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筆墨救國 挽救民族危亡——《學者的責任》有感(楊宗元)

晏陽初

胡適

梁漱溟

　　在民族生死存亡的緊要關頭，知識分子的責任尤為重大�！秾W者的責任》一書精選近現代知名學者和思想家，如梁漱溟、胡適、錢端升、馬相伯等在抗日戰爭期間有關抗戰和反法西斯的書信、通電、演講和文章，生動體現了國難當頭之時，中國學者同仇敵愾，反對戰爭、爭取和平，為民族振興鼓與呼，反映了中國學者的使命意識與責任擔當。

　　一

　　“九一八”事變后，東三省淪陷，外敵壓迫空前嚴重，而蔣介石實施“攘外必先安內”政策，消極抵抗，一味退讓，領土主權任人踐踏。在國家遭受野蠻侵略，民族面臨生存危機的背景下，中國學者表現出了空前的團結與一致，不分黨派，不分學派，不分領域，奔走呼號宣傳抗日。

　　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時，馬相伯已屆91歲高齡，他為抗日救亡奔走呼號，發表《為日禍告國人書》，主張“立息內爭，共御外侮”。自1932年11月起，他連續4個月發表了12次國難廣播演說，還先后發起組織江蘇國難會、不忍人會、中國國難救濟會和全國各界救國會等愛國救亡團體，被公認為救國領袖、愛國老人。很多學者奔赴各地演講，宣傳抗日。如丁文江在燕京和協和兩所大學的演講《抗日的效能與青年的責任》中，諄諄教誨青年，要以十二分的努力，了解近代國家的需要，養成近代國民的人格和態度，學會最低限度的技能。而對于受高等教育的青年，要做改造新國家的預備工作，是受高等教育的青年唯一的責任！陶行知也于1936年5月間在各地演講宣傳抗日，《怎樣才能粉碎日本的大陸政策》《中國的出路》等就是他在中山大學、南寧市中學的講演。

　　辦刊也是學者宣傳抗日的重要渠道。各種宣傳抗日救亡的刊物如雨后春筍般涌現，鄒韜奮主編的《抗戰》月刊，上海救亡協會的機關報《救亡日報》，胡風主編的《七月》等為全民族抗日救亡的興起，起到巨大的推動作用。甚至學術性刊物也承載了抗日救亡的使命。愛國學者、著名史家顧頡剛于1934年發起組織“禹貢學會”，創辦《禹貢》半月刊。創刊不久，顧頡剛痛感民族危亡、國土淪喪，將研究重點由古代地理轉向邊疆地理，目的在于宣示疆域，昭告世人，中華國土不容覬覦。

　　還有很多學者用戲劇、音樂、繪畫宣傳抗日救國。夏衍、于伶等百人集體創作演出的大型話劇《保衛盧溝橋》、郭沫若的《屈原》和《棠棣之花》、張寒暉的《松花江上》、麥新的《大刀進行曲》、田漢聶耳的《義勇軍進行曲》等作品極大地鼓舞了抗日救亡的熱情與士氣。

　　二

　　在抗戰時期，廣大愛國學者不得不背井離鄉，顛沛流離，在敵機的頻繁轟炸中，既要忍受物質生活的艱辛，又要忍受儀器、設備的簡陋和圖書資料的缺乏，但他們仍舊堅守學者之道，把自己的才智和學識都奉獻在民族的抗戰和文化教育事業上。他們自覺地把學術研究與挽救民族危亡結合起來，把學術研究與對中國社會現實的關注結合起來，以所學報國。

　　在抗日戰爭中，《科學》雜志的創辦人、曾任四川大學校長的任鴻雋應蔡元培之邀，擔任中央研究院化學研究所所長，他因陋就簡，籌建化學研究所實驗館，使科研工作得以正常進行。在昆明鄉村躲避日軍空襲時，他還翻譯了W.C.D。丹皮爾的《科學史及其與哲學宗教的關系》一書。這是我國較早的一部科學史譯著，也是一部備受學術界重視和歡迎的著作。他諄諄教誨學生，“救國是我們的最高責任”“讀書即是救國，救國必須讀書”。

