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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息時代的文學史教學(傅書華 周明全)

    http://www.rjjlock.com 2015年09月28日11:35 來源:文學報 傅書華 周明全
     傅書華
      傅書華 周明全  周明全

      2015年5月14日,由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主辦的“信息時代的文學教育暨《中國現當代文學史綜合教程》座談會”在北京中國現代文學館舉行,山東大學溫儒敏教授為 《中國現當代文學史綜合教程》的再版發來了賀詞,北京師范大學劉勇教授,中國人民大學程光煒教授,《人民日報》文藝部副主任劉瓊,魯迅文學院常務副院長李一鳴,魯迅文學院副院長邱華棟,中國現代文學館館長助理李洱,魯迅文學院第26屆中青年評論高級研討班在各個高等院校的全體學員出席了這次座談會。

      周明全:拿到這套《中國現當代文學史綜合教程》,覺得有些驚訝,它完全不是我印象中的大學教材的樣子。一般教材都是編寫者以自己的講述向學生傳授該學科的知識,而你們這套教材,編寫者“站出來”講述的篇幅占了很小的比例。每節7個部分,只有第一個部分“內容提要”是編寫者的講述,占篇幅最大的是“評論摘要”部分,篇幅數倍于前者。給人的感覺是,作者隱身了。請問你們是什么時候、為何會想到以這樣的方式來編這套教材的?

      傅書華:那大概是在2006年左右,當時我已經在教學一線工作多年,對如何在教學中培養學生有很多的切身體會。具體到中國現當代文學史教學來說,體會最深的有這么幾點:

      第一,現在用作教材的中國現當代文學史,學術專著的屬性更強,教材的屬性較弱。在我看來,教材要針對特定的教學對象,設置特定的教學內容、教學目的、方式、方法,要符合教學范式的變革,最終落實于對學生的培養效果等等。學術專著型的教材,容易形成教師灌輸式、演講式、照本宣科式的教學。

      第二,學術專著可以用著者的某種深刻理念統領對文學史的理解,但在教學中,卻不宜如此,F在的學術專著型教材,在教學中容易形成觀念移植式的教學,在教學中把教材的觀念預設為對文學史正確的理解,導致學生不是從作品實際出發去理解作品,而是用一種先行預設的觀念去進入作品。這對新一代學生的培養是不利的。

      第三,現在的中國現當代文學史教學,主要還是受西方范型的影響,對中國傳統的人文教學范式相對忽視。西方的文學史教學范型,總想在“史”的發展中,找出一個能夠體現本質性、規律性的理念來作統領,是以“概論”來作文學史的“本體”。而中國傳統的人文教學,卻是選一些在歷史中,經反復淘洗過的經典文本,再加上其后歷代文人對這些文本所作的注與疏,或者對這些文本所作的經典性的闡釋,來作為學習者學習的對象,是以“文本”作為文學史的“本體”。這樣,學習者接受的觀點,不是對經典文本當下的既定的結論,而是一個對經典文本不斷加深理解而且是給予豐富的“生成”的過程。我們這個教材,之所以把很大的篇幅,給了“評論摘要”部分,而又嚴格考核學生對經典性作品的閱讀數量,就是想學習中國這種傳統的人文教學范式。

      當然,這種設置與我們更多地強調培養學生能力的教學理念,與我們對課堂教學范式與考核方式的改革的努力是非常吻合的,但如果展開談,那可說的就太多了。

      周明全:7個部分中,有“精讀作品”、“泛讀作品”的推薦,有文學研究成果的“摘要”和“索引”,這4個部分都“鏈接”著書外的文本,使得整本教材像是一個“超文本”(html),或者說像是互聯網上的一個平臺。正好關于這套書的座談會的主題是“信息時代的文學史教學”,那么,是否這套書的編寫是為了適應互聯網的時代?

      傅書華:你概括得真好,我們這個教材就是一個“超文本”,也希望適應今天這樣一個互聯網時代。在今天這樣一個互聯網時代,但凡是一個大學,學生都可以在網上比較輕易地搜集到各種各樣的知識,包括過去教師在課堂中要告訴學生的各種具體的知識。我們編寫的這本教材,有點像一個學術向導,告訴學生這些學術的“門”“窗”在哪兒,引導學生有目的地自己進去看一看,然后在課堂中,檢查、交流、深化一下學生看后的觀感。譬如我們剛才提到的“評論摘要”部分,其作用有三:一是作為淘汰過程,以此構成對入選“評論”的“經典性”、“史”性的肯定;二是以此把歷年來對某一文學現象、某一個作品最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的“門”“窗”介紹給學生;三是因此而培養學生不是習慣于“一尊”,而是“對話”的思維習慣,這樣的一種思維習慣,對于培養一代人在處理人與人之間的“主體間性”關系時,也是必要的。這種編選,其實難度挺大,體現了編選者的學術眼光、“史性”眼光,但也因此構成教材之所以成為教材的意義。我們覺得,在互聯網時代,學生獲取信息的便利,會極大改變原有的教學范式,我們應該正視這一問題。

      周明全:這套教材強調鼓勵和引導學生多讀作品,不知當前中文系學生閱讀作品的狀況如何?

