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史書寫的昨天和今天(錢念孫)

　　一

　　近期，與國內紀念抗戰的氛圍相一致，學術界與出版界也先后推出一批新的抗戰出版物。簡略歸納，這些出版物大致可分為四類：其一、力圖比較全面客 觀地反映抗日戰爭歷史的，如張憲文著《中國抗日戰爭史》(南京大學出版社，2001年)、步平著《中華民族抗日戰爭全史》(中國青年出版社，2010 年)，以及王樹增的紀實文學作品《抗日戰爭》(人民文學出版社，2015年)等。其二、側重探尋以往抗戰史忽略的重要部分，描繪抗日戰爭正面戰場的壯闊圖 景，如張洪濤著《國殤——國民黨正面戰場抗戰紀實》(團結出版社，2012年)、陳欽著《我的河山——抗日正面戰場全紀實》(中信出版社，2013年)， 以及周渝編著的《為國歲月：國民革命軍抗戰將士尋訪錄》(團結出版社，2014年)等。其三、從日本及西方發掘長期埋沒的史料，揭秘抗戰中諸多鮮為人知的 珍貴史實，如薩蘇著《國破山河在——從日本史料揭秘中國抗戰》(山東畫報出版社，2007年)、﹝英﹞米特著，蔣永強、陳心心譯《中國，被遺忘的西方盟 友：西方人眼中的抗日戰爭全史》(新世界出版社，2014)等。其四、通過抗戰親歷者的講述，再現抗戰的悲壯歷史和苦難細節，如梅世雄著《與鬼子玩命：抗 日將士“口述歷史”》(新華出版社，2009年)、崔永元等著《我的抗戰——300位親歷者口述歷史》(中國友誼出版社，2010年)，以及各類抗戰經歷 者的回憶錄等。

　　這些著作都試圖揭開被歷史迷霧遮蔽的史實真相，都摸索從更多方面挖掘抗戰資料和感人故事，從而達到較為完整、較為客觀地呈現抗戰本來面貌的目 的。此類著述的產生，既表明我們的抗戰史研究在范圍拓展和內容深化等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和令人矚目的突破，也昭示我們黨和國家在處理涉及自身歷史敏感 問題時，有了較為開明的態度和更為寬廣的胸懷。

　　二

　　我們目前對抗戰史的研究和認識還遠遠不夠，尚有不少有待改進、有待完善之處。在抗戰勝利70周年之際，我們除了要隆重舉辦一系列紀念活動，也要 秉持中華史學“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的優秀傳統，對抗戰史中的諸多重大問題給予恰當的歷史定位，對如何搜集、辨析、整理抗戰史料采取正確的態 度和科學的方法。

　　就對重大問題的歷史定位而言，無法繞開的首要話題當然是如何對抗戰中兩個最大的政治力量，即共產黨與國民黨發揮作用的認識和評價問題。八年抗戰 是在兩個戰場上展開的，主要由共產黨領導的敵后戰場和主要由國民黨領導的正面戰場在戰略上相互配合，形成最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共同抵御日本侵略，從 而取得抗戰的勝利。對共產黨在抗戰中所發揮的作用，我們相對談得較多，經常用“中流砥柱”來形容和概括。從抵制國民黨一度消極抗日，到推動建立并長期堅持 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從在嚴酷的敵后戰場開辟廣褒的抗日根據地，到八路軍、新四軍以靈活機動的戰略戰術殲滅大量敵人，共產黨在抗戰中確實做出了無可替代的、 怎么估量也不過分的重大貢獻。

　　對國民黨在抗戰中所發揮的作用，我們過去相對關注不夠，認知態度也經歷了由漠視曲解，避而少談，到逐步直面歷史，逐步客觀公正對待的過程。國民 黨是抗戰時期的執政黨，它掌握當時的國家機器，能夠配置全國資源和人力，調動幾百萬軍隊在正面戰場抵抗日軍的侵略。自盧溝橋事變至1945年6月，國民黨 軍隊犧牲少將以上的將軍共115人，其中上將8人，中將42人，少將65人，其抗戰之慘烈程度可想而知。當然，國民黨在抗戰初期曾出現搖擺分化，副總裁汪 精衛投降日本在南京成立偽政府；國民黨在抗戰中還曾同室操戈，制造了震驚中外的“皖南事變”，但總體看，國民黨及其主政的國民政府和國民革命軍，面對強敵 沒有妥協、沒有屈服，始終在正面戰場與敵人浴血奮戰。八年抗戰中，因作戰不力或指揮不當，被蔣介石和各大戰區處決的軍長不下十幾個、師長不下二十多個，所 以臺兒莊等諸多戰役中流行“不死于陣前，即死于國法”的軍中語。這也從一個側面折射出國民黨抗戰的狀態。