　　史學等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的學者自覺地將抗日救國作為學術研究的重要內容�！熬乓话恕笔伦儼l生后，傅斯年發憤著書，于1932年10月出版了《東北史綱》，針對日本學者“滿蒙在歷史上非中國領土”的反動言論，證明有史以來東北就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此書后來譯成英文，送交國際聯盟�！稏|北史綱》一書為李頓調查團報告書明確指出東北三省“為中國之一部，此為中國及各國公認之事實”起到了重要作用。

　　政治與外交領域的學者也將中日關系作為他們重要的研究課題。1936年元旦，錢端升撰文《論中日關系》指出，中日“親善之不可能”，必“置之死地而后生”，只有下犧牲的決心，準備作積極的抵抗。1938年10月，抗日戰爭已進入相持階段，錢端升的眼光已經超越當下的戰爭，論及中國外交的根本政策，強調我們需要一個目光遠大的外交政策，奮斗能解決民族目前之厄，但只有和平堪作長期的外交政策。

　　軍事家更是將中日戰爭作為必然的研究主題。著名軍事理論家陸軍大學校長蔣百里文武兼修，他與胡適共同創辦新月社，并與徐志摩結為至交，應梁啟超之約為其《近三百年學術史》作序，但在民族危亡的時候，他最終著力耕耘的仍是軍事領域，并以其卓越的軍事理論和軍事教育成就聞名于世。1937年初，蔣百里最重要的軍事論著集《國防論》出版，轟動一時，扉頁題詞是：“萬語千言，只是告訴大家一句話，中國是有辦法的！”

　　中國是有辦法的！中國的各界學者用自己的專業知識，為中國的抗戰，為中國的富強尋求解決的辦法，調動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等各方面的學術力量以筆墨救國，挽救民族危亡。

　　三

　　在日寇入侵、國土淪喪、民族危機十分嚴重的抗戰時期，要團結全國民眾，抵抗強寇，一個重要的手段就是要弘揚民族文化，振奮民族精神。

　　很多學者通過自己的學術研究，宣傳中華民族優秀的文化傳統。傅斯年撰寫的《中華民族是整個的》是針對日本人策動的華北自治所表達的對中華民族完整統一的堅定信心，“我們中華民族，說一種話，寫一種字，據同一的文化，行同一倫理，儼然是一個家族。也有憑附在這個民族上的少數民族，但我們中華民族自古有一種美德，便是無歧視小民族的偏見，而有四海一家之風度�！睆埦齽暌苍凇吨腥A新民族性之養成》中指出：“看不起自己歷史的，不是好民族�？偟孟扔凶宰鹦暮妥孕判�，然后可以立國�！�

　　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很多學者著眼于中華民族的長遠興盛與發展，撰著至今影響深遠的作品，如馮友蘭先生的《貞元六書》，錢穆先生的《國史大綱》等等，這種以弘揚傳統文化精神為宗旨的學術研究可以看作是文化精神的抗戰。正如賀麟先生在《文化與人生》序言中所說：“八年的抗戰時期，是中華民族歷史上最偉大最神圣的時代，在這期間，不惟高度發揚了民族的優點，而且也孕育了復興的種子；不單是承先，而且也是啟后；不單是革舊，而且也是徙新；不單是抵抗外侮，也復啟發了內蘊的潛力�！�

　　戰亂之中，保護我國的文化資源、文化遺產不被損毀也成為知識分子義不容辭的使命。如以鄭振鐸為首的“文獻保存同志會”收集和搶購了大批因戰亂而流失的珍貴文獻。故宮的文物、各地方博物館的文物、圖書館的古籍都是學者傾力保護的對象。中國學者或以組織或以個人的力量，竭力保護中華文物古籍的隱藏和及時轉移。面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瘋狂入侵，在國家生死存亡的緊急關頭，抵御外侮、救亡圖存成為中國學者必然的選擇。

　　(作者為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編審)

　　《學者的責任》 楊宗元 編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