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惠芬最近出版的長篇小說《后上塘書》,講述了一個“歸來”的故事:農民企業家劉杰夫功成名就之后通過土地流轉和開發礦山的形式回到家鄉,繼續擴大自己的資本積累,這一身份所蘊含的特殊能量使其大有“君臨天下”的感覺。不管是有意無意,所有的親屬、鄉親甚至官場都在某種意圖的驅使下環繞在他的周圍。但妻子的意外死亡和尋兇過程,卻揭露了其光鮮背后的殘酷、冷漠、荒唐甚至血腥的發家史、奮斗史。作者對這一歷史過程進行了深沉的審視和剖析。同時,我們也看到,劉杰夫的發家史、奮斗史不僅僅是一個人的,是在個人和眾人相互交織、相互糾纏的合力中完成的,每一個圍繞在他周圍的外在因素都可能成為強力的推手。這使這部作品在復雜性、象征性等方面獲得了比此前其他作品更有厚度的張力。
疼痛和掙扎是這部作品帶給人們的最鮮明的閱讀體驗,當然也可能是作者所要正面呈現的。一方面,劉杰夫們在個人奮斗的過程中,奔波和沖撞在社會的各個領域并撕扯出一個又一個裂痕,像一只用久了的輪胎,幾乎從未有人去療救和撫慰,這使疼痛自始至終都存在著,它刺激著人們的神經并悄無聲息地抑制著人們的呼吸。在徐蘭死后,劉杰夫所收到的一封接一封的匿名信(實為徐蘭的姐姐徐鳳所寫)中所述的各種事項都是這種裂痕的表征。另一方面,小說中所呈現的情境也使每一個人置身其內而糾結于各種復雜的關系中。在這里,朋友、親戚、妻子、鄉親甚至毫不相干的人都被羅織進去,彼此牽扯、串聯,然后向外蔓延,在掙扎中把人引入逼仄的現實。比如徐鳳與妹妹徐蘭、妹夫劉杰夫及外甥劉子健的關系,劉杰夫面對故舊鄉親和資本積累間的關系以及徐蘭與丈夫之間的關系等。
這一主題其實在孫惠芬此前的創作中經常出現。對此,中篇小說《致無盡關系中》已有全面思考,在《生死十日談》中為此也提供了豐滿的血肉。到《后上塘書》,孫惠芬再一次把人在關系中的掙扎做了延伸性的補充。至此,可以說孫惠芬創作中的思考范式和邏輯體系已經建立起來。
不過,我們看到,在《后上塘書》中,孫惠芬不是止于對疼痛和掙扎的宣泄,而是要以此來實現她的批判和反思。孫惠芬是一位貼地行走的作家,在往來城鄉的過程中,她始終將天平的一端向故鄉傾斜,這使她近距離地、親人般地觀察鄉土社會成為可能。在小說中,她把親情、友情、鄉情放在欲望和追逐之火上炙烤,并在炙烤時達到批判的目的。比如徐琦(徐蘭的姐姐)一家,因為要依靠劉杰夫的公司生活,便對兇手是誰的問題態度曖昧;再比如,徐鳳的教師身份與其早年為劉杰夫的“罪惡”埋單行為之間的沖突等。這些都極其尖銳地刺破了我們對傳統鄉村的想象,在最緊密、最切近的層面上實現了對鄉村現代化進程中有關道德問題、倫理問題和文化問題的批判。
中國鄉村社會的最近30多年來,經歷了從熟人社會到半熟人社會再到無“主體熟人社會”的流轉。伴隨著這一流轉,鄉村人也完成了從不走到出走再到歸來的轉換,劉杰夫們正是這一流轉過程的積極實踐者、參與者。在這一進程中,附著于人的身上的文化屬性,比如倫理觀、道德感、義理秩序等悄然改變。在揭掉原有的溫情和裝飾后,人性中假惡丑與真善美一樣,都被盡情呈現。但這種呈現合理嗎?我們是否真的就需要一種被異化了的親情、友情和鄉情?劉杰夫們在經歷了不走、出走和歸來后,為此所付出的代價是否必須和值得?諸如此類,這是孫惠芬通過這部作品所著意和反思的。特別是通過批判和反思,實現了對所有人都進行道義審判的目的。審判鋒芒刺中內心,直抵底線。
當然,小說也描寫了劉杰夫們自身的傷痛以及在療治傷痛過程中如何站立起來,F實的堅硬和艱深可能會使我們每個人都有無力之感,就像小說的敘述者——飄浮在大地上空的游魂徐蘭一樣。孫惠芬的可貴之處在于,她始終在努力,她通過劉杰夫放棄了開采礦山行為、通過徐鳳那一封封直逼真相的信件來實現對這些主人公的拯救,最終使他們重獲新生。所有這些,讓這部作品充滿了堅毅和亮麗的色彩。
(《后上塘書》,孫惠芬著,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