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樣的語言就有什么樣的文學(李振)

　　語言之于文學，似乎是一個明顯到不必去談的問題，什么文學不是由語言構成？然而我們發現，它卻成了當代文學創作和批評中十分嚴峻的問題。文學常常脫離語言，被孤立地談論。在這種沒有根據的文學里，語言被漸漸抽空，像一具失了靈魂的皮囊被四處濫用，它被簡單地視為工具，可以完全不負責任地成為某種文學方式的鋪路石。語言表面上的花團錦簇實際上隱藏著它的扭曲、單一、狹窄和空洞，這正如文學爆炸式的瘋長背后是難以掩飾的乏力。

　　在過去的大半個世紀里，我們不止一次地經歷了語言的變異。平和、理性、邏輯、常識在語言中消失不見，甚至在這句話里我們可能更愿意使用“驅逐”和“流放”，但這本身就是問題。我們何以習慣性地在語言中扮演著一個暴君的角色，何以讓語言表現出不受控制的強力，何以對語言的暴躁沾沾自喜而視之為文采或戰斗的精神。語言足夠強大，強大到可以講述一個民族全部的歷史，可是語言又是那樣脆弱，脆弱到可以被任意地構造、生產和污染，且須付出數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時間才有分解和凈化的可能。

　　隨意翻開那幾十年的小說、詩歌，不時讓人脊背發冷。語言被燒得滾燙，像發紅的通條或是烙鐵，不斷地向外散發著暴戾的氣息。在城市、在鄉村，“斗爭”是對生活惟一的修飾，語言本身以及語言的表述在這里保持了高度的一致，就是如何講述和表達仇恨。在那些作品里，“打倒”、“千刀萬剮”、“死心爛肺”、“放毒水”成了日常用語，描述并強調著堅定與意志；在反映一個時代的“經典”中，代表著覺悟和熱忱的孩子可以叫罵自己的嬸子“賤貨”；一位“進步”中的“純真”新女性，要用“去掐、去唾”來獲得證實。如果說這僅僅是一個時代的語言，那么更讓人感到恐慌的是，幾十年過去，即便是那些最急于展示叛逆的作家，最想表現自己特立獨行的作家，甚至最年輕的作家，會在不自覺中讓它任意地流淌。那些令人恐懼的語言展示出了頑強異常的生命力，它們在一代又一代的作家那里流轉，被一次次地激活，變成一塊酵母，足以使另一個時代的文學發酵、膨脹直至面目全非。

　　我們還看到語言如何成為豪邁的謊言，它可以脫離邏輯，可以毫不負責地游離于日常經驗之外�；ㄇ霸孪�，青年男女的對話時而冷酷、時而激昂、時而伴隨著不屬于這一場域的號角和步伐聲，惟獨沒有含情脈脈，沒有屬于那個年紀的俏皮和溫暖。田間地頭，鄉里鄉親之間學會了說大道理，那些散發出熱哄哄的泥土味的家長里短和零零碎碎到哪里去了？語言被懸置起來，讓我們無法使它與人物、情節發生切實的關聯，它不提供經驗，不提供身份，也不提供時間和地域，如同天外來客憑空進入一些歸屬于日常的生活，其中晃動著某個左右并蹂躪著語言的隱秘身影。同時，被架空的語言讓那些熟悉的人和事變得形態可疑，像拴了線的人偶被牽引著做出奇怪的動作，而這些動作同樣演繹著欺騙。

　　時代在變，語言也在變，我們很快遭遇了它的又一次變異。不知從什么時候開始，我們不再相信語言，因為它變得越來越不可靠。相比之前扭曲的負載，語言變得異�？斩�。它不進行判斷，對價值沒有興趣，對現實無感，倒把自己裝扮得精巧又似是而非。于是我們常常碰到這樣的情況：一個作家不動聲色地完成某個復雜的故事，可能有關歷史，可能有關現實，它講述人性的復雜，討論某個群體的困境，但當書合上的那一刻，人們總會不由自主地發問：“然后呢？”總會覺得在完整的故事之外還缺點什么，會隱約地察覺小說里的聲音與故事之間的距離是那么遙遠。為此我們廣泛地使用“冷靜”這個詞，并把它當成對作家、對語言積極而正面的評價。但是，在這種“冷靜”之中，是否有內容，是否存在必要的辨析和自省，它到底是從沖動走向冷靜，還是根本就是冷漠？如果我們相信語言僅僅被使用著，那么是作家們出了狀況，而如果我們承認語言是一個自在的體系，那么當下所面對的言說到底來自何處又指向何方，就成了一個無法回答的問題。更重要的是，語言的冷漠和空洞是不是讓文學呈現出了相同的面貌？

　　在很多作家那里，語言越來越像是單純的腔調。之所以這樣或那樣去講，不是因為他們相信語言所包含的倫理或秩序，而是它更容易被辨識，更容易被打上一個看上去有些來頭的標簽�？墒�，矯情、有趣、調侃，何以成為語言最重要的屬性？它固然有著相當的吸引力，可以讓人把故事讀得飛快。但是，飛快之后怎樣？它們貌似色彩紛呈，但一個時代的語言僅顯示出這樣一種姿態，又何嘗不是狹隘和單一的？語言總是躲躲閃閃，那些情調和趣味背后是它的茫然和無所事事，又惟恐碰了什么，惟恐沾染上什么麻煩，它所感興趣的只是如何熱熱鬧鬧地湊成一則無關痛癢的故事。當這樣的語言被理所當然地接受，甚至成為一個時代文學的通行證，我們也就很難相信它能夠講述復雜的歷史和現實，能夠應對風平浪靜又激流暗涌的時代，能夠創造出偉大的文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