鄉土的余溫——評馬金蓮的小說創作(邵 部 孟繁華)

　　在當下文學格局中，馬金蓮是一個特殊的存在。面對馬金蓮的創作，“80后”、女性文學等駕輕就熟的概念是沒有意義的。這位來自于寧夏西海固的青年作家，用回族女性隱忍的目光審視著屬于她的那片土地，講述著鄉村中國剩余的故事。她不依賴炫目的現代小說技巧和“望鄉”式的寫作姿態，而是用平實的文字將個體經驗和鄉間故事轉換為充滿溫情的文學表達，再現了鄉村社會中的超穩定文化結構和現代化浸染下的鄉土嬗變。在鄉土文學從百年中國文學中的主流地位旁落的當下，馬金蓮的文字讓我們再次感受到了鄉土中國的情感溫度，而這也注定了只能是鄉村文明光焰將逝的余溫。

　　回族鄉村的超穩定文化結構

　　西海固是馬金蓮的文學地標，它之于作家，意義不啻莫言的高密東北鄉和賈平凹的三秦大地。面對這一文學地理版圖，馬金蓮回溯到歷史的縱深處，通過村民應對饑荒和權力關系的行為、心理方式，揭示出流淌在鄉村中國最底層的超穩定文化結構。

　　所謂“超穩定文化結構”是指“在中國鄉村社會一直延續的鄉村的風俗風情、道德倫理、人際關系、生活方式或情感方式”。由于馬金蓮所處的社會群落是深受伊斯蘭教教義影響的民族共同體，與主流的傳統鄉村社會所因循的儒家倫理截然不同，宗教是回族想象自我的基石。這就在另一種價值體系的觀照下，為中國鄉土社會超穩定文化結構的再發現提供了新的可能和表達對象。

　　從這一價值立場來看，《老人與窯》可以視為鄉村超穩定文化結構對于權力關系的勝利。在五六十年代的農村運動中，“大養其豬”曾為中央所倡導，在全國范圍內推廣。而豬卻是回民的禁忌，當從外地調來的唐隊長不顧回民的生活禁忌，為了響應運動的號召而強迫各家各戶養豬時，回鄉中的超穩定文化結構就與權力關系發生了激烈的矛盾沖突。唐隊長是素為村民畏懼的威權人物，在村民眼中，他是國家權力意志的化身。而此時的宗教處于被壓抑的地位。這場力量懸殊的角逐最終的結果，卻是宗教信仰和文化傳統憑借民間的力量以潛在的對抗方式取勝。面對外部壓力，形成于回民傳統的文化結構依舊占據了民間的話語空間。它是如此穩定和富有力量，以至于在饑餓到每日只能以一個洋芋果腹時，“我”還是會本能地拒絕漢族羊倌烤食的鳥肉。作為阿訇的老瘋子才會對自己與唐隊長的妥協愧疚不已，只有在“我”不斷的誦經中才能減緩心靈的痛苦。規訓和懲罰機制使得傳統鄉村社會中的精神價值只能以潛流的方式存在，但這一潛流卻具有持久、強大的超越力量。

　　馬金蓮對于超穩定文化結構的再現還通過饑荒年代時鄉村溫情展開。西海固位于寧夏南部的黃土丘陵地區，有著極為惡劣的自然環境，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斷定為“不具備人類生存條件”的地區。如非有切膚的饑餓體驗，作家很難用如此平實卻又真切的文字書寫出人類對于饑餓的感受。在以殘酷的饑荒書寫再現凋敝的鄉村圖景時，馬金蓮并沒有美化苦難，為受難者正名的政治訴求。她秉持去政治化的態度，將宏大的歷史主旨置于小說敘事之外，著力于發掘饑荒之際的人性溫暖。

　　馬金蓮筆下并不乏殘酷的饑荒書寫。在莫言的《豐乳肥臀》中，為阻止饑餓的人們偷食，母親同其他婦女被戴上了籠頭像牲畜一樣勞作�！陡赣H的雪》中也有這樣一處情節：生產隊隊長為了制止播種時偷吃種子的行為，甚至采取了將尿摻在其中的辦法。這些非人的舉措顯示了饑荒歲月時個體遭受的屈辱。然而這并不是作家書寫的重點。作家藉此經由饑餓體驗打通了西海固的歷史和現實。在將饑荒日�；�、主體化的同時，馬金蓮關注的是人的應對方式及在其中的情感體驗，展現饑荒之際的人情與人性。在極端困難的日子里，巴巴、二娘、母親都以各自的方式給予“我”生存的可能。尤其是與“我”沒有血親的新大，大愛至隱，在看不到的地方默默地給予溫暖。人的自尊、責任以及人際間的溫情讀來感人至深，讓我們看到了回族民間的情感溫度。

