晉察冀抗戰文藝在當代文藝創作中的價值實現(方偉)

　　在整個中國抗戰的歷史上，晉察冀抗日根據地作為華北抗日最前線發揮了重要作用，而晉察冀抗戰文藝，則在血雨腥風的戰場上譜寫下凸顯民族精神的史詩篇章。

　　晉察冀抗戰文藝的崇高感和崇高美，應該成為今天文藝創作實踐和理論體系建構的審美基石。

　　自古以來中華民族便是具有無比強盛生命力的民族，在中國傳統哲學觀念中，也形成了一種追求心靈超越的精神取向。晉察冀抗戰文藝，正是通過表現抗戰軍民可歌可泣、艱苦卓絕的斗爭，使這種生命力和精神取向渾然交匯一處，生成了巍然挺拔、波瀾壯闊的崇高感和崇高美。今天，文藝創作實踐因著社會環境的諸多變化，有著多樣化、多向度的存在，并與新媒體技術和互聯網手段結合起來，產生了很多新的、豐富多彩的文藝樣式。但是，我們不得不承認，就其整體的思想情感蘊涵和人文價值來說，今天的文藝創作普遍缺乏崇高感的深入灌注和崇高美的優雅呈現，在一些時候，淺表化、粗鄙化、低俗化和極端的個人化占據著精神價值的建構高點。

　　1937年11月，晉察冀軍區成立。值得注意的是，晉察冀抗戰文藝自一開始，就與文化教育運動在根據地的廣泛開展緊密相連。這在精神內里上，應該是中華民族生生不息的人文精神深厚純粹的體現。晉察冀抗戰文藝，正是由這種生生不息的生命力，形成了它崇高感與崇高美的精神基礎和人文根底。攝影記者羅光達創作于“百團大戰”期間的作品《英勇衛士》，是一幅充分表達抗戰軍民旺盛生命力和堅強不屈民族精神的標志性作品之一。這幅作品以生命感、生命力的頑強存續，形成了生與死、存在與毀滅的扭結博弈，而最后的結果無疑是生超越了死、存在戰勝了毀滅。當下，文藝的發展道路確實面臨著種種新的挑戰。但是，其中最為根本的，還是當下的文藝在精神價值取向上，缺乏對中華民族最為基本的精神審美的開掘和把握。雖然今天人們的審美趣味不盡相同，但是，文藝作品與接受者之間，自始至終都存在著對應與交流的關系，存在著互為感應和相互促動。當然，晉察冀抗戰文藝的崇高感、崇高美，在今天文藝創作中的價值實現，絕不應該也不只是“拿來主義”和生搬硬套，這里必然要有與時俱進的精神價值融入和“春雨潤物”般的精神價值涵化。崇高感、崇高美應該成為今天先進文化建設的審美基石；而獻身精神的弘揚、生命力的奔涌，在今天的文藝實踐中是人們對自身價值與社會身份的認知與表現，也體現在社會生產勞動實踐之中。崇高感、崇高美，可能更多的是人們自身奮斗的價值確認，是個人社會生活方式的選擇和對日常生活的態度；文藝作為社會精神文明的一大組成部分，應該在人們的精神歷練和心性修養的過程中，營造一種積極向上、奮發進取、審美趣味健康的人文精神氛圍，而崇高感的生成與崇高美的呈現，則可以影響人們的情感方式、心理態勢和價值取向，從而實現對這一精神特質的認知目的。

　　晉察冀抗戰文藝的創新和創造精神，應該成為今天文藝創作主體在情感心理上的自主訴求。

　　在晉察冀這片熱土上，抗戰文藝的開展自始至終都充滿著大無畏的革命激情和強盛的主體能動創造力。在內陸貧困山區戰時的特別條件下，抗戰文藝工作者釋放著不畏生死、戰勝物質困難的精神能量，他們宣傳抗戰、記敘歷史，創造出了一個又一個文化奇跡。激情與創造，成為晉察冀抗戰文藝特定的精神價值之一，這不僅表現在文藝的具體內容與形式上的開拓創新，還突出地表現在一些具體的藝術門類與作品物質生成條件的創造上，具有廣泛、深入的內在知性。

