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與民族意識的艱難覺醒——重讀蕭紅的《生死場》(李云雷)

　　今年是抗戰勝利70周年，當我們回首抗日戰爭時，我們可以看到抗日戰爭的過程是艱難、慘烈和充滿曲折的，抗戰的勝利來之不易。而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在抗戰之前，中國并沒有形成清晰、明確、堅定的民族意識與民族主義。這與當代中國有著鮮明的不同，我們只有回到歷史的現場，才能更深刻地理解抗戰與民族意識在中國的意義。

　　在傳統中國，民族意識雖然存在，但并不是一個重要的身份認同標準，在“天下”與朝貢體系的視野中，對傳統中國文化的認同與否是區分文明與野蠻、中國與外國的重要標志。近代以來，伴隨著中國由傳統“帝國”向現代民族國家的艱難轉型，文化主義慢慢消退，民族意識才慢慢覺醒。但民族主義在中國的發展也經歷了艱難曲折的歷程，孫中山“舊三民主義”中的民族主義主要針對的是滿族與清政府，所謂“驅除韃虜，恢復中華”主要是驅除滿統治，恢復漢族的政權；只有到了“新三民主義”，民族主義所針對的才是外國列強，要求恢復中國的主權。只有在抗戰中，中國才逐漸形成了清晰的民族意識與民族主義，無論是國民黨的新三民主義，還是共產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民族意識都成為區分敵我、內外的重要標準。

　　在民間也是如此，只是過程更加艱難曲折。在蕭紅的《生死場》中，我們可以看到中國人民族意識覺醒的艱難過程。在小說中我們可以看到，生活在這個小村莊的村民在最開始并沒有民族意識，他們沒有見過日本人，不知道日本人的入侵會對他們的生活造成什么樣的影響。他們生活在自己的世界中，為一只羊相互爭斗，為鄰里糾紛互相爭吵，為生老病死而痛苦，他們沉浸在村莊的日常生活之中，他們的苦惱是勞作的艱苦，是生育的艱難，是生為女人的不幸，或者鄉下人進城的卑微。在這里，我們可以看到傳統中國人的經驗與情感，可以看到階級意識與女性意識的萌芽，但只有他們親眼看到日軍的殘暴無情之后，才會意識到這是另外的一種人，才會有民族意識的覺醒。

　　按照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說法，民族主義是一種“想象的共同體”，但對于中國人來說，這種“共同體”意識不僅是想象的，而且是在被侵略、被欺侮與被損害的歷史過程中建立起來的。在《生死場》中，我們可以看到現代中國的民族意識并不是自然而然產生的，而是在血與淚中誕生的。每個人都是帶著自己的經驗與痛苦在覺醒，比如小說中寫到，“金枝鼻子作出哼聲：‘從前恨男人，現在恨小日本子�！�”這看上去似乎不成邏輯，但她是帶著女性的痛苦經驗開始覺醒的，她的民族意識有著個人的內在邏輯。再比如小說中的二里半私心更多，他不舍得他的羊，但在小說的最后，“二里半的手，在羊毛上惜別，他流淚的手，最后一刻摸著羊毛�！倍�里半終于克服了個人意識，走上了抗爭的道路，他的覺醒是艱難的，也是深刻的。惟其如此，才更真切，才更動人。

　　現代民族意識是民族覺醒的前提，沒有民族意識，也就不會有抗日戰爭及其勝利。民族意識的覺醒是艱難的，《生死場》生動地描繪了這一過程。在這里，我們也應該強調，文學在現代中國民族意識的覺醒中起到了獨特而重要的作用，像《生死場》不僅描述了民族意識的覺醒，而且這一小說的寫作、出版、傳播本身，也是現代民族意識宣傳與社會動員的一部分。

　　在紀念抗戰勝利70周年的今天，重讀蕭紅的《生死場》以及其他優秀的抗戰小說，我們可以看到民族意識的覺醒是如何艱難，也可以看到抗戰的最終勝利是如何來之不易。只有認識到抗戰的艱難、慘烈與曲折，才能更深刻地理解我們的先輩是在歷史絕境中突圍，才能更深刻地理解抗戰勝利對于中國的偉大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