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文化具有會通精神(張豈之)

　　《莊子·天下篇》說，天下大亂的時候，產生了許多學說，“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比寮摇兑讉鳌は缔o上》云：“圣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敝鲝埶枷胛幕�的融會貫通。西漢史學家司馬遷認為，“天下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諸子百家立論不同，但也有彼此相通的方面。東漢史學家班固在《漢書·藝文志》中說，諸子百家學說“相反而相成”。由此可見，會通精神是中華文化的一個重要特點。

　　中國思想文化史就是思想文化會通的歷史。這從《呂氏春秋》一書可以看出端倪。該書亦稱《呂覽》，為戰國末期秦相呂不韋集合門客編成，以儒家和道家學說為主，兼論名、法、墨、農、陰陽各家。此書肯定儒家的政治倫理，主張實行仁政，也贊成道家的君無為而臣有為的觀點，體現了儒、道的會通。漢高祖劉邦之孫劉安被封為淮南王，與門客編撰《淮南子》一書。其中，既有道家的“無為”思想，也有儒家、墨家以天下為己任、勞作不息的論述。

　　從戰國末期到秦漢及魏晉時期，其間貫穿著儒家與道家學說的會通，由此產生了魏晉玄學。魏晉玄學以《周易》《道德經》《莊子》為基礎，稱為“三玄”。它既講自然變化，也談社會人事變遷；既鄙視世俗，表現出超然物外的態度，又主張保持“名教”(身份等級的象征)傳統和對自身既得利益的重視，用以論證“名教”與自然的一致性，體現了儒家與道家學說的會通。

　　中國思想文化的再一次會通，起于唐代“三教并立”(這里的“教”指教化)，至兩宋，由南宋理學完成。唐代，中國佛學吸取了儒學和道家老子學說的某些方面，有些僧人以“人皆可以為堯舜”來解釋佛性，并出現了專講孝道的佛經，如《父母恩重經》。有些僧人以忠孝思想為內涵、以家族組織為形式編寫了禪律《百丈清規》，使佛教中的若干宗派世俗化，這樣佛教才有了立足的文化基礎。唐代思想家推崇儒學，同時研究佛學，居廟堂之上講修齊治平、道德教化，處江湖之遠則“棲心釋梵，浪跡老莊”。時至兩宋時期，儒學吸取了佛學宗教哲學的某些論證方法，使自身的哲學思辨特別是在本體論上有了新的理論創造。

　　“會通”，用南宋理學家朱熹的話說，就是為儒學尋找“活水源頭”，否則儒學就會枯竭凋零。他在詩里寫道：“半畝方塘一鑒開，天光云影共徘徊。問渠那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彼�和其他理學家將“三教”會通在以儒學為主的思想體系中，稱為“新儒學”。與朱熹理學有別，南宋產生了以陸九淵為代表的心學思想，認為“心即理”，只要“發明本心”，即可“窮理盡性”。明代思想家王守仁繼承陸九淵心學傳統，論述“心即理”“致良知”“知行合一”學說，反映了人們要求獨立思考的理性要求。

　　明末清初思想家黃宗羲說，思想學術為天下之“公器”“公識”，要由天下士人共同研究，確定其價值。在他看來，思想學術上的會通精神有助于打破學術上的門戶之見，綜合各家之長，開辟出一條新路。

　　(作者為西北大學中國思想文化研究所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