　　自西北戰地服務團1938年12月進入晉察冀抗日根據地后，晉察冀文藝工作者以“街頭詩運動”代表人物田間為引領，表現出了抗戰詩歌前所未有的創作激情。我們知道，“五四”新詩主要是作為文學進步青年的精神戰斗的利器，并未廣泛、深入到勞苦大眾之中，所以新詩的“街頭化”“墻頭化”，實際上是詩歌這一藝術形式與廣大抗戰軍民具體、實際的結合，形成了既有宣傳戰斗意義，又有藝術美育作用的文藝現實�！稌x察冀畫報(創刊號)》1942年7月成功印制，這在抗日根據地、國統區均引起較大轟動。1944年12月15日，重慶《國訊》的一篇文章中說，《晉察冀畫報》“清晰而秀麗的圖片，比之于戰前在上海出版的最好的畫報也不遜色”。今天看來，晉察冀抗戰文藝的激情與創造，應該是一種本體的價值判斷和心靈抒發，它的力量源泉，顯然是建立在國家、民族、軍民抗戰基礎之上的。這對于今天的文藝創作來說，無疑具有啟示意義：激情與創造應該成為當下文藝創作實踐的一種本質和主體的自身認知，如果普遍缺乏這一點，文藝創作實踐的發展繁榮就有可能產生精神阻遏，即便是有一定的激情與創造，也極有可能會發生創作結果的價值變異乃至嚴重功利化；在文藝創作實踐中，激情與創造應該是多方面、多向度的，創作個體自我的開掘與抒發，往往有著強烈的個體認知和判斷，但對于社會精神文化的發展來說，只要能夠在積極向上、豐富多彩、生動有趣的條件下，為人們提供多方面、多向度的精神“食糧”，都可以說是激情與創造的實踐與結果——今天的激情與創造，當然應該不盡是簡單和純粹的，它也有著諸多層次的價值認知、情感判斷和心理取向。

　　晉察冀抗戰文藝的大眾性，應該為今天文藝創作實踐的大眾性提供更多可能性。

　　晉察冀抗戰文藝的大眾性，是由戰時文藝的特性所決定的�？箲饘ξ乃嚨囊�求，可以是近乎單一的啟蒙性、宣傳性、戰斗性和鼓舞性，抗戰文藝應該最大限度地為廣大抗戰軍民所認知和接受，并盡可能地內化為每一個人的精神“武裝”。同時，抗戰文藝工作者自身對戰斗環境和戰爭條件的認識理解，也應該上升到與抗戰精神相知相守、與廣大軍民同呼吸共命運的思想高度。今天的文藝，在作品的接受層面和對社會生活的認識上有了諸多質的變化，除了承載一定的社會功能和責任，還可能是創作者自我的心靈呈現與情感抒發，也可以是個人化地觀照經濟社會的發展。但是，我們依然能夠從晉察冀抗戰文藝的大眾性和創作者自身應和時代的要求上，看出能夠運用于當下文藝創作的精神啟示和認知價值。

　　1940年3月2日的《抗敵報》曾發出“把藝術交給大眾”的呼吁。自晉察冀軍區成立到1945年9月軍區機關進駐張家口為止，曾經在晉察冀工作、戰斗過的文藝工作者，如成仿吾、鄧拓、周巍峙、田間、孫犁、楊朔、魏巍、梁斌、楊沫、管樺、徐光耀、沙飛、凌子風、崔嵬、胡可等等，都在以種種文藝形式為抗戰服務、為軍民服務，進行著把“藝術交給大眾”的創作實踐。而對于晉察冀抗戰文藝的大眾性表現，除了文藝工作者的主觀努力和自身要求外，還有就是廣大軍民對抗戰文藝實踐的廣泛參與，這形成了一個創作主體與接受群體相互促進的文藝價值鏈條。

　　1941年春，冀中區黨委發起了“冀中一日”寫作運動，要求抗日根據地軍民拿起筆，記錄5月27日這一天的戰斗、工作、學習和生活感受。這一寫作運動，共收到稿件5萬余篇，經40位編輯4個月的工作，才初定了3500篇作品。實際上，這一寫作運動已經成為一場傳播廣泛的群眾文化教育運動。所以，晉察冀抗戰文藝的大眾性，是與廣大抗戰軍民的積極參與分不開的。正因為如此，晉察冀抗戰文藝的大眾性，對當下的文藝創作實踐表現出“貼近實際、貼近生活、貼近群眾”的價值借鑒作用——一是必須充分認識到文藝創作在今天的社會文化語境下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因此，抗戰文藝大眾性的單一、樸素乃至粗糙，顯然已不能適應今天社會文化發展的要求，但與此同時，創作主體的大眾性要求與廣大群眾對創作主體實踐的介入和改變，在今天仍然值得重視和認真思考；二是文藝的大眾性應該是針對目標接受群體來提供他們能夠喜聞樂見的內容與形式，要去滿足不同群體、不同階層、不同區域人們對文藝的不同需求；三是人們對文藝實踐的參與，特別是進入互聯網時代后，文藝創作主體的創作實踐，可能會變得越來越具體、越來越現實；四是晉察冀抗戰文藝的大眾性正是廣泛、深入地對廣大抗戰軍民精神與情感的審視與熔鑄，而今天的文藝也應該主動應和時代的要求，持續關注人們的精神文化需求，去探知他們無比豐富的內心世界和心理情感，去挖掘他們共同的精神理念和價值觀念，從而把握社會總體發展的歷史潮流。

　　文藝是時代前進的號角，最能代表一個時代的風貌，最能引領一個時代的風氣。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文藝的作用不可替代，文藝工作者大有可為。在紀念抗日戰爭勝利70周年之際，我們對晉察冀抗戰文藝的精神價值特質進行理性思考，尋求它能夠結合和運用于當下文藝創作實踐的價值和意義，使得晉察冀抗戰文藝精神價值成為今天文藝事業不斷發展繁榮、不斷創新推進的一股源泉和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