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藝未竟的事業(陳福民)

　　今天的音樂課(漫畫) 　　徐鵬飛

　　從“九一八”出發，中國人民的抗日戰爭，不僅是軍事戰爭，也是創造一個現代國家的艱難而偉大的歷史進程。記述和揭示這一歷史進程，是今天的作家藝術家所要肩負的責任，也是中國文藝未竟的事業

　　與“盧溝橋事變”“八年抗戰”相比，1931年的“九一八事變”同樣婦孺皆知、刻骨銘心。相信很多人，特別是北方人，自幼習唱的第一批歌就有《松花江上》——“我的家，在東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森林煤礦，還有那滿山遍野的大豆高粱……九一八，九一八，從那個悲慘的時候……”但在中國現代史的講述中，它卻一直是一個難言的隱痛。不但“九一八”如此，更包括1904年發生在中國領土上的“日俄戰爭”及其導致的嚴重政治經濟后果，都在中國當代文藝書寫中“忍痛含憤”、欲說還休。

　　從1937年的全面抗戰爆發，向前追溯到1931年9月18日，這整整六年里，中國發生了什么？歷史告訴我們，在國民政府治下，東北軍奉行“不抵抗主義”，全部退入關內。黑吉遼三省淪陷，隨后熱河淪陷，華北大面積淪陷。日本帝國主義通過無恥的武裝侵略，強行掠獲了中國的大片領土，并像老牌帝國主義在幾個世紀前對拉丁美洲、非洲所做的那樣，悍然在20世紀對中國東北實行了野蠻的殖民統治。

　　這才是我們今天了解“九一八事變”之性質的關鍵入口，不僅如此，它在一定程度上還昭示了這個動蕩乾坤的很多真相。在一個號稱理性、文明、日益昌榮的世界的另一端，一場沿用舊世界模式的赤裸裸的殖民征伐，正在強加給一個無辜的文明國度。而這個被侵略、被蹂躪、被殖民的國家與這個世界的關系，卻像魯迅在《友邦驚詫論》中所形容的，“日本占據了遼吉，南京政府束手無策，單會去哀求國聯，而國聯卻正和日本是一伙”。以至于在文末，魯迅激憤不已地諷刺道：“‘友邦人士’，從此可以不必‘驚詫莫名’，只請放心來瓜分就是了�！痹谶@里，魯迅對于“瓜分”的憤怒指控無疑道出了這個世界某種令人沮喪的事實。

　　寫于1931年的《友邦驚詫論》，是中國現代文學反映“九一八事變”最早的文本之一。如所周知，在魯迅的雜文中，以“丟了東三省”為題引的文字還有很多處，表明對國家民族的關切始終是中國現代文化的題旨之一。在文學史上，魯迅與蕭紅、蕭軍的關系始終是人們津津樂道的一段佳話，但是兩個20出頭又陌生的青年寫作者的一封求助信，立刻令魯迅做出予以接納和幫助的決定，這顯得很不尋常，僅僅用“急公好義”“熱愛青年”來解釋似乎難以完全令人信服。如果從上述“九一八”的視角去看，魯迅對他們的關愛是否也包含著心系東北淪喪國土與人民的民族主義情懷在內呢？

　　在這個意義上，“九一八”既是一場空前的民族災難和屈辱，也是對一個民族國家覺醒所提出的現代歷史要求。在1931年之前的歲月，中國是喑啞無聲的，不僅在列強的堅船利炮前瀕臨崩潰，更在面對整個現代世界擴張性的喧囂時既聾且啞、舉措失當。這種“無聲”的狀態，指向一種文明斷裂之后的民族不適應癥，曾經令無數仁人志士憂憤深廣，也是深刻刺痛魯迅并促使他走上文學道路的原因。它是“吶喊”的反面，更是一種創傷性的痛苦經驗。當知識分子開始奔走呼號、同氣相求的時候，無聲的靈魂漠然以對，構成了一個民族邁向現代之路的致命障礙。中國血淚橫流的近現代史，正是從打破這死寂“無聲”開始的。一如《義勇軍進行曲》所吁求的那樣，中華民族需要發出“最后的吼聲”。

　　從1931年到1937年的整整6年中，內外交困的國民政府沿襲著傳統國家的思想方法，把“救國”僅僅當作政府的事情而未能進行及時有效的民族動員，東北淪陷長達6年間孤懸一隅，似乎與政府毫不相干，“只有幾個學生上幾篇呈文”。由于得不到國家層面從軍事、經濟到輿論的真正支援，同期東北各路義勇軍、救國軍乃至東北抗日聯軍所代表的中國人民的奮起抵抗迅速土崩瓦解。馬占山出走蘇聯，楊靖宇、趙尚志、趙一曼艱苦卓絕孤軍奮戰英勇犧牲。這些可歌可泣的人，以自己的血肉書寫了中國現代民族國家覺醒的英雄史詩。

　　在“盧溝橋事變”標志的全面抗戰爆發之前，這個國家已經悄然唱響了現代中國之歌。那是由孫銘武、孫銘宸的《血盟救國軍軍歌》、張寒暉的《松花江上》、李兆麟的“火烤前胸暖，風吹背后寒”以及后來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的《義勇軍進行曲》所構成所弘揚的。這些不惜犧牲血肉之軀譜寫的民族之聲，開啟了民族自覺自救的現代之路，是一場真正的徹底的全民族動員的現代戰爭。從“九一八”出發，中國人民的抗日戰爭，不僅是軍事學意義的戰爭，也是掙脫原有的封建生產關系和傳統國家框架進而創造一個現代國家的艱難而偉大的歷史進程。離開這場戰爭，就談不上全民族動員這個必要的歷史功課，進而也就無從談起現代民族國家的開啟。記述和揭示這一歷史進程，是今天的作家藝術家所要肩負的責任，也是中國文藝未竟的事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