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說家的歷史擔當(向繼東)

　　在紀念抗日戰爭勝利70周年前夕，廣東人民出版社推出實力派作家林家品的小說 “抗戰三部曲”，即《老街的生命》、《兵販子》、《雪峰山決戰》。這三部小說都有作者獨到的視角，寫得樸實感人、耐人尋味。

　　《老街的生命》是一部完全寫實手法的小說，真實再現了1944年日軍入侵湖南新寧白沙鎮的屠殺罪行。作家在該書扉頁上寫道：“這是一部小說，但書中的主要人物和事件都是真實的……那些慘死在日本兵手里的生命，用他們生前的話來說，是‘既沒撩日本人，也沒惹日本人’，幾乎沒有被屠殺的起因，但他們就是被集體屠殺了——而集體屠殺的手段，比納粹德國屠殺猶太人有過之而無不及。這些被屠殺的鄉民生活在偏僻山區，死了也就死了，沒有人再去提起。不但連墓碑都找不到一塊，就連新修的家譜中，也最多只是一句：歿于某年某月�！边@不僅僅是白沙鎮人的失憶，也是整個中國人的集體失憶！長期以來，因為自己也因為人們對戰爭死難者的漠視，就是作家創作這部小說的直接動因。

　　1944年9月，日本侵略軍自長沙、邵陽打到新寧縣白沙鎮。白沙是林家品的故鄉，他母親親眼看到，就在他家那個叫“盛興齋”鋪子后面的菜園子里，七個正在摘辣椒的婦女被兩個日本兵用刺刀捅死在籬笆旁，其中一個孕婦還被日本兵用刺刀劃破肚皮，將血淋淋的胎兒挑在刺刀上。林家品的母親背著他二哥逃難，躲進一個破廟時，被一個日本兵用刺刀逼住要“花姑娘”，母子倆險些喪命。一個往新寧開來的整團的中國軍隊進入在老街附近埋伏達六天六夜之久的日軍伏擊圈，全部被殺害。日軍不但一個俘虜都不放過，就連事先進入伏擊圈內被控制的老百姓也全部殺掉。白沙鎮老街前那條日夜流淌的扶夷江，被死尸堵塞得水流不通……所有這些真實的事件，都是林家品母親和他大哥的親眼所見、親身所歷。林家品每年都要回故鄉一次，站在扶夷江邊，他似乎看到了那滿江橫尸的慘景。如今在一處被開發為旅游洞景的地方，更使他渾身戰栗，因為那洞中當年躲藏的幾個村子的老百姓，全部被日軍用毒煙熏死了，共計有2850人……

　　讀過這部小說，我想起褚孝泉先生發表在《隨筆》雜志上的一篇文章：《寫成歷史的罪責》。褚先生在文章中說，日本人為什么至今不承認在中國進行的大屠殺，就因為我們沒有像猶太人那樣把納粹德國的戰爭屠殺罪寫成歷史。二戰結束后，猶太人通過1961年在耶路撒冷進行的那場“轟動世界”的大審判，把納粹的“戰爭屠殺罪”寫成了歷史，于是才有后來德國勃蘭特總理在華沙那著名的一跪。

　　什么時候日本首相不再參拜靖國神社，也能有德國總理在華沙那樣的一跪呢？這就要看我們的歷史學家怎樣去努力了。戰爭結束70年了，人證物證漸少，但關鍵是我們要一點一點地去做，如果還指望什么“洋人日記”當救命稻草，那真是我們這個民族莫大的悲哀了。

　　據統計，西方至今已經發表的關于屠殺猶太人的史學專著有幾千部，發表的論文的數量竟達十余萬篇，涉及的語言有一百多種。而我們有多少呢？盡管當年的國民政府成立了“行政院抗戰損失調查委員會”，統計出全國軍民傷亡總數為2226萬多人(未包括臺灣與東北三省)，直接經濟損失近1000億美元；但該“委員會”工作只開展到1947年，因國共內戰又起，調查工作就停止了。1949年以來，我們所謂的歷史研究學術刊物，幾乎都是關于奴隸制和封建制的分期問題、關于中國資本主義的萌芽問題、關于農民起義的性質問題等等長篇大論，而很少有關于日軍屠殺中國平民的專題文章。1949年后歷史著作出版也不算少，卻沒有扎實的具有專業水準的對日軍罪行的實證研究。褚孝泉先生說：“今天，對那些否認南京大屠殺的人，我們是不是也有一份來歷清楚無可辯駁的犧牲者名單呢？我們應該是能有的，只是在還可以做這樣的調查時，在證人和證據都在時，似乎沒人對此感興趣�！�…都知道日本鬼子燒殺搶掠無惡不作，還有什么要多說的呢？ 現在到了和日本的右翼較量時，我們的歷史學給我們準備的證詞令人沮喪的單薄，結果我們對日軍的指控落到了被人稱為‘感情回憶’的地步�！倍颊f歷史是勝利者寫成的。中國是二次大戰的勝利者，可是我們沒有寫好這部歷史。要討回歷史的公正，讓抗日戰爭中千百萬死難者能安息，最有效的恐怕首先是做好信史實錄的工作。

　　林家品不是歷史學家，但他以文學的形式這么做著，寫出《老街的生命》這樣的力作。然而，《老街的生命》畢竟不是歷史，也不能代替歷史，即便是寫成《辛德勒名單》那樣的經典之作，也還是文學。林家品的意義就在于：他打破了我們貧乏的抗日文學創作模式，一反過去那種“英雄頌歌”的傳統手法。寫的不是我們的勝利，也沒有所謂的英雄人物，有的是2800多名見面就是“您老人家好”的淳樸的中國人死在日寇屠刀下的慘景，直接把這場戰爭對中國人的血腥屠殺展現于世了！在《地道戰》、《地雷戰》等經典抗日文學里，敵人總是笨拙的愚蠢的被嘲弄的，而在林家品的作品里，敵人卻是狡詐而又兇殘的。這部《老街的生命》也是林家品作為一位小說家對歷史的一種責任擔當而創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