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家新：詩歌是我們幾乎不能承受的“重”(何晶)

　　“季節在一夜間∕徹底轉變∕你還沒有來得及準備∕風已撲面而來∕風已冷得使人邁不出院子∕你回轉身來，天空∕在風的鼓蕩下∕出奇地發藍∕你一下子就老了∕衰竭，面目全非∕在落葉的打旋中步履艱難∕僅僅一個狂風之夜∕身體里的木桶已是那樣的空……僅僅一個晚上∕一切全變了∕這不僅使你暗自驚心∕把自己穩住，是到了在風中堅持∕或徹底放棄的時候了”(1990.11，北京)

　　這是20多年前王家新寫下的詩歌《轉變》，他以這首“對我個人來說很重要”的詩歌拉開了上海民生現代美術館第26期“詩歌來到美術館”活動的帷幕�！昂苤匾�”的原因，他這樣解釋，“外在的氣候轉變，也在搖撼著內在生命的根基”，“這首詩寫于1990年秋，那時我家住在西單，在凜冽的秋風和落葉中走向長安街。我們經歷的一切，迫使我不得不把季節轉變的經歷變為更內在的生命追問”。

　　出生于湖北丹江口的王家新，童年、少年都在這個長江以北的地方生活著，他記憶中的家鄉冬天往往是冰天雪地，抵達他生命深處的似乎從來就是這樣一種寒冷、粗糲。他認同英國詩人奧頓所說：“寒冷鑄就了一位詩人”，“因為‘家庭出身不好’，在‘文革’時期深感屈辱、壓抑、寒冷的火，至今依然在我的體內燃燒。我愛北方的遼闊、寒冷、質樸、粗糲，北方幫助我喚起了生命中那些內在的東西�！�

　　《轉變》這首詩更重要的意義在于，自此王家新開啟了詩歌創作新的階段�！吧鲜兰o80年代是我的練習期、成長期，對我當然重要。但我自己更看重之后的寫作。那時我們不僅被推向了一個命運的臨界點，更重要的，是在寫作中開始真正發出了屬于自己的聲音�！边@種聲音是他呈現的獨異的詩歌風格：以沉重的筆調見證時代的變遷、傷痛，富有歷史感和命運感，正如評論家程光煒所說，“越是有命運的擠迫，他生命中便越能煥發出耀眼的光芒，他的詩，也越能趨向于一種沉實和厚重”。

　　“發出屬于自己的聲音”對王家新而言，很大程度上也源于“來自過去而又始終就在眼前”的精神亡靈對他的寫作產生的激勵。他翻譯保羅·策蘭、茨維塔耶娃的詩歌，同時也創作屬于自己的詩作，將他們作為一種有力的載體，讓自省和批判的意識在此過程中生發。與此同時，王家新從他們的經歷和精神中尋找共鳴�！皯阎鴥刃牡膽鹄�，我徹夜讀索爾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島》、讀帕斯捷爾納克的《日瓦戈醫生》�！币驗檫@種相遇，王家新寫下了《帕斯捷爾納克》一詩，其中“終于能按照自己的內心寫作了/卻不能按一個人的內心生活”一句日后成為了他的名句。他認為，這是一種生命的迸發：“在這樣的迸發中，我們與我們的命運迎面相遇了，我想，這對一個寫作者才是最重要的，茨維塔耶娃就曾這樣說 ‘技巧是專家的事，我的職業是生活’�！�

　　1992年，王家新去往倫敦，在那里生活了兩年�！霸趥惗氐膬赡�，是孤獨、黑暗、艱難的兩年，但對我的一生又是極其重要、值得珍惜的兩年，個人的體驗進入人類最本質的命運中�！边@從他2014年寫下《倫敦之憶》中可見一斑：“閣樓上的一間臥室，/(墻上是梵高的烏鴉和麥地)/樓下東頭的廚房里，安靜的餐桌/和一道通向花園的門，/樓梯上，即使無人的時候/也會響起咚咚的腳步聲/———那是二十二年前的東倫敦，/你三十五歲。/同樓合住的人們都回家過圣誕了，/留下你獨自與幽靈相會。/你徹夜讀著普拉斯的死亡傳記，/你流淚寫著家書……/然后，然后，一個蒙霜的清晨，/當整個冰川一起涌上窗外的花園，/你第一次聽到了巴赫的圣詠�！卑秃帐菍ν跫遗d影響最深也最持久的人，《平均律鋼琴曲集》 他聽了不下千百遍，偉大的音樂讓他在艱難無助中“尋找到生命內部更高的力量”。

　　在倫敦的兩年，劇烈、深刻的文化沖撞讓王家新感覺自己被排斥在社會的邊緣。然而這正是他生命的張力所在，“從小我就感到與環境格格不入，就‘不合群’，我不想屈服于這種環境，這種不屈服賦予我的生命以張力”。他以寫作來平衡這種文化沖撞，“我要通過寫作 ‘成為自己’，也想給這種文化帶來陌生的東西，沖擊它甚至提升它�！边@段歐洲經歷讓王家新的自省意識不斷提升，他詩歌內在的節奏也更從容�！皻W洲的體驗，使我更沉靜了。我的寫作，當然包含了與時代對話，甚至與時代爭辯的一面，但這都是出自內在的反應�！�

　　王家新的詩歌在內容上表現出來的，是對于日常生活的書寫回歸。在這類詩里他表達了對“經驗的具體性”的關注。所謂“經驗的具體性”的關注，是和語言的精確聯系在一起的�！安咛m的詩是既精確又神秘的，或者說既神秘又精確。我幾年前在山東薛家島寫了一首 《牡蠣》，詩一開始寫海邊餐桌上留下的 ‘幾只碩大的、未掰開的牡蠣’，回來的路上寫到 ‘夜晚的濤聲聽起來更重了’，這關涉到感受的具體性和精確性，最后兩句是‘我們的車繞行在／黑暗的松林間’，這就有點 ‘神秘’了”。他說，想由“經驗的具體性”入手，“最后道出存在本身的無言———讓沉默本身對我們講話”。

　　幾年前，王家新受邀去哥特蘭島朗誦詩歌，這里是他心中藝術圣徒、蘇聯導演安德烈·塔科夫斯基拍攝最后一部電影《犧牲》的所在地。電影中有一個細節：小孩子用水澆海邊的一棵枯樹，到了電影結束，這棵樹奇跡般地復活了，每一片樹葉在風中閃亮，巴赫的音樂響起。當時王家新就寫了 《塔科夫斯基的樹》，但總覺得缺少什么，終于在親身站在哥特蘭島的土地上時，他知道這首詩缺了什么———“一棵孤單的樹/連它的影子也會背棄它//除非有一個孩子每天提著一桶/比他本身還要重的水來”，他加上了“比他本身還要重的水”。因為這契合了他對詩歌的某種隱喻：每天提著一桶比我們自身還要重的水去澆灌那棵詩歌之樹�！霸姼�，正是我們幾乎不能承受的‘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