茨威格永恒的魅力(張焱 劉亦凡)

《茨威格文集(全3卷)》 [奧]茨威格 著 張玉書 譯 中央編譯出版社

　　“我是一個老哮喘病人，立秋對于我來講是個致命的日子�！绷⑶锬侨�，在國家圖書館“文津讀書沙龍”活動現場，主講人張玉書沙啞著嗓音說，“但看到這么多聽眾坐在這兒，對我是個很好的鼓勵，所以今天就‘舍命陪君子’了�！�

　　現任北大德語系教授的張玉書，自20世紀70年代末起就致力于茨威格作品的翻譯和研究，是國內公認茨威格最權威的譯者。他擔綱翻譯的《茨威格文集(全3卷)》和《三大師傳》在今年七月由中央編譯出版社出版，雖然不是全集，但卻是目前國內所出版的有關于茨威格作品最全的一套選集，包含了茨威格不同創作時期的重要作品，尤其側重讀者喜愛的中短篇小說和他生前發表的唯一一部長篇小說《心靈的焦灼》，預期在讀者中又將掀起一陣“茨威格熱”。張玉書認為，茨威格在中國的經久不衰，源于讀者對他多重形象的持續興趣。

　　一個持有與眾不同愛情觀的人

　　《一個陌生女人的來信》無疑是這個出生于1881年的奧地利小說家、詩人、劇作家和傳記作家最著名的作品。

　　在這部小說中，茨威格大膽塑造出一個堅守愛情、不求回報的“陌生女人”形象，并通過她臨終前的一封信，婉轉呈現其一生的感情心理，筆觸之細膩，曾令俄國文豪高爾基“激動得難以自制，毫不羞恥地哭起來”。在中國，這部小說先后被徐靜蕾和孟京輝搬上電影和話劇的舞臺，均收獲了廣泛好評，而在世界范圍，同名電影、話劇也是盛演不衰，可見茨威格對于愛情和人性的敘事方式，超越了國家和民族的范疇，散發了永恒而普遍的魅力。

　　張玉書最早接觸的茨威格作品，同樣是一部愛情小說。據他回憶，新中國成立后我國多引入蘇聯文學，德語文學一度鮮見。1957年，茨威格的《一個女人一生中的二十四小時》被翻譯發表在《世界文學》上，讀之令他頗感驚喜：“簡直是耳目一新，怎么會有這樣的戀愛故事呢？”正是這份最初的驚喜，促使他在“文革”結束后投身茨威格作品的翻譯工作。

　　1981年是茨威格誕辰100周年，張玉書翻譯的《心靈的焦灼》先后在四家出版社出版。伴隨茨威格作品更廣泛地傳播，喜歡他的人也越來越多，尤其是大中學里的女孩，處在最感性的年紀，對茨威格筆下的愛情故事特別著迷。張玉書清楚地記得，曾有北大附中的孩子急匆匆跑到他家，專門來告訴他“茨威格寫得太好了，就是那么回事兒”。

　　“茨威格的小說講的都是心靈的變化，那種潮漲潮落、苦苦斗爭�！睆堄駮�說。讀者的熱情讓他心理有了底，明白愛情是可以用這種方式來書寫的。

　　一個擁有自己世界的作家

　　如果說對愛情和人性的書寫，是茨威格文學的第一支柱，那么對政治人物和文學巨擘心理的分析，就是他作品的第二落點。發表于1919年的《三大師傳》，是后者的代表。

　　張玉書說，在茨威格的全部作品中，《三大師傳》并不十分引人注目，但它至少反映了茨威格在兩方面的特點：其一，茨威格政治頭腦清醒，不為時代潮流所裹挾。第一次世界大戰后，各國的民族主義空前高漲，只要是敵國的東西，無論好壞統統否定。茨威格所寫的三大師——巴爾扎克、狄更斯、陀思妥耶夫斯基——分別來自奧地利的敵國法、英、俄�！八�敢于把這三位敵國作家拿出來，作為書里的主人公，可以想象他在政治上完全不理會當時的民族主義狂潮�！睆堄駮�評價。