　　換個角度來看，面對強權和饑荒中的非人道因素，敘述中作家并沒有表現出其他此類作品中常有的義憤與激烈，反而在女性溫婉的敘述中發掘植根于民族傳統的鄉土溫情。在諸如《堅硬的月光》等文本中，回族女性隱忍的品格被演繹到了極致�；蛟S在回族鄉間，這種品格即是作家延續傳統對于鄉土女性應有的美德的認定。無疑，作家對此是認同的。依此來看，在當下文化語境中，作家自身認同的，以女權觀點來看略顯陳舊的女性觀念也可視為鄉村超穩定文化結構的體現，與作家的敘述本身共同構成了認知鄉土社會的路向。

　　現代化進程中的鄉土嬗變

　　能夠顛覆鄉村超穩定文化結構的力量并非來自于外部的政治壓力，而是在現代性的詢喚下，鄉村文明內部的精神裂變�，F代性是不可阻擋的歷史趨勢。鄉村文明的崩潰和城市文明的崛起已成無可爭議的事實。這也促成了中國鄉土文學在百年敘事傳統中的又一次新變。對當代文壇保持關注的讀者不難發現，書寫鄉土社會在現代化進程中的嬗變業已成為當下鄉土敘述中的主流。這其中既有關仁山的《日頭》這種反映鄉村文明崩潰的作品，也有李洱的《石榴樹上結櫻桃》這類表現全球化語境下鄉村文明現代境遇的文學表達，還有諸如梁鴻《中國在梁莊》的非虛構文本。至于賈平凹、周大新、劉慶邦等一批活躍在文壇前線的優秀作家更是持久地關注著變革時期的鄉土社會。這為我們審視馬金蓮的鄉土敘述提供了有效的參照系，也對作家的創作構成了挑戰。

　　以歷時性的文學傳統和共時性的文學場來看，馬金蓮的文學創作不失其獨到之處。大多數作家的鄉土敘述普遍是在離開鄉村之后，對鄉村歷史和現實的回憶或觀察。他們在城市享受著現代化的成果，并將城市所代表的現代文明作為觀照鄉土中國的價值立場。據此，他們的鄉土敘述能夠在與城市的對話中展開，卻也因為與鄉村生活的距離，無法細膩地感受現代性對鄉村的侵蝕。馬金蓮卻得益于以鄉村文明崩潰親歷者的視角，補足了這一鄉土敘述中的晦暗地帶。迄今為止，她的生活經歷都扎根于鄉土之中，甚至有幾年的時間純粹是以普通鄉村婦女的身份生活。因此，馬金蓮的鄉土敘述有效地祛除了“代言人”身份的虛妄性，將鄉村從被言說的對象變成了言說自我的主體。切近于鄉土社會的立場一方面使她的鄉土敘述缺乏城市文明作為背景，另一方面卻也使她能夠敏銳地體察鄉村的精神價值正在發生的變化，并經由日常生活這一敘事空間，在細微處展現鄉村文明和現代性的碰撞。

　　《項鏈》是一篇十分巧妙的短篇佳品，講述的是麥香出嫁時因彩禮引起的風波。突然回鄉的麥花使本已談定的婚事頓起波瀾。麥花是麥香的姐姐，早年出嫁新疆——這個在東部地區看來需要對口援建的邊疆之地，卻是西海固想象城市文明的載體——現在已經出落為“富態臃腫高貴優雅”的婦人。城市化了的麥花告別了鄉村傳統，也在鄉村事務中占據了話語權的優越地位。在她力主之下，麥香最終獲得了金項鏈，卻也在婚后生活中成為麥香與婆家難以彌合的裂痕。作為城市文明思維邏輯的產物，項鏈在麥香生活中的境遇暗示了現代性在鄉村現實中的水土不服�！渡嵘帷穭t通過一次意外的車禍展現了金錢對民間超穩定文化結構的震蕩。舍舍是馬金蓮理想的女性形象。她利索、俊美，既能在田間地頭勞作，也是庭院里的能手。更重要的是她能夠在“年輕人都效仿城里人，厭棄山里保留的回民頭飾”時，遵循教門上的傳統，始終堅持佩戴頭巾。她的身上搖曳著傳統回民鄉村社會認可的女性高貴品格的光輝。然而，丈夫黑娃的意外事故卻考驗著鄉間的倫理秩序。面對不菲的賠償款，在公婆那里，老年喪子的人生劇痛轉瞬就化為對美好生活的想象。對愛情堅貞的舍舍卻被娘家人視為“瓜女子”。文本最后，在村民講述中，舍舍終于“摘了帽子，取下蓋頭，把頭發燙成卷兒，波浪一樣披著，據說，那樣子，遠遠比戴著蓋頭洋氣”。然而，村民及其背后的作家卻無奈嘆惋“還是原來那個戴著綠蓋頭的舍舍好看些，才是大家心里真正的舍舍”。

