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戰場之共赴國難》：小說敘事如何超越史實(傅逸塵)

　　李駿虎長篇小說《中國戰場之共赴國難》：小說敘事如何超越史實

　　□傅逸塵

　　21世紀初年的抗戰敘事整體上并未達到令人滿意的水準，不僅離經典和偉大的文學標高相距甚遠，部分作家作品甚至在消費欲望的驅動下滑入了歷史虛無主義的歧途。　　

　　歷史的真實性成就了《中國戰場之共赴國難》最為重要的文本特色，李駿虎正面強攻抗戰歷史的寫作倫理在當下的文化與文學語境中亦頗顯珍貴。然而對長篇小說文體而言，小說的虛構性本質與歷史的真實性規限在文本中的抵牾亦是顯而易見的。

　　進入21世紀，表現抗日戰爭歷史的長篇小說、影視劇突然火爆起來，一度竟呈漫漶之勢。長達8年的浴血奮戰早已凝結成為中國人民難以磨滅的民族記 憶，抗戰歷史始終被作家視為可供挖掘與探索的題材富礦，每個時代的敘寫都因觀念視角及創作者的不同呈現出新的面貌與意義。然而，21世紀初年的抗戰敘事整 體上并未達到令人滿意的水準，不僅離經典和偉大的文學標高相距甚遠，部分作家作品甚至在消費欲望的驅動下滑入了歷史虛無主義的歧途。歷史真實感的先在缺 失，大大降低了閱讀的可靠性，而娛樂化、庸俗化、類型化的敘事策略則進一步導致那些令人啼笑皆非的、甚至完全置戰爭基本法則與常識于不顧的傳奇故事的泛 濫。被不斷窄化、虛化、弱化的抗戰歷史逐漸淪為類型化敘事的平臺和傳奇性故事的背景，進而喪失了文學的本體價值和歷史的認知意義。

　　在我有限的閱讀里，《中國戰場之共赴國難》是近年來較為少見的對抗戰歷史進行正面強攻和正史講述的長篇小說。山西作家李駿虎窮數年之功挖掘出了 “紅軍東征山西進行抗戰”這段闕如已久的歷史，小說具有了文學與歷史的雙重價值與意義。史家的獨特眼光與作家的文學想象在此聚合，一場政治與軍事渾然一體 的大較量，便以頗為波譎云詭且驚心動魄的宏闊面貌生動地呈現在讀者面前�！拔靼彩伦儭痹�20世紀中國歷史中的顯要地位當然是因其直接導致國共兩黨的再次合 作，結束10年內戰，促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少帥張學良喪失東北，以及“不抵抗將軍”的罪名也因此而有所洗刷。但“西安事變”卻不是一個孤立事件， 我們更多知道的是它作為“后果”導致1936年底成為中國現代歷史的一個里程碑式的拐點；而“西安事變”發生的“前因”不知何故卻被湮沒，連史家都鮮有提 及，就更不要說正面的文學性描述。這段歷史的復雜性并不是幾個中國政治與軍事集團間的斗爭與對抗，它還有著更為廣闊的世界背景——即二戰前的國際政治與軍 事博弈，即便是同一個政治與軍事集團，其內部間的矛盾與沖突也相當的激烈。李駿虎占有了大量的史料是不言而喻的，而梳理這些史料，從中發現并概括出歷史發 生的真實或真相卻并不如我們想象的那樣簡單。重點描寫紅軍東征不僅具有倫理的意義。1936年初的中國是一盤相對靜止的大棋，隨后皆因紅軍東征而活泛起 來，以至于后來的波瀾壯闊與風云激蕩。我們看到了毛澤東作為一代偉人的文韜武略，當然還有他的戰略性思想，即便是一代名將彭德懷、林彪亦相形見絀。他們更 多的思考還是局限于軍事，而毛澤東的思考就不僅僅是軍事，更多的思考是在政治層面，而且他的視野之廣闊不是一般的軍事將領所能企及的。