　　由此可說，正如共產黨開辟和領導敵后根據地和敵后戰場，為抗戰勝利做出艱苦卓絕的重大貢獻一樣，國民黨領導正面戰場和大后方地區與敵人頑強搏 斗，也為抗戰勝利做出了無法磨滅的重大貢獻。從抗日戰爭的整體大局看，共產黨提出和實施的一系列抗戰方略，其所開辟和領導的敵后戰場及抗日根據地在整個敵 后占領區遍地開花，無疑具有全局性意義。而國民黨作為執政黨主持戰時國民政府，其所領導的正面戰場及大后方地區的抗敵斗爭，具有全局性意義也是自不待言。 承認國民黨抗戰具有全局性意義，沒有削弱、更無法否定共產黨抗戰的全局性作用。承認共產黨抗戰的具有全局性意義，也無法削弱和否認國民黨抗戰所占居的全局 性主導地位。雙方在整個抗戰中做出的互為補充的全局性貢獻，是通過各自的領導能力和抗戰實績實現的，是在既聯合又獨立、既協作又斗爭的矛盾統一過程中完成 的，不能相互取代，也不應彼此抹殺。不承認其中任何一方所發揮的重大作用，都有違歷史史實，也有違實事求是的精神和原則。

　　有了這樣的基本認識，我們才能避免因黨派之爭和意識形態偏見，干擾史實選取而片面地撰寫歷史；才能對抗戰史中諸多重大事件、重大戰役、重要人物等，做出比較客觀的描述和相對公允的評價。

　　三

　　書寫抗戰史，另一不可忽視的重要問題，是如何對待和處理有關抗戰的多種資料。

　　抗日戰爭從1937年“七七事變”爆發全面抗戰算起，已過去78年；從1931年“九一八事變”日本侵占東三省算來，已長達84年。在這段相對 漫長卻消失不久并與今天緊密相連的歲月里，不同時期、不同主體以不同視角和不同方式，如報刊、書籍、日記、文稿、文件、檔案、錄音、影像資料等等，對抗戰 做了各式各樣的描述、評說及研究。這些積累下來的資料時間跨度較長，數量龐大，有的頗有史料價值，有的較少參考意義，還有的甚至充斥偏見，混淆視聽，需要 做一番認真梳理辨析，披沙揀金的工作。

　　自日本在祖國大地燃起戰火那一天起，各種反映日寇暴行和中華兒女英勇抗敵的著述就層出不窮。其中相當一部分是抗戰結束后，尤其是1949年新中 國成立以后，大陸和臺灣學者及有關人士撰寫的抗戰文章和抗戰史著作。這些多寫于上世紀后半葉的著述，客觀上已成為今天抗戰史研究的一種背景和參照�？墒�， 由于較長一段時間海峽兩岸處于對立狀態，受政治觀念和意識形態的影響，兩岸發表的不少抗戰論著都存在明顯偏弊，如臺灣一些出版物說共產黨在敵后戰場是“游 而不擊”，而大陸一些出版物也說國民黨抗戰是“抗而不戰”。如此罔顧事實的說法，都是不值一駁的。這類抗戰著述的存在，與其說可讓人作為某種參考，不如說 提醒人從中吸取教訓。我們今天研究抗戰史，要認清此類著述感染了特殊時期的流行病菌，要增強自身抗病毒、抗感染的免疫力。

　　還有一類需要審慎對待的抗戰史料，就是各種各樣的抗戰回憶錄和訪談錄�？谷諔鸹鹦苄苋计�，投身抗戰者及經歷戰火磨難者就不斷寫出有關回憶錄和親 歷記等。近二三十年來，由于抗戰參與者多步入耄耋之年甚至期頤之年，許多報刊設“老兵講抗戰”或“抗戰老兵口述歷史”等欄目刊發大量訪談類作品，一些出版 社也圍繞抗戰推出不少口述歷史類或采訪性紀實性書籍。這類著述由于具有當事人親歷、親見和親聞的特點，時常被當作珍貴史料予以重視。應該說，這類著述確有 一部分講述者經歷獨特且回憶和記敘嚴謹準確，很有史料價值和意義；但有些或因年代久遠記憶有誤、或因名譽夸耀之心作祟、或因采訪記錄者添枝加葉乃至杜撰編 造，采納使用時應特別小心謹慎。