      傅書華:很不樂觀。學生往往沒有看過作品,只是用學術專著型教材中對作品的既定理解來代替自己對作品的判斷,有時是通過作品梗概或者影像來了解長篇作品的內容。由此結果就是,學生用既定結論對作品的理解看似深刻,但審美感知能力很弱。我常常很悲哀地看到,學生在剛剛進入中文系時,還是有較好的文學才情的,但在四年的教學規訓下,這些鮮活的才情消失了,滔滔不絕復述的是他人對文學作品的理解。往深里說,“個人”在各種各樣的“整體”規訓下消失了,這對人才的培養未必是個好事,F在,各個高校都在強調學生對作品的實際閱讀,包括童慶炳老師的《文學概論》教材,也更多地不是告訴學生既定的文學觀念,而是強調學生對歷史上各種文論原典的閱讀。我覺得,學界對此的重視是非常及時的,現在的關鍵,是如何在教學中通過有效的手段來落實這一點。我們這本教材重視學生閱讀作品、閱讀學術文獻的努力也是這樣。

      周明全:文學史既是教授文學,也是教授文學的歷史,或許會有一個文學本位還是歷史本位的問題。如果強調以文學為本位的話,則像楊朔散文也許就不必單列一節來寫; 如果強調以歷史為本位的話,則以楊朔散文在當時的影響,作重點的分析和研究似也合理。請問您如何理解“文學”與“史”的關系問題?

      傅書華:確實,有些作品,在作品出現的特定時代,影響極大,但文學性并不強;有些作品,在最初出現時,影響不大,但事后其文學價值卻越來越受到人們重視。就拿我們教材中的“十七年文學”來作個例子,陳思和所說的“潛在寫作”在當時影響不大,但卻有較高的文學價值及呈現當時精神生態豐富性的價值,而例如《艷陽天》《歐陽海之歌》當時影響挺大,但文學性很弱。而且,這里還有一個怎樣理解文學性標準的問題。我的理解是,但凡在一個歷史時段產生時代性影響的作品,總是比較典型地體現了那一個時代的精神形態價值形態,因此,都有給其予以研究的“經典性”意義。這倒還不是如?滤f:重要的不是研究故事講的什么,而是故事是如何被講述的。就好像現在的許多學者,側重研究“十七年文學”作品是如何被生產出來的,這當然是非常重要的,但在我看來,故事講的什么,也仍然是特別值得給予研究的。即如您所舉的楊朔散文,其作品作者,是一個時代的精神標幟,其精神特征,也貫穿于當時的小說、詩歌、戲劇乃至當時的人生教育之中。在今天這樣一個價值動蕩的時代,許多人會從不同角度重新回首“十七年”,那么,楊朔入選,就是有其理由的了。只是在“十七年文學”中,“同質化”現象非常嚴重,所以,所選作家作品不需要多。

      周明全:當代文學部分,1976年之前那一段冠以“工農兵文學”的題目,受到一些專家的質疑。包括1976年到1980年代末這一段被名之為“新啟蒙文學”可能也不一定能獲得一致認同。為什么沒有采用比較通行的“十七年文學”,或者單純時間概念的“八十年代”這類不容易產生爭議的提法?

      傅書華:我們也知道這樣的一種命名,吃力不討好,很容易不被認可。我們的想法是,對一個文學時代,如果有一個標志性的命名,對于學生記住、理解那個文學時代的特質,可能會有所幫助。譬如我們將“十七年文學”命名為“工農兵文學”,是因為自延安時代形成的“工農兵文學”是“十七年文學”中居于主流位置的文學,其它處于支脈、邊緣的作家作品,如路翎、宗璞、汪曾祺等等,我們是將其作為“工農兵文學”的“反題”列入“工農兵文學”的。關鍵不在于命名的準確與否,關鍵在于,是用單純時間概念,還是用某種標志性來劃分文學史的時段。其實,即使表面看是單純的時間概念,其實也有著對某種文學性特質的理解潛藏其中。

      周明全:北京師范大學劉勇教授談到,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在教學改革中,打破了原來課程體系的設置,四學期的中國古代文學史課程被拿掉,代之以“中國古代文學作品原典精讀”,中國現代文學史課程由兩學期改為一學期,原來一學期的當代文學史課程則不復存在。西北師范大學教授張曉琴也談到,她所在學校的當代文學史課程已減掉了18個學時。這是否表明文學史課程在大學中文系里遭遇到某種危機?

      傅書華:我是非常贊同北師大這一教學改革的。在我看來,這也是今天這樣一個價值動蕩而重新建構價值體系的時代在文學教學中的必然反映,那就是,不再信任原有文學史中的價值譜系,通過直接“回到事物本身”“直觀事物本質”。取消現有的文學史課程,不是不要文學史課程,“原典精讀”一定不是靜態的封閉的對某一作品的解讀,而是在文學長河中對作品的解讀,所以,它是另外一種形態的文學史課程。如果你說這是文學史課程在大學中文系遭遇到某種危機,我覺得,表述為原有文學史中的價值譜系或者原有的建構文學史的價值理念在大學中文系遭遇危機,更為準確。

      周明全:就我所知,您在區域文學與十七年文學領域,都有著相當的研究成果,現在又主編再版了這樣一套實用性很強的教材,您怎么看待高校教師的科研與教學的關系?

      傅書華:重科研輕教學,是中國所有高校都存在的弊端,其中原因甚多。結合這本教材,我想說的是,就教學本身來說,它拿不出足以證明自己學術水準的依據來,也是被人所輕視的一個重要原因。教學改革,似乎僅僅是教學方法的改革,而不是對學術能力的考量。我們這本教材,其中的一個想法,是想提高教學中的學術水準,并成為考量一個教師學術水平的尺度。譬如,教材中的“評論摘要”部分,要求教師對所講授的文學現象文學作品的主要研究成果的切實把握,并以此指導學生搜集閱讀相關文獻資料,在與學生的對話式教學中,培養學生對作品的審美能力與研究能力。這些,沒有相當的學術積累與學術水準,是無法完成的。

      我一直覺得,我們民族在治學上,重經院,輕原創、輕應用。我們編寫這部教材,屬于應用范疇,又在應用中注重培養學生的創造性,反抗經院對學生的規訓,因此,我非常感謝您能給我這樣一個表述我們教材編寫理念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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