　　其二，茨威格選擇的三位大師，都是能用“作品的廣度和人物的豐富”，“創造一個自己世界”的作家。而這樣的論斷，本身就體現著茨威格深厚的文學素養。1899年進入大學后，茨威格主修德國文學，同時也非常注重外語的學習，還曾赴歐洲各國游歷。深厚的學養和突出的語言能力，是他了解外國文學的堅實基礎，從這個角度來講，茨威格不僅是作家，更是一名歐洲文學的研究者。

　　一個反法西斯的斗士

　　由于愛情小說的知名，評論家一度對茨威格頗有微詞，這讓張玉書不乏擔心：“茨威格說過自己是一個不問政治的人，這就給人一種感覺，好像他就是寫點男女情愛、風花雪月�！�

　　事實并非如此。社會生活的突變，深刻影響著茨威格，導致他的作品發生巨大的變化，以1931年為界，分成風格迥異的兩個階段。1933年，希特勒登上德國政壇，開始了殘酷的鎮壓。他取締了德國其他的政黨和工會，實行一黨專政，并在柏林大學前的廣場上公開焚燒“反動”書籍。海涅曾說：“人們在哪里焚書，最終將在那里焚人�！边@句話在德國得到了印證。

　　身為猶太裔，茨威格的作品被大量焚毀，而他本人也被迫出國流亡。他對托馬斯·曼的兒子克勞斯·曼說：“希特勒有黨衛軍、沖鋒隊，我們如果硬碰硬，肯定打不過他。但我們能用筆來寫下這些�！薄冬斃麃啞に箞D亞特傳》《良心反抗暴力》《昨日世界》……流亡海外期間，茨威格或借古諷今，或直抒胸臆，寫下了多部反抗法西斯暴政的作品。無論是日內瓦城的暴君卡爾文，還是被納粹視為反英代表的蘇格蘭女王瑪利亞·斯圖亞特，都曾被他借用過來，諷刺希特勒的獨裁、專制。

　　茨威格是否不問政治，只談風月？這些書給了我們一個很好的答案。如張玉書所說：“茨威格是一個了不起的人，他是一個反法西斯、反納粹的斗士�！�

　　一個精神至上主義者

　　作為20世紀五六十年代出版作品最多的作家，茨威格流亡海外期間，從未經歷過物質生活的匱乏。當希特勒對猶太人進行種族清洗時，茨威格與妻子正居住在巴西里約熱內盧附近風景如畫的療養勝地。優渥的物質條件，卻無法撫平茨威格心中的焦灼。因為真正困擾他的，是精神生活的逐漸萎縮。

　　在生前的最后一部小說《象棋的故事》中，茨威格表達了這樣的觀點：納粹對一個人最大刑罰，就是把你關在一個大飯店的房間里面，不讓別人接觸你，不給你書看，就讓你待在那兒，直到發瘋。這幾乎就是茨威格現實生活的寫照：身處巴西語言不通，他沒有讀者，也聯系不到出版社，幾乎生活在真空當中。

　　1942年2月，新加坡淪陷的消息傳到茨威格那里，讓他對戰爭的前景更加悲觀。他說：“我已經61歲了，一個61歲的人，再讓他重新開始生活是不可能的�！卑肷�順遂，一直“被生活嬌慣”的茨威格，終于在反法西斯戰爭勝利前三年，因為無法忍受納粹的精神迫害，在絕望中服毒自殺。

　　“如果茨威格不知道新加坡淪陷的消息，等到1945年戰爭結束，他還能看到‘明日世界’的希望嗎？”一位聽眾問。張玉書回答說：“戰爭結束了，大家就能重新開始讀書，并且愿意讀他的書嗎？他對此表示懷疑�！�

　　然而茨威格錯了。因為越來越多的人正被他多重形象之后的內涵吸引，借文字走入他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