　　最近讀到一篇《老兵講抗戰》的文章，97歲高齡的解放軍某部軍政委劉增鈺少將，1940年百團大戰時在八路軍129師任營長，采訪者向他求證兩 個關于他抗敵的史實：“山西至今流傳著‘劉營長赤腳進張凈’的故事，我問他是否有這回事。他說：‘沒有，那只是一種宣傳，其實我打的是賽魚車站。那次我們 跑到張凈車站的時候，別的部隊已經把張凈車站的日本鬼子打完了�！�…當時宣傳人員找我問情況，我正好進城買鞋剛回來，因為下雨打仗我把鞋丟了，結果他們就 用文學手法給加工一下，說是我打的張凈車站，后來這個故事就流傳開了�！�我問他是否參與消滅過日軍的一個運輸大隊。他說：‘沒有。只有一次我們在平定西邊 的一條小路上埋了幾個地雷，結果炸死日本鬼子運輸隊的一匹馬，馬肚子炸開個窟窿，馬上的人沒死跑了，這事宣傳得也不對�！�”(見《文藝報》2015年7月 27日)我很敬佩劉增鈺老人談論自己抗戰不掠美、不邀功的誠摯的態度，但這兩則兼有張冠李戴和捕風捉影的抗戰報道流傳很廣，并被載入當地抗戰史的事實提醒 我們，書寫抗戰史對于一些來自采訪、口述或回憶類的資料，選擇和使用時應注重與其他資料對照比較，進而確定其價值。

　　書寫任何一段已經逝去的歷史，主要應依據這段歷史的原始資料。所謂“原始資料”，即指這段歷史當事人當時記載、當年留存或刊印的資料。這一點對 于撰寫抗戰史尤為重要。其原因不僅在于原始資料相對可靠，相對接近史實真相，更在于中國抗戰力量組成結構的特殊性，以及抗戰后中國歷史進程的滄桑巨變。中 國抗日力量的構成，主體是共產黨與國民黨領導的兩支部隊�？箲鹎�，共產黨部隊(紅軍和游擊隊)被執政的國民黨視為“赤匪”而多次殘酷圍剿。全面抗戰爆發 后，1937年9月國共雙方發表《國共合作宣言》，國民黨轉而承認共產黨及其軍隊的合法地位，并將紅軍和游擊隊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和新編第四軍聯合 抗日�？箲饎倮�后不久，國民黨發動內戰，共產黨針鋒相對推翻其在大陸的統治，建立新中國。正由于八年抗戰是國共合作時期，此前和此后是雙方反目鬩墻年代， 因而抗戰當時對戰事等等的記述，相對較少選擇性過濾或有意無意地扭曲變形。如由蘇中抗日根據地1945年7月出版的《毛澤東選集》第一卷收有《關于抗戰與 團結的前途問題》一文，毛澤東在答美國合眾社記者問時明確說：“我們擁護現在的中央政府，因為它堅持抗戰的方針并領導抗戰的行動”。(第69頁)而由國民 黨參謀總長陳誠署名的《八年抗戰經過概要》(國防部史料局1946印行)一書，對八路軍新四軍參與的重要戰役也多肯定性記載，并在所附“作戰要圖”上有明 確標注。

　　基于抗戰原始資料具有這種還原歷史的功能和價值，我自上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就較為注意搜集民國時期，特別是抗戰時期的出版物。這本《故紙硝煙 ——抗戰舊書藏考錄》，從抗戰發生背景、日本侵略戰序幕、八年抗戰歷程、戰時中國政治、戰時中國軍事、戰時中國外交、戰時中國經濟、戰時中國文化、日本對 中國研究、中國對日本研究、抗戰善后與恢復等11個方面，圖文并茂地展示和評點抗戰當事人當時寫、當年印行的抗戰舊書。我很慶幸自己能夠與這些舊書結緣相 伴，期望這些發黃發脆甚至破舊破損的文獻資料，以當年白紙黑字、時代見證的身份，昭示中華民族在血腥抗戰中的深重災難和英勇偉績，揭露日本侵略者的狂妄野 心和滔天罪行；同時也期盼這些舊籍能夠為抗戰研究者和關注抗戰人士提供一點探尋真相的蛛絲馬跡，早日讀到更加全面更加公允的抗戰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