瞧，一匹野馬駕車而來(陳林)

———周明全《“80后”批評家的槍和玫瑰》及其他

　

　　2014年初春，當我拿到八卷本的“‘80后’批評家文叢”時，內心充滿期待和欣喜。作為同行，看到同代青年批評家集體開屏，赤裸如墨，不說樂不可支，起碼喜出望外�？梢哉f是這套叢書，讓“80后”批評家這個島群從批評的江湖中凸顯出來，而在這個群體中，周明全當數最與眾不同的一位。首先，這套叢書由他所供職的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由他本人策劃；其次，該叢書所遴選出的八位優秀青年學者和批評家大多棲居京、滬兩地，而周明全偏安云南高原；最后，與其他學院派出身的批評家不同，周明全繪畫出身，身兼出版人和批評家的身份。之所以這般不厭其煩地“標出”周明全，因為在我看來，這些被標出的特點能夠開啟我們理解周明全的便捷之門。無論是他所從事的文學批評、叢書策劃工作，還是他的價值立場、寫作姿態、批評風格，都與此緊密相關。

　　熟悉中國當代文學批評史的人可能會由此想到三十年前的那套“新人文論”叢書。與“‘80后’批評家文叢”相似，那套叢書的組稿對象也是當時剛剛嶄露頭角的青年評論家。所不同的是，前者并沒有指向一個特定的十進制代際，在先后出版的十七種選稿中，作者基本是“40后”和“50后”學人。當初那批意氣風發的學術“新人”，在過去三十年的評論界和學術界叱咤風云，成為界內的領軍人物，他們中的大多數，如今依然是文學評論界的執牛耳者。文學批評向來被認為是一種速朽的文體，然而，歷經風雨的淘洗，三十年后“新人文論”叢書的再版，即便不能被視為一個經典化的標志，但至少說明那些文字從未被后繼者遺忘過。我無意將這兩套叢書相提并論。事實上，由于出場的歷史語境和出場者的諸多條件不同，它們的歷史命運也必將有所不同。不過可以肯定的是，多年后，當人們提及或研究“80后”批評家這個群體時，便很難不談“‘80后’批評家文叢”，以及它的策劃者周明全。

　　繼“‘80后’批評家文叢”第一輯推出楊慶祥、金理、黃平、何同彬、傅逸塵、劉濤、徐剛、周明全“八大金剛”之后，周明全在第二輯中選出項靜、李德南、康凌“三劍客”，并與金理合編了《“80后”批評家年選(2014)》。時至《“80后”批評家的槍和玫瑰》出版，周明全的“鋒芒”再也“隱藏”不住了。實際上我們可以問，即便在周明全的處女評論集《隱藏的鋒芒》一書中，周明全的“鋒芒”可曾“隱藏”過？

　　《“80后”批評家的槍和玫瑰》一書，是在策劃“‘80后’批評家文叢”的基礎上，對入選該文叢的批評家進行較為系統、全面的梳理和研究。該書主要聚焦于個案分析，同時又有對這一群體的綜合論述。我們可將它視為“文叢”的配套書目。所以也可以說這是一部對批評家的批評，對研究者的研究。對“80后”批評家群體的研究，周明全開了先河。然而與我們所熟悉的學院派理論專著不同，這部著作將近一半的篇幅以訪談的形式出現，此外對具體研究對象的論述形式也并非鐵板一塊，而呈現出多種文體兼容并包的面貌。書中有的篇章、段落寫得像嚴格的學術論文，也有許多地方像散文隨筆，甚至人物傳記，這就給學術專著常有的刻板、枯燥注入了新鮮的活力，增加了文章的可讀性。所以，這既是一部專業學者做研究時可資借鑒的重要資料，又可作為普通讀者了解文學批評領域的可靠讀物。

　　據周明全在該書的后記《做人的批評》中所說，書名《“80后”批評家的槍和玫瑰》乃是從廖令鵬那兒借來的。由于強烈的修辭效果和“槍”與“玫瑰”獨特的意象組合，使得書名非常吸人眼球，它讓人聯想到“菊與刀”、“猛虎與薔薇”、“美與崇高”、“革命+戀愛”等類似的組合。盡管是在修辭學的意義上講，但是從作為革命工具的“槍”管中，我們還是不難嗅到革命的火藥味。僅從書的封面上的那句話———“‘80后’批評家只有不做溫順的羔羊，來一場對當代中國文學的絕境突圍，方能給當代的中國文學和文學批評帶來新的變數”———中，我們便不難看出其宣言性質。就周明全的策劃工作和批評活動來看，無論是他為“80后”批評家集體亮相、抱團取暖所做的努力，還是他在批評中一再強調“做人的批評”，而警惕、聲討唯西方理論是從的學院派批評，都帶有某種宣言色彩。將“80后”作為一個新的代際推出，改變之前散兵游勇的狀態，以團隊的強大力量來回應“80后”批評家缺席的詰問；力主“做人的批評”，以應對西方理論的話語霸權，這時有曖昧又無法“隱藏”的“鋒芒”，確實給過于沉寂的文學界吹來了些許新的氣息。

　　不可回避、也無法否認的是，生搬硬套西方理論成為學院派文學批評的頑疾，當然這種現象也不是從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大量引進西方理論、方法之后才出現的。早在被視為“現代批評墾拓者”的王國維所撰寫的《〈紅樓夢〉評論》那里，我們已經看到他將叔本華的哲學思想牽強附會到小說文本上，至于階級斗爭理論在左翼評論家那里的蠻橫強硬，則更是我們有目共睹的事實。在當下的學院研究生培養制度和教師的獎勵、職稱評價體系里，難以計數的評論文章在西方文論的外衣下登堂入室。也正是基于對這種現象的反思，《文學評論》2014年第6期刊載了張江的《強制闡釋論》一文，并產生了不小的反響。

　　值得一提的是，問題或許并不出在西方文論本身，而在于我們一知半解就強硬地用它去綁架文本。有人說，不懂西方理論，就不能做現當代文學研究；也有人甚至說，不懂二十世紀的“語言學轉向”，就不能做當代藝術批評。類似的話雖然極端，卻不無道理。周明全主張“做人的批評”，這與周作人、錢谷融、劉再復等人的理論資源一脈相承，有意思的是，他們三位的相關理論恰恰都是外來資源。我們若細數當下活躍的一流文學批評家，一個明顯的事實是，他們中的絕大多數都具有強大的西方理論背景，而不是恰恰相反。優秀的批評家搞文學批評，蹩腳的批評家被文學批評搞。在我看來，只有有效的批評和無效的批評，與用不用、用哪家的理論武器沒有必然關系。

　　在《“80后”批評家的槍和玫瑰》的封底中，賀紹俊稱周明全是“‘80后’批評家群體中一匹適應能力極強的野馬”。如果說在《隱藏的鋒芒》中，我們看到的還只是一匹自由奔騰的野馬，令人驚訝的是，到《“80后”批評家的槍和玫瑰》這里，這匹野馬竟套上了雙輪馬車，車中還裝有槍和玫瑰。用槍的據說是些“80后”批評家。周明全稱金理是“同代人的護航者”，他自己又何嘗不是呢？

　　(《“80后”批評家的槍和玫瑰》 周明全/著，北京時代華文書局2015年6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