺跡，是中華民族的發祥之地。作者堅定地認為，既然中華文明是世界上惟一由遠古延續至今的文明，其中蘊含的非凡的精神偉力必然遺存在現代人身上，特別是河東人身上。塑造典型的河東人形象，也就是塑造典型的中華民族的形象。他不寫古代的堯舜禹，而寫今天的“堯舜禹”，確實把古文明和現代人的形象性格聯系起來，這是我從來沒有見過的一種小說，我認為他的創意很有道理，很有意思。無疑，許大雷的觀點是頗為大膽和獨特的，雖然容易招致爭議，但不能說毫無根據。

　　有趣的是，作品中對河東人的標準性情和相貌也做了具體描述，他們的性格和長相一樣，無棱無角、不高不矮、不胖不瘦、不偏不倚、不奇不特，可謂俗、平庸，也可謂樸實與善良；他們玩的是心，重視的是人，使的是內力——應該說，這些觀察和體味，是有新意或啟示意義的。作者的確對河東人、對中國人有過深入的文化研究，在作品里也通過人物之口表達出許多他的理論觀點，但在我們眼中，《夏》是一部文學作品而不是學術著作，只要書中的人物塑造鮮活而富于個性，就不必再多作人類學的評價。

　　《夏》集中塑造的主要人物有三個。省長郭笑，堅持用品格打通仕途，立志實現天下為公，造福于民，企圖創造感恩式的官民關系、和諧的政局；企業家馬衛東，想用金錢證明自己的人生價值，不屈不撓地賺錢是想為社會作貢獻，想建立道德大廈和人性山峰；作家裴黃，在讀書、觀察和思考中不斷發現人性秘密，信奉人性的真善美的力量是創造并推動歷史的動力。這三個人是老同學老朋友，互相幫襯，分別體現了河東人的政治能量、經濟能量和文化能量，他們“風風火火闖事業”，對河東省的發展產生了重要影響。

　　三人中寫得最好的是郭笑，他當市長時親自接待群眾來訪，對在別人手里積壓的案件，處理起來果斷麻利，絕不拖泥帶水。一個農村婦女多次上訪，非要討回家里原來的田地，他勸解她想開點，答應改日帶人去幫她種現有的地，種好了再交還給她。一個老漢有冤，兒子尸體停放家里多年不埋，自己身綁炸藥來見市長，郭笑當即電話命令鄉里撤掉村長，還要親自去幫老漢挖墓抬棺，感動了老漢。他當縣長時，面臨禹王村幾千村民群體鬧事，眼看要出大亂子，他把自己銬起來，給村民下跪，承擔全部責任，化解了一場危機。這樣一個官員，把小官也當仁君明主來做，也許真是“替堯舜活著”，帶有遠祖遺風。在形象設計上，馬衛東也可算一個與其他老板有別的企業家，他相貌堂堂，姿態體態“都頗有幾分黃帝、蚩尤、堯舜禹的英雄氣概”，他把龍泉莊變為龍泉鎮時，要按堯舜禹的方式任用賢能，不搞世襲制，想法與眾不同。裴黃的刻畫比起郭笑和馬衛東則要弱一些，他喜歡高談闊論“大河東理論”，在電視劇和小說上取得的驚人業績也多少令人生疑。

　　這三個人有個通病，就是都說粗口，省長說粗口，文化人也說粗口。但仔細想，這也可看作是小說的一種風格，帶有濃郁的土腥味兒，不能說不接地氣。作者是把三人當英雄人物寫的，可是寫時毫無顧忌，想怎么寫就怎么寫，并不怕暴露人物缺陷和陰暗面。郭笑支持拍《大河東》，因為這個電視劇宣傳了他個人，說“河東文化和華夏文化就是老子的文化”。他能升遷，并不全靠政績，他暗中也曾托于潔替他活動，于潔日記的曝光，使他陷入丑聞。顯然，作者理解的英雄形象與俗常理解的并不相同，他的理解是更為現實主義的。

　　小說寫了三個朋友間既互相支持，又互有爭奪，也是不落窠臼的。馬衛東發跡時做過假藥，郭笑處理了他而成為人民青天，馬衛東在郭笑落難時也嘲笑過郭笑。但他們該幫忙時還是會出手，為了郭笑能當上省長，馬衛東不惜以饋贈煤礦出面活動。按照作者的看法，這也是河東人的一種特質。河東人喜歡互相較勁，但更多是想通過努力讓對手敗在自己手里，并衷心希望對手也干得很好。這一切都是為了共同成就一番事業。作者所推崇的河東人“ceng”的創世紀精神，也成為全書的核心理念。

　　但不管怎么說，這部書寫得太長了，內容顯得有些蕪雜。內容很密實，但缺乏疏密相間的布局。節奏有時過慢，有時又過快，如郭笑之死，一句話就交代了，過于倉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