　　毛澤東力主紅軍東征并非不清楚其本身的危險性，既要渡過由閻錫山十萬守兵構筑的黃河天險，上岸后又有重兵圍追堵截；一旦失敗，回路有被張學良的 東北軍及楊虎城的西北軍斷掉之虞，那將是萬劫不復。但毛澤東更清楚，如果不盡快促成全國的抗日統一戰線，中華民族的危亡即在旦夕之間�！靶值荇]于墻，外御 其侮”，這就是毛澤東的胸懷與過人之處。此外，東征山西還有一個不便明言的戰略思想，就是可解紅軍自身之危。如果沒有抗戰，蔣介石、閻錫山等對紅軍和中共 的圍剿是第一要義，紅軍主力雖然歷盡艱辛險阻到達陜北，但如毛澤東所言，陜北不但地域狹小，而且極其貧困，紅軍在此難以發展壯大，時刻都面臨著被蔣介石剿 滅的危險。中國國民黨在評價“西安事變”時道出了此中玄機：“西安事變”使得國民政府停止剿共、聯共抗日，導致政府的抗日準備被迫中斷，全面抗戰提前爆 發；另一方面使紅軍起死回生，獲得喘息機會，釀成抗戰勝利后的戰略形勢的反轉。李駿虎成功塑造了毛澤東的文學形象，讓我們領略了偉人的機敏與睿智、幽默與 淡定，尤其是善于捕捉轉瞬即逝的戰機，在閻、蔣的圍追堵截中勝似閑庭信步。小說對蔣介石、宋子文、閻錫山等人物著墨雖不多，但形象還是較為鮮明的，尤其是 對閻錫山的形象塑造顯得生動活泛且頗具地域文化的特色。

　　歷史的真實性成就了《中國戰場之共赴國難》最為重要的文本特色，李駿虎正面強攻抗戰歷史的寫作倫理在當下的文化與文學語境中亦頗顯珍貴。然而對 長篇小說文體而言，小說的虛構性本質與歷史的真實性規限在文本中的抵牾亦是顯而易見的。用虛構的小說去表呈真實的歷史常常會令作家處于兩難的尷尬境地，他 的想象力在面對大量的史料的時候很難不發生動搖。當作家無法擺脫史料的糾纏時，他的寫作的自由度就很可能會打折扣，這對小說敘事來說無疑是需要警惕并勉力 跳脫的。李駿虎的寫作顯然面臨并承受著這方面的困擾，作家占有大量有價值、有意義的珍貴史料，很難割舍。正因為占有并使用了大量的真實史料，使得《中國戰 場之共赴國難》雖為小說，紀實味道卻很濃重，尤其是對部隊番號不厭其煩的使用、對參戰部隊描述的一絲不茍，更進一步增加了作品的紀實性。問題在于，這種紀 實性與史料感對作家的想象與小說虛構空間的擠壓，使得作品中部分人物形象扁平化。在紅軍和共產黨集團內部，毛澤東著墨最多，性格與形象也寫得最好。與之相 比，其他人物的描寫則相對較弱，比如對彭德懷、林彪的描寫便顯得不足，人物的性格與才干沒有得到應有的體現�！吨袊鴳饒鲋�共赴國難》的時間跨度很短，紅軍 東征山西僅兩個半月，但空間極大，事件所及的重要人物亦眾多。我不知道作家是否受制于篇幅的限制，人物描寫與性格刻畫在相當程度讓位于繁復的事件及戰斗敘 述，從長篇小說文體的總體豐富性考量，這一點當是較大的缺憾。

　　我由此想到了《保衛延安》和《紅日》，這兩部小說也都選取了解放戰爭時期的一個著名戰役，人物、事件都是真實的，但它們都沒有受史實的束縛。作 家充分發揮了小說的虛構性本質，展開文學性想象，不但真實地還原了那兩場著名戰役，還成功地塑造出諸多人物形象。我還聯想閱讀姚雪垠的《李自成》時的感 受，那不是在讀歷史，純粹是在看小說。人物形象與心理、細節與環境等文學性元素充盈在小說的所有空間，歷史的進展似乎不再重要，重要的是人物的成長，命運 的跌宕以至于生命的毀滅。姚雪垠并非不重視史料，恰恰相反，他在史料的搜集與研究上是下了大氣力的，他甚至親自考察了李自成率起義軍與明、清官軍征戰的主 要戰場。但作者以“深入歷史與跳出歷史”的原則，成功地刻畫了李自成、崇楨皇帝等一系列人物形象，使小說的文學性遠遠高于歷史真實本身。以純粹的文學標準 觀之，抗戰歷史對當下的作家而言，已經構成了某種難以言說的焦慮甚或是一道不易穿透的“隔膜”。沒有強大的思想能力、沒有痛切的生命經驗、沒有真摯的情感 融入，沒有扎實的生活積累，沒有充分的知識儲備，便很難走進歷史的深處和細部，更難呈現歷史的繁復與厚重。

　　以當下的眼光穿越時代的迷霧，重建虛構敘事與戰爭歷史的關系既是重要的，也是艱難的。不可否認的是，在虛構敘事中增強紀實性的確是還原歷史真實 的一種簡單直接且有力有效的手段。然而文學就是文學，畢竟不可與歷史畫等號。不要說《史記》，連《二十四史》在多大程度上記錄或曰復現了歷史的真相都頗值 得懷疑，何況一部以虛構為文體特性的長篇小說？小說家首先應當沉入歷史現場，最終又必須以文學性和想象力超越歷史語法的束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