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接遺傳 父子連根(黃偉林)

　　2005年，陳平原在接受查建英訪談時談到一個學術上的“隔代遺傳”問題。他說：“八十年代的我們，借助于七八十歲的老先生，跳過了五六十年 代，直到繼承了三十年代的學術傳統。 ”我讀張攻非的紀實文學作品《命運記憶》 ，老想到陳平原所說的這個問題。但與陳平原不同的是，上世紀80年代開始活躍于中國新聞出版界的張攻非，他與老一輩文化人的關系不是隔代遺傳，而是直接遺 傳。

　　《命運記憶》講述的是張攻非個人的命運，給我印象最深的卻是那一批對他的命運產生了關鍵影響的老一輩文化人：他們是張知辛、閻寶航、孫起孟、沈粹縝、陳銘德、鄧季惺、趙超構、束紉秋……

　　張知辛是張攻非的父親，1927年參加湖南農民運動， 1936年到重慶投身抗日救亡運動。1938年，根據周恩來的指示，進入全國慰勞抗戰將士委員會擔任總干事。1946年，創辦《人物雜志》 。1951年起，擔任中華職業教育社常務副總干事，兼任中華函授學校校長�！拔母铩鼻皫啄�，與中華職業教育社總干事孫起孟共同謀劃，舉辦了一個長達200 多課時的“語文學習講座” ，主講人全是當時聞名遐邇的語文大師，共41人，如葉圣陶、老舍、冰心、趙樸初、呂叔湘、王力、朱德熙、趙樹理、張健、樓適夷、陳白塵、周振甫、王瑤、吳 組緗、張志公，等等�！拔母铩逼陂g，張知辛無端被囚禁，蒙冤去世。

　　《命運記憶》對張知辛先生的記述并不很多，但書中有一句話說得很好，即“母子連心，父子連根” 。這個“根”是什么，我以為，這個“根”首先是“心系百姓”的靈魂之“根” 。張攻非的青少年時代，每年大年初一的早上，父親都要帶他沿街步行，向交警和清潔工人拜年，并告訴他什么時候都不要忘記老百姓。這樣的行為如今的年輕人或 許很難理解，但這恰恰是中國一代文化人所擁有的美德。在《新民晚報》的復刊座談會上，張攻非表示自己想當記者，就是想幫老百姓說話。這種靈魂之“根” ，也就成了他進入報社之后能夠與老一代報人趙超構、束紉秋等心靈相通的思想前提。

　　除了這個貌似抽象的靈魂之“根” ，“父子連根”的“根” ，還有第二層含義，那就是張知辛人生道路上的戰友們，成為張攻非事業成功的重要根脈。在張攻非的成長道路上，處處可以看見張知辛“根系”的繁茂深長。孫起 孟是該書中出現最多的文化老人。1978年，張攻非根據擔任全國政協黨組成員、副秘書長的孫起孟的指點，收集了大量證明材料，為父親的平反做了重要的基礎 工作。1979年，孫起孟有意整理修改出版十多年前他與張知辛謀劃的“語文學習講座”的講義，并決定請張攻非擔任主編工作。因為張攻非的出色表現，孫起孟 建議他從事新聞工作，并向即將復刊的《新民晚報》的創始人陳銘德、鄧季惺以及社長趙超構推薦。

　　作為中國報業的大師級人物，新民晚報社社長趙超構是張攻非從事新聞工作之后的最高領導，更是張攻非能夠在新聞事業上有所作為的恩師。在書中，我 們可以看到趙超構辦報理念對張攻非的直接指導和潛移默化。諸如“為民分憂，與民同樂”的社會理念、“編輯中心制”的管理思想、“短廣軟”的版面編輯“三字 經”以及“雞毛蒜皮”的編讀溝通方針，均對張攻非的具體新聞實踐構成了直接的指導。張攻非還曾經以趙超構的辦報思想為指針，寫出改革新聞的論文，獲全國優 秀新聞論文獎。

　　“父子連根” ，其實也是直接遺傳的一種表達。張攻非不僅遺傳了張知辛的人格思想，得到了張知辛人生戰友的關照和提攜，而且他人生中可圈可點的兩項事業也是對父親張知辛 人生事業的繼承。當年張知辛創辦《人物雜志》 ，后來張攻非參與《新民晚報》復刊；張知辛所辦刊物給舊時代有力打擊，張攻非任職的報紙成為新時代著名傳媒；當年張知辛主持“語文學習講座” ，后來張攻非主編《語文學習講座叢書》 ；當年張知辛擔任中華職業教育社副總干事，后來張攻非擔任由黃炎培創辦、鄒韜奮任第一任主編的《教育與職業》復刊的主編和中華職業教育社理事。父子倆都在 新聞出版和職業教育兩個領域做出業績。

　　我如此闡釋“父子連根” ，很容易給人宿命論的感覺，似乎前輩的命運會籠罩和鎖定后代的命運。其實不然。對此，張攻非有很好的說法，他如此解釋命運一詞：“命運，我始終拆開來解。 命和運，命是注定了的；運是可以自己改變的。 ”本文中，我之所以更多關注張攻非“命”的一面，是因為，我在閱讀張攻非這本書的時候，發現了一個當今知識界、出版界相對忽略的文化人群體，他們不是生活 在大學或研究機構的知識界名流，也不是以筆為旗的文藝界戰士。本文中的黃炎培、孫起孟、張知辛都是這樣的人物，但他們對現代中國卻產生了非同尋常的影響， 對舊中國的滅亡和新中國的誕生起到過非同小可的作用。

　　我想望文生義地使用幾個詞語，即所謂政統、學統和道統。在一個國家，政治層面的執政黨會形成自身政治傳統，不妨稱之為政統；學術層面的知識分子 會形成自身的學術傳統，不妨稱之為學統；社會文化層面的文化人會形成自身的道德傳統，不妨稱之為道統。顯而易見，以孫起孟、張知辛為代表的這個文化人群體 既不能代表20世紀中國的政治主流，也不能代表20世紀的學術主流，但作為更接近民眾和底層的文化人群體，他們表現出了很高的道德自律，似可代表最基本的 道德傳統。事實上，雖然張攻非的書以命運命名，但全書始終貫穿道德自省。比如，“這種環境使我小小的年齡已經種下知愛知恨、知善知惡的種子” ；又比如，“道德層面的厭惡和對文化大革命不文化的不理解，驅使我準備離校，出走串連” ；還比如，“從與大師們的接觸中，我懂了一個道理，學問生于道德，精神出于認真。我們鑄就自己，不應該背離道德和認真” 。作者這些有意無意的書寫，恰恰反映了作者內心深處關于道德的體驗和思考。

　　行文至此，回應本文開頭，如果說陳平原這代學者幸運地隔代遺傳了王瑤那代學者的學術傳統，那么，張攻非則幸運地直接遺傳了趙超構那代報人的報業 傳統。張攻非的《命運記憶》讓我們看到一批中國文化人在極其艱難的環境中所表現出來的人格力量，看到他們曾經為人類理想所做出的超乎尋常的努力。正是在這 個意義上我似乎理解了本書的命名：命運記憶。作者表面上是在書寫命的注定和運的改變，實質上是在命與運的客觀呈現中去辨析和傳承那種有益于人生、有益于社 會、有益于后代的記憶，這或許才是作者想要破解的命運密碼和想要傳遞的命運記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