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時代的“經驗之詩”(王光明)

　　十幾年前，在《在非詩的時代展開詩歌》(《中國社會科學》2002年第2期)這篇論述20世紀90年代中國詩歌的論文中，我曾經通過詩人與時代的緊張關系、寫作的中斷與失效、公共影響力的降低等現象，討論社會轉型時期中國詩歌“向歷史和文化邊緣滑落的陰影與壓力”，論述過“非詩的時代”與“展開詩歌”的辯證關系。

　　進入21世紀之后，中國詩人面對后工業社會的諸多景象，已經習非成是，由焦慮不適到習慣成自然，緊張關系或許有所緩解；但詩歌(甚至整個文學)的邊緣化處境并沒有得到多少改善。只不過，現在推動詩歌邊緣化的力量主要不是傳統的威權，而是市場那只“看不見的手”所掌控的消費邏輯，以及網絡時代的“眼球”效應。

　　一方面，隨著中國經濟實力的提升，體制內的投入在不斷增加，體制外的接濟也不缺少，詩歌的外部條件已經顯著改善。無論是詩歌刊物與詩集的出版，還是這樣那樣的詩歌活動和評獎，早已是數不勝數。加上雨后春筍般的詩歌網站、詩人博客和讀者微信群的迅疾傳播，中國詩歌的“繁榮”可謂盛況空前。

　　但另一方面，詩歌在商業社會的語境中被廣泛消費，詩歌的尊嚴、榮譽開始在市場溫熱的懷抱中變泛、變軟、變低、變輕。詩歌不僅是見諸新樓盤與旅游景點的廣告，也有附庸風雅或借詩謀利的。有錢的，出詩集和開研討會都不困難；沒錢的，也可以通過博客、微信或“詩歌事件”在詩歌圈子混個熟臉。

　　而在讀者一面，早期新詩把詩歌寫作看得過于容易與簡單(朱自清的觀點)，細讀的習慣本來就沒有養成，在如今詩歌泛化的時代，對“詩歌事件”與詩人奇聞逸事的興趣，常常超過了對優秀詩歌文本的期待和品讀詩味的興趣。

　　不是說沒有好詩人和優秀的詩歌文本，我們這個有幾千年偉大傳統的詩歌國度，永遠不會缺少詩才和杰作。而是說，商業化時代“非詩”的力量，不是扼住夜鶯的歌喉，而是讓夜鶯與八哥、鸚鵡、畫眉同臺歌唱。當然，我們不必完全消極地對待商業社會的“過度消費”和“抹平”后果，也應當看到其不無普及詩歌的積極意義。更重要的是，“非詩的時代”與其說給詩歌寫作與閱讀制造了困難與混亂，放逐了詩歌，離散了詩歌，降低了詩歌，不如說它考驗了詩歌，成就了詩歌，讓詩歌獲得了反省與自我調整的歷史契機。泥沙俱下，魚目混珠的另一面也是大浪淘沙、火煉真金。正是在這種意義上，“非詩的時代”也正是檢驗詩格和人格的時代，讓詩歌贏得新的生長、新的可能性的時代。

　　雖然取得公眾社會普遍認同的詩人詩作，或許不如20世紀八九十年代，但新世紀涌現的優秀詩人、詩作，并不遜色于以往的時代。假如我們把想象、探索社會和人生經驗的詩歸為“經驗之詩”(大部分的言志抒情之詩都屬于這個類別)，把實驗語言與思維關系的展延之詩稱為“衍生之詩”(如從卞之琳到臧棣演繹智力與語言互動相生關系的“虛境”詩作)，可以說，這兩類詩歌寫作都在新世紀取得了非常有意義的進展。

　　僅就一般讀者和評論界比較熟悉和容易理解的“經驗之詩”而言，那些關懷災難(如地震)和民生(如轉型時代普通人的困窘和“新勞動者”的命運)的詩作，因為凝聚了公眾社會的感受和情緒而備受矚目，詩歌的道德感與擔當精神也被人們重新提起。但遠不止于此， 不少表現和對應我們時代的混雜經驗，顯示了詩歌消化“雜碎”式后現代經驗的能力的作品，不僅體現了詩歌對于時代道義上的承擔，也體現了詩歌藝術的可能與活力。這方面，歐陽江河近年發表的長詩《鳳凰》具有代表性。它衍生于一件工業垃圾制造的同名裝置藝術品，用語言與想象“給從未起飛的飛翔/搭一片天外天/在天地之間，搭一個工作的腳手架”。這首詩既讓人們穿行于神話與現實、歷史與當下之間，也讓人們沉吟于天空與大地、神話與垃圾等悖論與糾結之間，鳳凰意象最終成了人類處境與心境的象喻：

