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別人”的生活、歷史與其他(郭艷)

　　作為永遠生活在別處的現代人，靜看與閑聽都成了惘然若失的鄉愁。當我們無法置身于生活之外，又久遠地生活在別處的時候，人就帶著某種難以言傳的宿命感奔向所謂的文明與進步。

　　須一瓜《別人》(《人民文學》2015年7期)有別于非虛構對于社會生活問題直陳式的主觀記錄，而是用女記者龐貝的個人化視角去直面醫患、食品安全等社會問題，打量日常生活中自我與他者、個體與群體、現實與體制之間的吊詭、裂縫與滲透。于懷岸《原路返回》(《山花》2015年7期)是從老年人個體的角度去反思現實生活中如何“向死而生”的問題，老杜曾經感嘆 “親朋無一字，老病有孤舟”，1200年之后，面對著失落精神寄托的老病生活，中國老人們無力地抵抗著死亡黑暗的誘惑。弋舟《我在這世上太孤獨》(《美文》2015年3期)通過訪談形式，揭示了當下幾類空巢老人生活上的孤苦無靠或精神上的孤獨無依。與此同時也必須提及，中國社會尊老養老的文化品性依然具有廣泛的社會影響力，更多的中國父母在天倫之樂的俗世生存倫理中找到了生命的精神內核和情感寄托。中國社會現實生存有著太多“問題”，在文學作品中如何“呈現問題”就顯得極其重要，作家非虛構文本所提供的真實也僅僅是記錄、觀察或采訪對象某一個維度的真實。

　　現實和歷史是扭曲糾纏的雙面透視鏡。雙雪濤《平原上的摩西》(《收獲》2015年2期)通過歷史之流中一個個體的敘述，呈現出當代社會幾十年的社會變遷和人物命運的叵測難料。小說通過對人性向善和堅韌的鋪敘，試圖抵達對于暴力和苦難的洗滌與消解，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復歸了1980年代人道主義的文學傳統，又有著中國古典美學中哀而不傷的韻味。張生《穿人字拖的少年》(《山花》2015年7期)無疑在轉述的歷史情境中加入了當下中國人的精神狀態，人物雙重身份的敘述又提供了寫實基調上的不可靠敘述，由此文本具有了某種先鋒性的敘事策略。平靜語調中歷史和人性的反思呈現在最后對于自我的坦誠揭露上。懺悔意識與無可奈何的淡漠態度混雜難辨，這在相當大的程度上賦予小說更多的開放性。

　　人性在東西方文化中都有著驚人的相似性，蔣在《街區那頭》(《山花》2015年7期)敘述了一個孩子和自己父親之間的種種糾葛，在無愛的親情之間，延展著一系列波痕和傷害，而最終的結尾則給卡拉的精神帶來致命的打擊。從諜戰敘述開始，中國作家更側重于從非典型性人物的角度來寫地下工作者。劉躍利《絕境》(《當代》2015年4期)中敘述了和黨失去聯系的地下工作者沈雅璇獨自撫養兩個不同身份背景的孩子(一個是叛徒的兒子，一個是烈士的兒子)，小說通過沈雅璇良善人性解構了宏大主流意識形態對于個體生命的侵蝕，在堅硬如鐵的政治年代依然在罅隙中頑強生長著柔軟的生命與情感。陳繼明《芳鄰》(《十月》2015年4期)重新書寫了當下鄉土社會中的“懶漢”灰寶，灰寶是個失敗的人，然而作者卻給予這個人物足夠的理解與尊重�！度嗣裎膶W》2015年7期“科幻專輯”集中刊發了劉宇昆《人在旅途》、陳楸帆《巴鱗》、寶樹《墜入黑暗》，同時配有宋明煒的評論文章《未來有無限可能》。華語科幻文學異軍突起，在相當寬泛的意義上賦予中國當代文學闊大遼遠的宇宙意識和對于現世生存本質的深刻反省。人類文明在光速、超光速的宇宙旅行中顯示出孱弱又執著的光亮。

　　西川《從寫作的角度試談中國想象之基本問題》(《十月》2015年4期)從東西文化開闊視域觀照中國當下寫作及其對于中國經驗的敘事，闡明了中國與“china”、“Chinatown”皆不一樣，中國是一種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