　　可以說，在馬金蓮筆下，現代性與鄉村超穩定文化結構的沖突是清真寺喚禮拜用木梆子還是電喇叭的沖突，也是在家長里短和針頭線腦中的沖突。一條項鏈、一方頭巾，這些看似無關緊要的細節卻奏響了鄉村文明崩潰的序曲，冷卻了傳統價值倫理的脈脈溫情。

　　作家的兩難

　　對鄉土的現實變革有切實感受的作家，在書寫當代鄉村境遇時，幾乎都陷入了兩難境地——一方面是作家充滿眷戀的鄉村文明，另一方面是具有歷史合目的性、不可阻擋的現代性，馬金蓮也面臨著同樣的兩難處境。

　　無疑，馬金蓮的情感天平是傾向于鄉村的。對饑荒年代的追述寄托了馬金蓮對傳統鄉村的認同。這是有情感溫度的鄉村。不論是民族、宗教還是歷史傳統的規約，這些對村民做出行為規范的準則最終都歸源于愛。而在現實境遇下，現代化在豐富鄉村物質生活的同時，其弊端也暴露無遺。鄉村解決了饑荒的困擾，道德秩序卻悄然崩塌，人與人之間的愛的倫理準則被金錢的實用準則取代。于是，作家一方面欣喜于現代鄉村的物質富足，另一方面卻又緬懷逝去的孕育于傳統鄉村的精神價值。所以，在文本中我們看到，面對那些在歷史上經受了苦難和人情考驗的人物時，馬金蓮總是將現實簡單化、理想化為超穩定文化結構的延續，以此對他們的苦難予以補償。如《長河》中的穆薩爺爺，他在“社教”運動和饑荒時的義舉是作家賦予他在現實中備受崇敬和物質富足的資本。而在另外的大多數文本中，隨著生活富足而來的恰恰是對穆薩爺爺所代表的那一套價值體系的解構力量。在某種程度上，這可以視為作家在前現代文明立場上對現代性的拒斥。

　　馬金蓮就在這種兩難處境中猶疑和矛盾。有時她可以深入到鄉村文化肌理的深處，挖掘出其中的超穩定文化結構。通過《長河》《賽麥的院子》《堅硬的月光》等一系列文本，其他讀者經驗之外的，回族鄉間的生死觀、生育觀以及婦女的生活倫理得到了文學化的呈現。這種對回族傳統鄉村價值的再發現，在當下文學創作中無疑具有重要意義。另一些時候，她卻不免將傳統鄉村社會道德化，以二元對立的模式敘述鄉村的歷史和現實�！犊趩尽坊蚩伤阕鞔朔N思維模式下的失敗文本。在大伯講述爺爺遺愿的過程中，新一代的市儈、世俗處處與老一代的善良、感恩對立，將后者始終襯托在道德的制高點上。作家又通過大伯之口發出了“不像現在那么心眼兒多，老古時人都直得很”的感嘆。這就不免帶有道學說教的痕跡，文本的藝術性由此大打折扣。同時，這也將現代鄉村所面臨的復雜問題簡化為了道德問題，仿佛只有經由回歸傳統一途才能解決現代社會面臨的精神危機。如何在這種兩難困境中突圍，處理好情感認同與鄉土現實之間的矛盾是馬金蓮在日后創作中不得不正視的問題。

　　另外，馬金蓮的鄉土敘述大多來源于日常生活中的個體經驗。她寫作的成就來源于作家與鄉土生活的零距離，而寫作卻在逐漸將作家推向城市的懷抱。作家的生活世界和意圖與要表現的文學世界注定將漸行漸遠。這就決定了作家還需要嘗試站在新的價值立場和觀察視角上，燭照鄉土社會，更新創作資源。這也是作家未來創作中不得不面對的一個挑戰。在未來的日子里，我們期待馬金蓮能夠帶來更為優秀的文學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