　　鳳凰把自己吊起來

　　去留懸而未決，像一個天問

　　以《鳳凰》為代表的寫作給當代詩歌重要的啟示是，在我們這個日新月異的世界，人類的經驗已經發生諸多變化，詩歌必須接納正在發生的陌生經驗；同時必須不斷探索表現各種經驗的藝術手段，尋找對應混雜經驗與情感的語言結構。

　　這種經驗與藝術的雙重自覺，在新世紀地域詩歌的寫作中，得到了最為生動和有說服力的體現。

　　地域詩歌的寫作，在現代漢語詩歌中并不少見。因為這是詩人最熟悉、最稱心的經驗空間。它往往是詩人出生和成長的地方，山川河流，風俗人情，都給詩人留下永恒的記憶，成為他寫作與閱讀最主要的背景。但以往大多數的地域詩歌，要么是闖入者對異地風情的獵奇，要么是游子寄托鄉愁的溫床，它永遠是田園牧歌式的，懷舊、優美而傷感的，呈現的不過是對故土的主觀感情，而不是獨特的地域經驗本身的詩意，獨特的地域經驗和它的靈魂、氣質反而被固定的抒情觀點遮蔽了。而新世紀的地域詩歌之所以可貴，就在于改變了地域寫作的主觀視野，努力呈現地域特征與精神氣象的一致性，一方面使地域經驗“肉身”與“靈魂”互相依存，另一方面，避免了抒情觀點與呈現方式的簡單與狹隘。

　　在表現地域經驗較有成就的詩人中，浙江的潘維、江蘇的朱朱、云南的雷平陽的作品都值得注意。朱朱詩中的“清河縣”和南京小巷，潘維筆下的“鼎甲橋鄉”“太湖”與“蘇小小墓”，都通過許多歷史細節的地域意象把我們帶回到文化記憶中的江南，就像《無邊風月》中的詩句：“無邊風月，像一塊墓碑/像桂花所培育的影子/用繡花鞋在世間繡出難言的火焰”。詩人不僅寫出了舊時代江南的唯美與頹廢，也捕捉到江南事物獨有的情調與氛圍。我曾在2006年的“中國詩歌年選”中專門選過潘維幾首關于雨的詩，希望人們關注江南詩人精致的想象力，以及在自然與現實之間建立的獨特關聯。其中《春雨》最后兩節寫道：

　　除了美，還有哪一件事物

　　可以澆灌我們的微妙之心；

　　無論柳風桂雨或枯枝敗葉，

　　孤獨都會引領我們穿過狹窄的甬道

　　進入現實的外科病房。

　　玻璃或藍寶石的后裔：春雨

　　我想說，你為環境做的手術

　　那么干凈、簡潔，超然于革命和貧窮

　　——從西湖里撈出的小肉蟲

　　粉紅，可愛，像春卷

　　在這里，無論把春雨比喻為“玻璃或藍寶石的后裔”，還是從它聯想到西湖的“小肉蟲”或“春卷”，都體現出江南氣質和想象風格，而自然之美不僅是現實的參照，也是療救者的想象，呈現了詩歌想象介入現實問題的方式與可能。

　　而云南詩人雷平陽，則在《親人》一詩中幽默地宣稱：“我只愛我寄宿的云南，因為其它省/我都不愛；我只愛云南的昭通市/因為其它市我都不愛；我只愛昭通市的土城鄉/因為其它鄉我都不愛……/我的愛狹隘、偏執，像針尖上的蜂蜜”。所謂“像針尖上的蜂蜜”“逐漸縮小”的感情，實際上是所有的感情經驗的凝聚，甜蜜而又銳利。而在表現這種感情經驗的詩篇中，如果說潘維通過江南雨水寫出了江南獨有的情調；那么，雷平陽通過云南的河流寫出了邊地山河與人民的莊嚴與神圣，譬如他的《河流》，給人一種罕見的力量和神圣感，“有些沉默不可以騷擾，不可以抵押上/眾多弱勢者的悲歡；有些河流/像一支孕婦的隊伍，它們懷著胎兒”。又比如他去年發表的長詩《渡口》，自然的蒼茫與人生的倉促交織在一起，讓人沉思，令人肅然。

　　這些“肉身”與“靈魂”互相依存、互相彰顯的地域詩歌，為表達真實豐富的“中國經驗”找到了源泉，也找到了出口。無論是歐陽江河探索詩歌表現矛盾復雜的混雜經驗所取得的成果，還是潘維、雷平陽、朱朱等一批邊緣詩人用新的抒情觀點和語言策略書寫地域經驗所取得的突破，都為拓展我們時代的“經驗之詩”提供了新的空間和新的可能，這些成果和藝術突破也向我們表明，“非詩的時代”也是一個默默耕耘，追求自己的詩歌理想的時代。

　　(作者單位：首都師范大學中國詩歌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